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寒凝大地发春华

　　“文革”后期，我从“牛棚”出来后用补发的工资作路费，到各地去参观，借以“荡涤”身上的晦气，使长久被压抑、束缚的身心舒展开来。旅途中，冒着濛濛细雨登泰山，路滑，坡陡，行客绝迹，山涧的奔泉轰鸣，更突显了四周的寂静。不觉走到“升仙坊”脚下，刹那间雨停云散，一派耀眼的阳光，因云层围裹不曾看见的陡峭山峰就壁立在眼前，仰视不皇顶上的巍峨殿阁背衬湛蓝的天空，是那样的清晰、鲜明、美丽，我的心被这一壮美的景观所震撼，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和幸福，体会到什么叫崇高庄严，什么叫高山仰止。
　　几年前，我偶读了《顾准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心情和雨登泰山时颇为类似。
　　一九六○年寒冬，我曾回河南老家探亲，对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生的人间悲剧有所耳闻，心里自然十分痛苦，但在那“雾塞苍天”“百花凋零”的年代，我限于认识水平，加以“明哲保身”的怯懦，没有也不敢站出来“为民”“鼓与呼”，只坐在北大研究生书斋里，背背白居易的《悯农诗》或写一点隐晦曲折的苍白诗句，略表对人民的同情，聊以求得心灵的自慰。
　　而顾准，恰在这段时间里，在河南农村以戴罪之身劳改，遭受着人格上的侮辱，超强度的劳动苦役。他原本是一位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新社会的建设流血奋斗、建立过卓著功勋的领导者，仅因为坚持正确主张，不肯放弃原则人云亦云，便被人罗织罪名，打入“另类”。照理说，他已降到“谷底”，动辄便会“罪加一等”，连生存都朝不保夕，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人民的苦难，他对以彭德怀、张闻天、陈云等党内优秀代表的正确主张竭诚拥护，对反科学、反人民的极左政策的推行者充满憎恶，在他心里，正确与谬误、崇高与卑劣泾渭分明。他的日记，以独特的角度，冷峻的风格，记录下共和国的这段痛史，是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献。读了顾准的书就更加明白什么叫“言不及私”，什么叫“一切为人民”，“一切为真理”。顾准作为一个真诚忘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志士的形象就像巍巍高山耸立在我们面前，耸立在中华大地之上。
　　近读沪上作家高建国的新作《顾准全传》(以下简称《全传》)，得以进一步认识顾准，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高建国为撰写《全传》，不惮辛劳，南北奔波，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走访了凡能见到的相关人士，实地考察了顾准几十年艰苦岁月的故地。十年辛苦不同寻常，他终于写出了活的顾准。我随着作者的生动记述，追随顾准走过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顾准贡献出了他的全部力量，显示了高度的才能和智慧，但就在他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为国为民日夜操劳之时，噩运降临，他成了建国后政治运动的第一批牺牲品，在其后连绵不绝的历次运动中他都在劫难逃，直至一九七四年含冤辞世。
　　顾准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孤芳自赏的学问家，不是尼采式的蔑视庸众的“超人”，他和人民同甘共苦，置身于群众之中，置身于生活的深处，他考察的范围虽说是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希腊罗马，年代久远的城邦和骑士庄园，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革命成功后如何真正实现革命的理想，使人民摆脱贫困和痛苦，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过上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可以说，他的所思、所行，无不围绕着现实人生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人生旅途中的主要驿站：
　　一九五二年他是上海财政部门领导人，因至今也不知是何许人也的“某上级”对他“有看法”，便在“三反”运动中把他当作“思想老虎”“揪出”，撤职查办。
　　一九五三年他调至建工部管财会，因被怀疑同“高饶集团”有牵连几乎再次“翻车”，虽查无其事，却仍被下放洛阳。本来，一切顺利，政绩卓然，又因工作中某一失误，他代下级承担责任，受到警告处分离开岗位。一连串的意外打击使他产生困惑，便主动申请去学习。一九五五年进入杨献珍领导的中央党校。党校内优越的读书环境，宽松民主的气氛，使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潜心研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眼界大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被揭露，他开始反思共产主义运动，考虑中国的整个经济和制度问题。联系历年来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际，他在《日记》中提出，对毛主席的不真实、不应有的“神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现象”(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高著《全传》)。他对“二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大胆探索，感到思想和真理具有“神奇魅力”，使他“为之折倒”。他提出，“反对意见与创造性思想活动之间有某种联系”。鉴于苏联的现实，他提出，“以文明的方式在中国实现文明”。
　　同年，经陈毅、胡乔木、张劲夫等人的帮助，他调入他的老朋友孙冶方领导的学部经济所，从此如鱼得水，勇闯禁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而被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但是，“顾准的经济思想被人们理解，足足等待了三十年”。
　　同年，顾准调至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中苏联合考察黑龙江流域过程中，因抵制苏方的大国沙文主义，维护我国民族利益，被人诬告为“反苏”，于次年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整人老手康生说：“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被开除党籍，送往河北农村劳改。顾准认为他从此开始读另一本“大书”——中国社会。
　　一九五九年被遣送到河南信阳劳改，经历了《日记》中记述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反右倾、大饥荒、大灾难，即《全传》中描述的“美丽的乌托邦与可怕的大饥荒，宏伟的政治口号与残暴的手段……古怪的结合”。
　　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他曾对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新精神，使他“万分鼓舞”，决心从理论的高度，逐段总结解放后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年应孙冶方邀请他重返经济所。
　　一九六三年国内政局逆转，全国形成对孙冶方、顾准的批判态势，顾准当众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一九六四年，针对全国反修防修浪潮，顾准在发言稿中提出，“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同年十月，康生、陈伯达选定北大、经济所为全国两大“四清”试点，孙冶方被定为全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顾准被称为“孙冶方招降纳叛弄来的反革命理论家”，“张闻天、孙冶方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
　　一九六五年顾准被“监护”，遭严刑逼供，但他不仅坚持真理，保护张、孙等同志，还要写财政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文章。“身陷囹圄，被人把刀搁在脖子上”，还“念念不忘学术研究”。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而且改为“极右”，再次被送往农村劳改。这时，他认识到，“仅靠经济改革绝不能彻底解决。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考虑问题，包括制度改革和文化重建”。
　　不久，“文革”爆发，他表示：“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文革”中间顾准因“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每日往返于图书馆和学部之间，在“蜗居”中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提出疑问：“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曾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一九七四年底，顾准因癌症病逝，年仅五十九岁。
　　一九八○年，中央为顾准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对他公认的评价是，“从未见过兼具如此罕见的深刻彻底、才华横溢和人格力量”。
　　顾准遭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猛烈、残酷，但他没有被打垮，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思想上击退对他的诬陷、迫害，思想不断地深入、升华，产生三次在精神上、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最终达到了辉煌的高度，成就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
　　我沿着这位革命圣哲的思想轨迹，攀登他通过痛苦的思考、艰苦的学术研究所达到的理论高峰，这对我不啻一个艰苦而又幸运的学习过程，心灵净化的过程。
　　阅读中我随着作者的思绪一次次地翻腾起情感的波涛，许多段落，尤其是顾准逝世前那段生活的描述，疾病缠身、命若游丝、爱妻自尽、子女绝情、老母近在咫尺却无缘一见，仿佛人世间的一切灾难全都降临到他的头上，命运的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要把这位孤军奋斗的战士彻底吞噬，我不禁上问苍天，他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是什么人凭借荒唐的逻辑、邪恶的力量把这样一位共和国的功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卓越的学者打入“地狱”，使他陷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绝境。
　　《全传》作者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公开地、堂而皇之以革命的名义制造出的这场悲剧，字里行间流露出痛苦和义愤，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革命义愤的层面上，他深刻地揭示了产生顾准悲剧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比不少人物传记更有人文历史底蕴和理性认识深度。
　　在谈到顾准的学术成就时，不少论者都强调了顾准的才智。毫无疑问，综观顾准平生，他从“天才少年”到伟大思想家的一生，处处闪跃着过人的才华，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但我认为，在顾准身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品格，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中第一位的是人格遗产，其次才是理论遗产。面对挫折、打击，顾准无所畏惧，这种品格源自他对人民革命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的“无畏”源于“无私”，诚如林则徐所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全传》在充分肯定顾准才华的同时，更着力地揭示是时代造就了顾准。顾准因思想而获罪，随之而来的苦难又促成他进一步的思考，每一次打击都促使他在认识上、理论上提高一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是艰难玉成了他，使他成了真理的卫士，人民的代言人。高温烈火淬沥了他思想的锋芒，他的眼界日益开阔，认识愈加深邃，任何金碧辉煌的偶像，任何不可一世的权威，都不能使他“望而却步”，他为人民的利益，民族的振兴，人类的未来，为了让真理战胜邪恶，就像当年的鲁迅先生那样，高举起理性批判的投枪，霆击飚举，凌厉无前，这才是真正的人，有独立人格、创造思维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赤子。
　　《全传》的作者准确把握住了顾准和时代的血肉关系，所以作者不是把时代背景作为舞台布景式的衬托，而是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写得脉络分明、生动丰满、多姿多彩。把《全传》作为一部当代史来读，亦当之无愧。
　　“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读到这本书是幸运的。
　　(《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二○○○年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