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取得成功，最后官至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干。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亲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道：“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人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摄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荩也。”(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陈宝箴给郭篙焘看病诊脉之事，《郭嵩焘日记》中多有记载。郭嵩焘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医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学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因为中医的特点是推己及人，致力于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上的一致性。
　　义宁之学的另一传统是兴教重才，即尽可能兴办教育、重视人才的造就。陈琢如为了见识“天下奇士”，走遍淮、徐、齐、豫等地，最后还去了京师，结果非常失望。他慨叹说：“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当时曾、左、胡诸胜流尚未命世，仕宦猥委，人才凋落，陈公之叹，实发时代之音。他的经世之志与经世之学，促使他率先办起了地方教育，创办“义宁书院”，授子弟以实学，以期明体达用。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一以贯之。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书院，针对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沈中丞即沈宝桢，当时任江西巡抚。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创办“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他亲自撰写学规，特别强调“读书总期明体达用”的为学目标。规定：“诸生诵书经史而外，或旁及诗文、天文、算学，各从所好，期于不荒正课而止。至盐、漕，地舆、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牧、船、炮，尤用世之士所宜急讲。所置诸项书籍，宜以次恣览。”(《河北精舍学规》)陈宝箴的长项，一是治河、二是缉盗、三是办学。抚湘时设立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三立人在湖南，不仅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同时关切江西书院的建立。更不消说陈寅恪与大学及研究院的关系。陈宝箴办学，始终不忘添置图籍，这让我想起一九二五年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职务，头一个条件就是研究院要购买充分的图书。义宁之办学兴教的传统，真可谓渊源有自了。
　　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还特别重视学问的实践精神。太平天国起来后，他在义宁操办团练，右铭也参与其事。陈宝箴中举，琢如仍谆谆告诫不要忘了学问。病危之时，还在抄录李二曲的《答人问学书》，并写“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两句话交给宝箴(《陈府君墓碑铭》)。郭嵩焘在《陈府君墓碑铭》中写道：“生世而为贤，必有先焉。惟其运量周天下而学术之披其身，足以有传。闷其光以嬗之其子，施事而长延。”已注意到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及陈宝箴对此一家族为学传统的承继。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学与王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吾未见留心义宁之学之时贤已给予注意。实则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其于宝箴、其于三立、其于寅恪的影响，均昭然有绪。如果撇开蹈人空疏的晚明末流不谈，则王学是非常有力量的学问。述往圣而不泥、言心性而不空是王学的特点。其力量之源泉来自学问与人格的独立。知行合一、独立自适是王学的旨归。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陈宝箴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与名公巨卿相互往还，从无攀附之嫌。光绪九年(一八八三)任河北道时，他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王临刑而大呼冤枉，经刑部复查，予以平反。除陈宝箴之外，原该案会审的官员均受到或降或调的处分。后来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奏请陈宝箴不应放过，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陈宝箴非常气愤，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竭忠补缺，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于是上书抗辩，自我澄清。但派下来查核此案的阎敬铭首鼠两端，不加可否。右铭先生怒而离开官位，自我放浪于山水之间。
　　这次蒙冤，恰值右铭五十一岁的盛年，七年之后复职，已经五十九岁了。其所作《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之五：“五里浓云九里山，难消氛梫有无间。鸣嗷鹿铤同栖莽，狗盗鸡鸣已脱关。笑我蹉跎成白发，愧人谣诼说红颜。漫嗟骐骥间秋草，款段犹随伏马班。”颇能显示右铭此时的心境。失去了官职，却保全了名节，历练了人格。但长期赋闲，眼看鸡鸣狗盗之徒都得到升迁，难免生颓唐之感。但右铭尊人琢如公临终时写给他的箴铭：“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他不会忘记。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当时在天津任粮台的右铭先生，闻讯后痛哭失声，说：“这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听说代表清廷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回国后还要在天津留任总督，陈宝箴说：“他早晨回来，我晚上就挂冠而去！”并说：“勋旧大巨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猬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从而拒不与李鸿章见面。诚如识者所言，甲午之败是不该战而战之败，因此尤堪哀痛。而早在一八六○年会试留京师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饮于酒肆，遥见火光，不觉捶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义宁之学的得其大体、风骨凛然而又独立不倚的精神。郭嵩焘概括陈宝箴为人治事的特点：“其自视经营天下，蓄之方寸而发于事业，以曲当于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送陈右铭廉访序》)自是知者之评。
　　义宁之学的独立性，还表现在论学论治不搀杂党派成见。陈三立说：“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这些，对后来的史学家陈寅恪流品与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盖因党派之见，无非私见，而豪杰志士、学者之怀，在存乎公心。我们看右铭、散原、寅恪，何时因个体之私而与人与事？陈宝箴在湖北按察使任上，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不相得，但对陈宝箴都格外倚重。遇有处理事情失当之处，他据理力争，使有芥蒂的双方均感信服(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有一次因襄阳知县的任用，张、谭发生分歧，张提出朱某，谭主张用张某，使得职掌按察使和布政使两司的陈宝箴左右为难，便挂出两张告示牌，出个洋相给大家看。武昌知府李有棻提醒这样做不好，右铭说：“总督与抚台眼里没有两司，我要让他们知道两司也不可以任意侮辱。”后来撤消了张之洞的提名。按清朝的官制，藩台(两司)是省衙专管人事的部门，右铭的抗争有维护责权的意思，有益于建立正常的吏治秩序。
　　陈宝箴的古诗文修养也很高。他的奏章与书信，格高义古，论事剀切，文气充贯而富有生命。刘成澜对他的《疏广议》一文的评语是：“识解高出流辈，文格逼近欧曾。”(参见《一门四杰》，江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与修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合编，一九九四年印行)郭嵩焘看过右铭的奏、议、书、牍、序、传等各种文章三十余篇，总的评价是：“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议事理曲折，心平气爽，虑之周而见之深远，又足见其所学之邃也。”(参见《一门四杰》)晚年的曾国藩读了右铭的一册文稿，评为：“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之风。”(《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九册，岳麓书社一九九四年版)可谓一语中的。曾公点明右铭文宗陈、叶，亦可见其为学之渊源所自。至其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我看到的有三十首左右，一派大家气象，意态从容、不可一世，似有汉魏余绪。如《吴城舟中寄酬李芋仙》第二首：
　　相逢冠剑走风尘，十载论交老更亲。
　　诗有仙心宜不死，天生风骨合长贫。
　　本来温饱非吾辈，未必浮沉累此身。
　　官职声名聊复尔，秋风容易长鱼莼。
又如《入都过章门》两绝句：
　　妙墨重劳品藻工，涛声万壑隐苍龙。
　　良材偃蹇天应惜，肯作寻常衅爨桐。
　　岁寒不改真吾友，拔地干宵傍碧空。
　　旧雨不来庭宇静，虬龙日夜起秋风。
都是大气象、大手笔之作。另有五言古风《蝇》，三十四句，描摹群蝇成阵、染鼎逐臭的各种形态，并提出灭蝇的方法，期望能够安枕酣眠，最后以“乃知天壤间，实繁蝇与蠹”为结，颇似一篇寓言。诚如范肯堂在《陈宝箴墓志铭》中所说：“公于诗文果不多为，为则精辟有法。”这从他的诗学主张中也可以看出来，其《书塾侄诗卷》写道：
　　诗言志，志超流俗，诗不求佳，然志高矣。又当俯仰古今，读书尚友，涵养性情，有悠然自得之致。绵渺悱恻，不能自已，然后感于物而有言，言之又足以感人也。后世饰监盘，类多无本之言。故曰雕虫篆刻，壮夫莫为。然即以诗论，亦必浸淫坟籍，含英咀华，以相输贯。探源汉魏，涉猎唐宋人，于作者骨骼神韵，具有心得，然后执笔为之，不见陋于大雅之林矣。今侄且无肆力于诗，且先肆力于学。以侄之聪明才能，摆脱一切流俗之见，高著眼孔，开拓心胸，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人自待，毋自菲薄，毋或怠荒，他日德业事功，皆当卓有成就。以此发为诗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涌矣。况不必以词章小道，与专门名家者争优劣耶。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闻侄渐留意于书画笔墨之间，而未知问学，故书此以广所志，勉旃勉旃。
这一篇诗论可以见出，高古尚实而又要以学问为基底，是右铭先生的诗文主张，同时也是他本人词章的特点。而“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人自待”的规谏，与乃父陈琢如关于为学为人须“抗心古贤者，追而摄之”的知行观，如出一辙。
　　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奥的一把钥匙。“学宗张朱”，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噤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标之以“学宗张朱”，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王学)而不失其正。试想，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我认为右铭之学，其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也是意近王学。谜底出来了：散原在《先府君行状》中之所述，再一次印证义宁之学和王学确实是渊源相承的关系。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
　　不过我在这里还想揭出另一个更加有趣的谜底，即陈三立在学术思想上是否也有一定的旨归？换句话说，他是不是也秉承家风倾向于王学？万没有想到，这个谜底是散原自己为我们揭开的，他在《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中写道：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旧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公虽少戆，染迫切厚我之纯诚逸事类此者不能忘。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
这应该是铁证了。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派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而且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毛氏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终始数十年如一日”的好友，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铭，可以说明陈三立的学术思想的取向。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散原与乃父乃祖一样，也倾向于王学。可是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可得到反证。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陈宝箴和陈三立，特别是陈三立以后的思想经历是否有过“叛道”或“叛道”的嫌疑，这是后话，以后在专论陈三立的文章里会涉及到。
　　明白了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我们就不会奇怪陈氏父子何以能够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以及为造就日后的大史学家提供了怎样合适的家族传世之学的思想土壤。陈寅恪毕生提倡、生死以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与乃曾祖、乃祖、乃父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