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成者王侯（之三）

　　共产主义者可以用高效、无情的训戒加以管束。李光耀欣赏这一品质。但是，在自治政府的早期岁月里，究竟有多少李的政治竞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毫无疑问，有些确属共产分子。而林信雄(译音)，当时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则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很多当地中文大学的激进分子们都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者，但却未必就是共产党战线的一部分。何况李的主要竞争者，前市长王永光(译音)，其实是一个温和派，他对李构成的主要威胁就是他在选民中的巨大威望。可是，李光耀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担任总理的那一刻，就始终摆出一副新加坡正受到共产阴谋全面侵扰的架式。他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敌人”，“赤色分子”，“共产党人”，还说，要不是他立场坚定，这些人早就“收拾”他了。他向英国人，也向马来西亚政府明白地表示出，只有他自己，李光耀本人，才是处于良好秩序和暴力革命之间的惟一的力量。他收拾竞争对手的方式既毫不留情又工于心计。
　　其策略乃是双向进攻：马来西亚当时的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是一个个性友善的贵族，喜爱美女和快马，李使他相信，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新加坡发生的惟一途径，只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联邦，并以李为新加坡的首脑。就在与拉赫曼进入秘密谈判之际，他却又警告自己党内的左派同僚，一个泛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很可能会镇压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恰是李所暗中希冀的：他们反对李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提案，并因此造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分裂。
　　这时，李主持了一次关于合并的公民投票，公投内容所提供的选择，不外是在与马来西亚合并时，应该取对新加坡较佳的条件还是较差的条件。各家报纸都得到了通知；这位当初鼓吹强劲的自由媒体的急先锋，此时警告，任何有损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的言论报道都会“直接作为颠覆考虑”。投票是强制性的，空白票一律计为同意合并，同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是所有的空白票都会被追查并受到惩戒。人民投票赞成了政府的合并计划。一百三十三个曾经反对合并的活动家、新闻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自然是按部就班地被投入了监狱，有的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以后还在监禁中，尽管那时这个合并已经破产，新加坡也已经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
　　人民行动党中的左派分子发觉他们无法再忍受李，下决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党，即由林信雄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自治的新加坡此时仍然是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阵线比起李的人民行动党来，有多得多的民众支持。这就成了李必须把他们解决掉的时机。于是，他提出重新举行大选。只不过，这是一次布置得相当单一的大选。因为李此时已发展出他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早在一九六○年，他已经告诫新加坡的政治家们，“所有这些关于民主权利，关于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关于自由与人权的言论，面对一个以地下斗争夺取政权的严酷现实时，只可能困扰有教养的英语世界(the English－educated world)。”有教养的英语世界(原文这里的八个字有着重号——译者注)！这也就是说，李自己的世界。而他政治上的主要对手都是有教养的汉语世界的政治家，享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这样的事实将如何适应于亚洲人并不认真需要民主的说法呢？李光耀以相当的技巧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在自传中所描述的全部都是他自己巨细无遗、周到备至的竞选活动，从乡村到学校到城镇的中心广场，马不停蹄了好几个月。据他自己说，他都快成了“大众政治明星了”。而且，当社会主义阵线的支持者对他挑衅时，他有本事将群众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使他们成为被审视者。他这样回忆道：
　　嘲弄和呼喊停止了，集会场合成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在他们的威胁面前善于应变、坚定不移，即使那些威胁很粗暴；这样我就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形象和立场，因为我表现出充分的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回头。
　　李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的细节显示的则是他如何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阵线党参加竞争的任何可能性。与李光耀本人周游四乡游说竞选的活动相反，官方规定的竞选期只有九天，其中还包括好几天的官方节庆安排。曾遭到过羁押的人被强行阻拦，无法进入登记处注册为候选人。公共场合的集会许可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反对党的印刷设备被封锁，悬挂标语的许可申请被官僚程序拖得遥遥无期，搅得一团糟。七个左派工会被解除注册，有三个工会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最后，终于实施了一个用以结束长痛的致命打击——“冷库行动”。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凌晨，三百七十名新加坡警员和一百三十三名马来西亚警方人员突然袭击了一百六十九名经过筛选的“亲共人士”。其中一百一十五名在当天夜里即遭拘捕。行动的借口是在文莱发生的一场未遂起义，文莱那时还是婆罗州(今加里曼丹)北部各州的马来苏丹管辖区之一，要到一九八四年才会获得独立。借口新加坡面临类似起义的危险，李使拉赫曼和英国人同时相信，拘捕所有的亲共分子是必要的。在其自传中，李声称这个主意是拉赫曼提出的，他自己不过是个态度勉强的合作者。这并不符合李的批评者对于该事件的回忆。李和拉赫曼的时间恐怕多半都花在确认最后投监的名单上了。只有当时的英国代办，塞尔科克爵士(Lord Selkirk)，曾力图区分政治威胁与安全威胁之间的不同。无论如何，这次行动成功了：李的人民行动党在那次大选中获得了五十一个席位中的三十七席。
　　林信雄的命运相当凄惨。在昌义(译音，Changhi)监狱度过的四年，穿插着长期的小号单独监禁，使他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他哀求李释放自己，同意在放弃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悔过书上签字，并保证好好生活，今后概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李坚持要有一个电视直播的忏悔。林氏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在牢里度过了另外的三年，等到终于被释放时，他已完全崩溃了。这大约就算是为对手留面子的那些亚洲价值了吧。
　　李光耀从他的左派敌对者那里学到了哪些特别的东西呢？他的自传在这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李从联盟那里得到的启发，与他访问梵蒂冈时的观感融合在了一起。漫步在圣彼得广场，他“快意”而不无惊讶地发现教皇坐在敞篷轿子里，正由瑞士卫兵抬着从广场经过。站在附近的修女们“欣喜得几乎要晕倒了”。接着，就是那无从模仿的李光耀文体：
　　有了和共产党人一起集会游行的经历后，我总是本能地注意到带头的啦啦队。果然，在我所立之处的上方，合唱队的男孩子们正站在廊柱顶端的半圆形唱台上。早在共产党人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就已经长期以这种方式动员群众。教廷必定有很多秘诀，方能长存将近两千年。我还记得曾经读到，一个新教皇是由一百个红衣主教选出来的，而这些红衣主教本人又都是由此前的教皇任命的。这一记忆对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提供了重要帮助。
　　你也许以为，这样的观感只可能是出于黑色幽默。可惜，李从未以其幽默感而著称过。李说：“从罗马回来不久，我就正式提出，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应当采取选举教皇的那种制度。……我们终于完成了那些必要的变更。”
　　他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行动党的组成是准列宁主义式的等级制，普通成员与干部不同，而且干部身份保密。与共产党国家的情况类似，执政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李和他的高级干部们组成了一个人民协会，囊括了所有那些与一般“公民社会”有关的组织结构：义务性社会团体，体育运动俱乐部，音乐及戏剧联合会，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有社会福利部指派的全职书记进行监督。李光耀说得妙：“我们要给人民一些正面的事情去做，同时使他们保持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
　　于是，新加坡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严格组织在人民行动党的庇护下。对那些自由派，或是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当作新加坡的敌人，作为共产党阴谋的组成部分，并进而当作对民族存亡的威胁。在一封写给澳大利亚政府的信里，李明确地表示：“您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同事，只要我们还掌握着政权，我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保证新加坡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所有可能的共产党威胁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府仍然以阴谋颠覆为借口进行拘捕。一九八七年访问新加坡时，我曾见到几位受到这种指控的都市独立活动者，他们都曾因图谋将新加坡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而入狱。这包括一群令人愉快的年轻律师，若干天主教的社区活动人员，还有一位女性，曾为一个小剧团写作讽刺小品的脚本。从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曾参与过共产党人的活动。
　　在共产党阴谋之外，只剩有一个小小的难题必须解决，然后，李光耀才可能相信其疆域已经处于完全控制下。怎样才能在一个新形成的马来西亚内部运作呢？一九六三年九月实现的合并给他带来了新的敌人，必须及时处理。华裔人口在新加坡是大多数，可是到了马来西亚就成了少数了。合并时的协议之一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必须由马来人担任，必须是所谓“bumiputra”即土地之子的带头人。
　　马来西亚的华裔少数力图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他们把自己的票投给“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而马来人则由“马来亚民族统一组织(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又称巫统)”为代表，这个组织一直到今天都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李在一九六三年间的野心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马来西亚下属邦的首脑。他倒是盼望着有一天能统治整个马来西亚呢。因此，他坚持自己是新加坡的总理，而且使他的人民行动党成为马来西亚惟一一个不以族裔共同体为号召的政党。人民行动党对所有人开放，华人，马来人，甚至印度人。他对付马华公会和巫统时，把他们都说成是危险的“宗派主义”，即在政治上以族裔来划分山头宗派。在乡村，为了不让精明的城镇华人占了上风，马来媒体各栏目里歇斯底里的恐华症文章，吉隆坡马来政治家们刺耳的声明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李所提倡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即一个高于族群利益并且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国家——既合情又合理。毕竟，李也曾批评过新加坡的华人沙文主义；他将其看作共产党阵营的表现之一。没人确切知道李在种族问题上的真实想法。他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他同时浸染了华人的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偏见。他这样回忆自己在剑桥第一次见到非洲人时所受的震动：“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样奇怪的体臭，跟我们在新加坡见过的各种族裔完全不同。那天晚上我觉都没有睡好。”而在出访纯白种的地区时，例如澳大利亚这样在六十年代仍然奉行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国家，李却发表演说，大谈东南亚人的缺乏纪律性，并质疑马来人自称为当地土著的权利，以之与“精力旺盛”的华裔或印度裔移民作对比。当然，他至少是对自己的看法坦诚而言，不过在那些已经对他有所怀疑的马来政治家听来，这些言论只能是火上加油。话说回来，要是李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些怀疑，那他也就不是我们这位李光耀了。
　　李抓住每一个马来恐华症的事例，将其攻击为对马来西亚的致命威胁。受人爱戴的拉赫曼在他那里变得既虚弱又迟钝。用当时内务部长伊斯梅尔博士(Dr.Ismail)的话说，人民行动党“就是这么个党，一边大叫‘着火啦！着火啦！’，一边还在纵火”。一方面因为马来人的煽动，一方面因为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谩骂和诽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李光耀不间断的挑拨，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一九六四年两度发生极为恶劣的种族暴乱。暴乱使一些人丧生，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李与吉隆坡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
　　李再次摹仿他的敌人，就在他声言反对族裔宗派主义的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族裔宗派主义鼓吹者。
　　我们刚刚从共产主义的热锅里跳出来，就落入了马来宗派主义者的烈火。我们不得不设法在任何华人敢于抵制马来统治的地方，以种族暴乱，以华人的被杀戮被残害，来抵制这个恫吓性体制。我们认识到，一种有效的自卫方式在于把联邦内所有城镇的反对派都组织到一个系统里，这样，一个主要城市发生的暴乱就会引起其他城镇类似的暴乱，直到警察和军队根本无法应付，而所有的邪恶都被释放出来。
　　难怪那个马来西亚联邦的婚姻最后只落得个离异。一九六五年夏天，拉赫曼在伦敦治疗带状疱疹。据他说，病痛越严重，他对李光耀就越感愤怒，在他看来，正是这个李光耀，把马来西亚族裔和宗教方面的微妙平衡整个给破坏了。李自己则意识到，在新加坡当皇上比起做一个马来西亚属下的领班，恐怕是个更好的选择。这样，拉赫曼和李于一九六五年八月签署了分离协议。双方都表示很难过，李表现得令人瞠目。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在讲话中间失去控制，哭起来了。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公开的情感表露，这以后也不会有第二次。他说，这是出于他因未能建立一个超越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而感到的深刻失望。别人则毋宁相信这些眼泪乃是愤怒的爆发，因为李将永远不可能统治比这个城市国家再稍大一些的任何地方。马来西亚现在的统治者马哈蒂尔总理，在关于亚洲价值，关于由种族特性继承而来的本质等问题上，与李光耀有很多共同的信念。马哈蒂尔相信马来人的本性造成了他们的落后，而这一信念强化了他的部落式政治。例如，他把对马来人的优待政策制度化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最卖力的亚洲价值鼓吹者——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在他们个人之间竟无法互相容忍。
　　在某种意义上，李光耀使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同时也作为国际大公司享受低税率及其他各种便利条件，新加坡在他手下变得富足。新加坡的公务员享有高薪，相对来说不存在贪污受贿现象。也许这是由政府控制新加坡生活中所有方面所带来的好处。对基础建设的特别重视——像那个豪华的飞机场，还有那没准被窃听但肯定畅通的电话——同样有助于国际贸易。人民住得好，吃得饱，受着高等教育。不过，他们真的能思考吗？这正是马布巴尼先生在他的书里提出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能获准独立地自己思考，也就是说，像真正的公民那样，可以公开地进行批判性思考。这里不妨引用恩瑞特(D.J.En-right)的文章，一九六○年时，他是马来西亚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曾经和李光耀的政府发生矛盾。至今我仍以为这是关于新加坡状况的最真实的证词之一：
　　从其孕育之初，或者不如说，从其开始运用权力之日起直至今日，人民行动党始终有着多于其发泄渠道的精力，以及大于其活动空间的冲动。这种情形是在党的领导层产生亢奋的适宜温床，并造成了对外界刺激过度反应的倾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反复形容当地人口“精明干练”(sophisticated)的同时，他们还是要把人民当成调皮捣蛋的低智商儿童来对待。
　　低智商儿童是不能指望他们来为自己思考的，因为他们是不能承担责任的公民。正是这种官方对待自己人民的态度，使得新加坡成为令人极为压抑的地方，尽管那里有舒适的宾馆，高级的餐厅，华丽的商业大厦。人民行动党执政五十年的结果，就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已经惮于思考。称此为“亚洲价值”无异于对所有其他亚洲人民的污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