标题开启通往主流文学史之门

　　遭遇张爱玲，是在二十年前读本科的时候。在一个选本中，看到了她的《沉香屑——第二炉香》。故事的新颖和叙述的缜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她的名字却没有记住。八十年代初，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重逢张爱玲。夏志清为她立了专章，论述的篇幅超过了鲁迅的部分。这使我很震惊，同时也疑心是因为她的反共立场适应了铁幕时期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久，柯灵先生在《读书》上发表了《遥寄张爱玲》一文，这使我对她的经历和创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收获》重刊了她的《倾城之恋》，我不能不为她的才情所折服。张爱玲被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出来，一下红遍了中国，从旧作重印到出版文集与传记，乃至于仿效者风起，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人们为她颠倒迷狂，却又找不到置喙之处，不少评论都显得如隔靴搔痒，隔膜而不得要领。直到孟悦和戴镜华合著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浮出历史地表》出版，才有了比较贴切的评价。其中关于张爱玲设有专章，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和多种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出她主要文本的思想精华。这无疑是重大的学术开拓，但仍然是从边缘到边缘的言说，张爱玲还是置于主流文学史之外。
　　读过张爱玲的多数作品之后，特别是《传奇》和《流言》之后，惊叹的不仅仅是她的才华，还有她独特的视角、思想的深度和表达方式的简约。她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之子，西化的母亲与姑姑为她提供了人生的楷模。而政治上被去势却又顽固地坚守旧文化的遗老家庭，又使她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危机。处于这种新与旧的家庭矛盾之中，她得以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的焦虑。她笔下的那些“不彻底”的人物，都是这种冲突造就的典型性格。她是旧文化的反叛者，同时又极其迷恋中国固有的文化与艺术，这使她对文化的衰落有着敏锐的洞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我们的文明不论是毁灭还是升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138页)她以为大众写作为宗旨，自称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以之与传统的士大夫文人区别出来。当精英知识分子在热切地呼唤现代文明的时候，她已经洞察到了中产阶级的荒凉，注视着在现代社会中生命与文明的疏离，因而成为现代文明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她无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与父权制的文化有过激烈的对抗——从囚禁中逃离父亲的家。她拒绝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女性角色，在少年时代就痛恨一个有才华的女人结婚。她看到旧戏剧中宣扬的都是忠、孝、节、义的故事，讲的都是男人的道理，因而把“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比喻为一尾冰冻在冰箱里的鱼。但是她同时又认为神是妇人性的，“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衍”。(《谈古人》，《流言》，同上，71页)因此推崇奥尼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她的人生观显然是悲观的，痛切地感受了整个时代在破坏中。预言在未来的时代里，个人主义是很难生存的，只有像蹦蹦戏花旦那样的女人，才能夷然地生存下去。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应验了她的预感，她简直就是一个女先知。读她的书感觉不到时间的距离，人物换上当代人的衣服，故事就是当代的。
　　要把张爱玲说清楚，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当我读到邵迎建君所著《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的时候，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邵君有意忽略了张爱玲的多数作品，只抓住她艺术上的精华《传奇》和《流言》两部著作进行研究。这种选择显示了作者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成功地逃离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张爱玲的一生都在逃亡，从父亲的家逃到母亲的家，从上海逃往香港，又因为战争而重回上海，再从上海逃到香港，一直到逃到美国。她前半生的逃亡都是为了生存，即是肉体的生存，也是精神的生存。后半生她过着隐居的生活，前卫的评者会以为这是一种行为艺术。但在我看来，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她的隐居也是一种逃离，一种无奈的避世。逃离各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钳制，回避传媒的商业炒作。邵君肯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将目光凝聚在最真实自然的早期张爱玲身上。并且将文本的研究与影响的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把张爱玲和张爱玲现象提到了一个文化史的高度，能够高屋建瓴地发掘出其中深刻的历史意义，阐释出气象恢弘的思想内容。
　　在文学史上，张爱玲始终是一个异数。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没有人将之纳入正史。这自然有她的历史原因。她活跃的四十年代，正是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救亡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她所表现的主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五四”精神的延续，譬如，《金锁记》与《倾城之恋》都揭露了旧式大家庭的罪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就很有点不合时宜，她的同时代人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她过时。加上她华丽的文风，显然不能见容于普罗文学的美学理想。一直到七十年代，她的作品还被人称之为“美丽而苍凉”的“罂粟花”(唐文标语，见邵著，217页)。她又没有巴金那样对于传统文化绝决的彻底反叛姿态，“……正是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这又与“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彻底重估发生抵牾，不能为激进的知识精英所接受。这就难怪她在晚年写作《“五四”轶事》，其中充满了反讽与无奈。当多数国人沉醉在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梦想中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质疑现代文明，解构它的价值体系……凡此种种，都使执著于一种价值标准的史家，拿她没有办法。正如柯灵先生所言：“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都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见《遥寄张爱玲》)。
　　邵君著作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她为张爱玲开启了一扇通往主流文学史之门。在第七章《“超人”与“地母”——张爱玲文学的系谱》中，她把《金锁记》中强行被指任为“疯女人”的曹七巧和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加以比较，由此得出张爱玲模仿鲁迅的结论。《狂人日记》的白话部分是从月亮开始写起，张爱玲的《金锁记》也是从月亮开始写起。两者都以上溯的方式，而且上溯的时间都是三十年。结尾部分也可以看出模仿的痕迹，邵君认为“与鲁迅文本(救救孩子)‘……’的结尾相对应，《金锁记》的结尾是‘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然而前者意味着未来的时间，属于开放性直线结构，而后者则与开头相呼应，制造了一个循环框架，又返回起始的状态，与前者的方向相反”(邵著，172页)。循着邵君的思路，我认为两部作品结尾时间形式的不同，不仅仅是艺术手法的问题，也反映了两位作者不同的人生观。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至少在他写作《狂人日记》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期望于未来的时间。而张爱玲对人生的态度是悲观的，所以选择了循环的框架。我们距张爱玲写作《金锁记》的时间，又过了将近两个三十年，不用费神细找，在我们的周遭，曹七巧和长安这样的女人也比比皆是。三十年前的故事确实还没有完，完不了！
　　邵君对两部作品的细节，也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狂人”和“疯女人”，共同的症候“呕吐”，两个人都具有对“真”的价值追求。由此得出结论：“《金锁记》是借《狂人日记》的主题和框架重写的女性文本。从‘疯子’到‘疯女人’，从‘真的人’到‘真的爱’的转换，是张爱玲文本与鲁迅文本的细微差异……”(邵著，123页)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邵君又令人信服地比较了两个文本的差异，并因此而发现了张爱玲的原创性。她认为“疯子”与“疯女人”的病症有着本质的差异，这首先是月亮的双重象征意义——按照西方的解释象征着疯狂，而中文的语源则表示清澈明亮；同时也象征着看月亮人的双重性——疯狂与觉醒。反复出现在《狂人日记》中的月亮，意味着在“常人”看来狂人是疯狂，针对着庸众来说则意味着清醒。在《金锁记》中，月亮虽然也出现过多次，但“疯女人”曹七巧是从来不看的。她的“疯狂”是单纯的疯狂，而且至死不悟。被月亮所照亮、或者看月亮的人是被七巧所支配、所困扰、所逼迫的她周围的年轻一代女性。此外，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没有涉及狂人发疯的具体原因，只有一连串诗的意象，和从历史书的缝隙里读出来的意义，一起归结到“吃人”的总体象征，来控诉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金锁记》则以曹七巧的身体为中心，详细地描写了在家这个狭小的空间中，具体的夫妻、妯娌、兄弟、婆媳、母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凸现出七巧体内原欲的反复爆发和压抑，直至精神分裂的过程和决定性的瞬间，以及与既是女儿又是敌人的长安之间的养育与歼除的纠葛图案”(邵著，174页)。
　　邵君进一步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在成长过程中心灵史上所遭遇的诅咒——屈辱。在鲁迅是家道中落，身为长子却无法承担传统家庭中被期待的角色，他将少年时代的屈辱感扩大到备受外敌侵扰的中华民族的灾难。张爱玲则是因为亲近了母亲这一无法赎的原罪而受到父亲的囚禁，逃出家这个骨肉之间相互残杀的疯狂世界。“由于将个人的特殊境遇与传统家庭女性的普遍境遇相联系，从而使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世界向着女性整体遥远且普遍的地平线扩展开来。”(邵著，178页)在这种相近的个人体验中，邵君又比较了两位作家自我定位的差异。“《狂人日记》是传统中国的知识精英，为西欧的‘现代’所唤醒，在‘道’这个古老的矛上涂上‘进化论’的新色，用它去攻击‘家族制度’，启蒙大众，以图使封建中国向‘现代国家’进化的文本。……实际上仍可以说是言改造国家之‘志’的诗/政治的文本。”(邵著，185页)张爱玲本身即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儿，《金锁记》的舞台是大都市的上海，与《狂人日记》的舞台——浙江的乡村小镇，不仅有着时空的差距，而且有着文化性质的不同，两种天壤之别的文学土壤决定了两位作家不同的认同对象。邵君援引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论述了上海的特点：都市新阶级的兴起，大量的底层劳动者中占多数的女性，教育的普及、商业机构对多种职业的需要导致了知识的多元化以及与传统的“士”完全不同的新型知识者的应运而生，现代出版业的昌盛与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历史上初次出现了靠稿费生活的文人群体。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张爱玲立下了卖文为生的志向，成为新型知识者的一员。她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中，写作是为了起码的生存。她把自己定位为市民之一，因此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传统文人的差异：“从前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见《童言无忌》，《流言》，同上，80-90页)并且，她由此确立了自我认同的女性立场。邵君精辟地指出：“现代文明产儿的张爱玲的视线总是注视着文明的基础结构，审视自己与文明的创造者——男性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她抓住了中国现代人物的致命之处。”(邵著，191页)她逃离家的同时，也逃离了阶级，获得了话语主体的女性身份，并表现了一直被掩盖在阶级范畴之下的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女性的存在。
　　在《梦魇中的母亲》一节中，邵君分析出《狂人日记》中的盲点：男女的差异，女性·母亲的内在差异，同时又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推进了一步，在关于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的探讨中，通过两个梦的分析，指出“在‘公’与‘私’，话语与身体，羞辱与欢喜的二律背反的狭缝里苦苦挣扎的鲁迅，将被压抑了的‘我’凝聚在女人·母亲的形象表现出来”。(邵著，196页)鲁迅的梦魇中，展示了新的母性的复活。而法西斯的入侵导致的“现代乌托邦”国家神话的破碎，则使中华民国的时间消失在“虚空”的荒野之中，而土地、种族、女性裸露出来。邵君在这样周详地分析了时代的文学风土之后，指出“张爱玲追溯自己人生之‘轮’的足迹，从母亲缺席的‘虚空’，向‘人类’的‘荒野’扩展，探求家庭关系、血缘关系、男女关系裂缝的根源。她让‘女人’来往于上海与香港、文明与虚空、真与假之间，从而更明确、更真实地刻画出现存于男女之间的根源的差异”。由此得出结论：“《金锁记》是继承《狂人日记》的血脉，融合着从‘虚空’和‘梦魇’中活过来的女性的血书写的文本。”邵君毫不含糊地断言，《金锁记》是《狂人日记》的姐妹篇。张爱玲采用鲁迅解读《资治通鉴》字缝的方法，深入到《狂人日记》的缝隙，填补了他女性·母亲的盲点，“将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在家族制度的机制和矢量中，阶级、性别、时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成加害者，权力的交替是如何完成的。”(邵著，197页)并且指出张爱玲将真实的身体，写入鲁迅“真”这一抽象的哲学思索。她揭示的爱的“真”与“假”的命题，是关系到保证和威胁种·人类延续的核心问题。这就把张爱玲的文学纳入了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之中。而她对中国“爱情荒”的感叹，表现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炸裂的主题”的努力，与鲁迅为争得“人”的价值而战斗，又是一脉相承的。这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主潮，也具有明显的渊源联系。除此之外，我认为张爱玲跨文化的写作视角，关涉到整个人类的问题，使人联想起萧红著名的文学主张：“作家要向着人类的愚昧。”作为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的文学主题无疑是超越种族的。邵君进一步比较了鲁迅与张爱玲的异同，一个是“超人”，一个是“人”；一个是启蒙者，一个是“普通市民”；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一个关注国家·人类，一个则关注每个人毛孔里肉眼看不见的权力重压之下的主体“爱”的追求。而又都对再生之母满怀着崇敬。鲁迅作《长妈妈与山海经》，祈祷的神祇是“黑暗而仁慈的地母”；而《补天》在“古代神话”的空间中，融入自我完成的文学理想。张爱玲则明显地将自己的文学归属于“妇人性”——“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见《谈女人》，《流言》，同上，72页)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鲁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想，在张爱玲则是超越了阶级、种族、性别之后的广大慈悲。邵君由此顺理成章的论断：“就这样，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并肩，成为现代台湾女性文学之母。”(邵著，200页)
　　邵君对张爱玲影响的研究，则使这扇艰难开启的门之外，呈现出纷至沓来的风景。如果说要将张爱玲纳入主流文学史，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量的话，而对她的影响的考察则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个不争的事实。邵君做了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她的贡献不限于张爱玲的研究领域，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传奇文学流言人生》，邵迎建著，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