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
有个汲黯，上辈世代做官，武帝即位时，他已是在皇帝身边供差遣的官，是崇尚黄、老而不喜儒的人。皇帝派他出差。他回来后报告：远处相攻是当地习俗，不必天子派人过问，所以他走了一半路，了解情况后就回来了。近处失火也不是大事，不必忧虑。可是路上看到有一万多家遭灾荒，出现了人吃人，这才是大事。来不及请示，就“持节(节是皇帝给使者的信物)”传旨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现在上缴回“节”，请治罪。皇帝认为他做的对，免罪，派做地方官。他学黄、老，清静，无为，着重选用人才和处理大事，不苛求小节。过一年多，地方大治。于是召回，官列于“九卿”。他不拘礼，当面指责人，对皇帝也一样，“犯主之颜色”。东方朔也“直谏”，但“观上(皇帝)颜色”，所以不得罪。皇帝招纳儒者，又说“吾欲”这样、那样。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尧)虞(舜)之治乎。”这等于说皇帝学儒做不到或者是假的。于是“上怒，变色而罢朝”。真生气了，可是并没有降罪。后来还说，古时有“社稷之臣(能保天下安定的大臣)”，像汲黯这样也就差不多了。皇帝对别的大臣不讲礼貌，对汲黯是不戴帽子不见，来不及戴就躲进帷中，叫人去传旨照准。汲黯说儒是“怀诈饰智”讨好“人主”，说讲法的“刀笔吏”是“深文巧诋”陷害人。皇帝不喜欢他，终于罢了官。几年以后又用他做地方官。他想留在朝廷，说自己有病、不能办地方上事务。皇帝说，那地方难治理，你可以“卧而治之”。过十年，他死在任上。到后代，他的名字成为直言敢谏的大臣的代号。唐朝杜甫有诗句：“今日朝廷须汲黯。”其实，有汲黯而没有汉武帝，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同时又有个公孙弘，年过四十才学《春秋》杂说，算是儒生。汉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时，他已经六十岁，被征为博士。派他到匈奴去当使者。他回来报告不合皇帝的心意，被认为无能。他便辞职回家了。过一些年，又一次招贤良文学。地方上又举他。他不肯再去。地方上的人很坚决。他勉强去应考对策。题目很大，问天文、地理、人事，如何达到上古时的“至治”。他的答卷开头就说，后来不如上古是因为“末世”“其上不正，遇民不信”，随后说了一条条治道。对策的有一百多人，评卷的将他列为下等。可是皇帝一看考卷，提拔做第一名，当面见他“容貌甚丽”，又“拜为博士”。他上奏说，周公治天下一年变，三年化，五年定。皇帝问他自认为才能比周公谁贤。他说，不敢比，但是一年变，他觉得还是慢。朝廷会议时，他只讲个起头，“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他早年做过狱吏，所以熟悉“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很快升官。和汲黯一同见皇帝时，他总是让汲黯先说意见，自己随后讲(不用说是已经看出了皇帝的脸色)，常得到听从。大官商量好共同提意见，到皇帝面前以后，他顺着皇帝意思就背约反了原来的提议。汲黯当面质问他，本来是共同的建议，他现在背约，“不忠(不守信)”。皇帝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因为他说的意思是，他只对皇帝一人忠，对别人就不必忠。汲黯说：公孙弘“位在三公”，做了高官，“俸禄甚多”，而家里用布被，这是欺诈。皇帝问他，他说：“确是这样。在‘九卿’中跟我最好的是汲黯。今天他当着朝廷问我这话，真是‘中弘之病’，说得很对，这是钓名。不过我听说，管仲在齐国当宰相，很奢侈，齐国称霸。晏婴也当齐国宰相，很俭朴，齐国也强了。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若没有汲黯忠心，陛下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话？”皇帝听了更认为他好。他不但很快当上宰相，而且破例封侯。他做宰相到八十岁逝世。《史记》说他是“外宽内深”，对于得罪他的人，他表面上仍旧和好，以后有机会就报复。杀主父偃，贬董仲舒，都是他的力量。 还有一个张汤，本是小吏出身，一直升官到司法部门(廷尉)。这时皇帝重视“文学(文章、经典的学问)”。他“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就请“博士弟子”一起研究《尚书》、《春秋》。看出犯人是皇帝想要定罪的，他就派严厉的人去审问，是皇帝想要释放的，他就派宽厚的人去审问。他治狱虽严而对待宾客和朋友好，又“依于文学之士”，所以丞相公孙弘屡次称赞他。后来他的下属“三长史”联合告发他泄露朝廷机密，使商人囤积货物从中获利与他分享。于是皇帝派人审问他，他不服。又派他的同事去对他说：“你治人罪，害死多少人了？天子是要你自己处理，你还辩什么？”他便上奏说是“三长史”陷害他，然后自杀。随后查他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证明他是酷吏，但不是贪官，正像清朝末年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里所描写的清官那样。和他同时代的司马迁也是把他写入《酷吏列传》。他死后，家属打算厚葬。但他的母亲不肯，说他是大臣，被人说坏话害死了，还要厚葬干什么？于是薄葬，像穷人一样。这话传到皇帝耳边。皇帝说：“非此母不生此子”，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于是杀了那三个长史，连丞相也自杀了。又用他的儿子张安世做官。这个儿子很能干，官越做越大，封侯，连下一代也做官。以后代代是侯，做高官，直到王莽灭西汉后还保留爵位。到东汉光武帝时，张汤的后代仍做到大官而且另封侯。张家被称为汉朝显赫门第，世家。 以上说了汉武帝的三个大臣，不是筛选出来的，是随机取样得来的，资料也不过出于《史记》、《通鉴》、《汉书》，但由此可以窥探汉武帝怎么主持朝廷中枢机制的运转。至于地方官僚机制和武将的任免，那就比较复杂而且汉武帝时还没有来得及立下传统模式，不能涉及了。 先看这三人怎么做上朝廷大官的，也就是他们的出身、经历。汲黯是世代在朝为官，仿佛贵族或专业传家。张汤是父亲为吏，他也本来是小吏，由大官推荐，凭能力升官的。公孙弘是早年为吏，四十岁以后改学《春秋》为儒，六十岁得到地方官荐举，应召对策当博士，不中皇帝的意而辞官回家，过十年又重复一次，被推举去报考，忽然得到皇帝赏识做上高官。这三人的三条道路恰好是后来两千年一直存在的：家传、提升、特选。这和秦以前主要靠血统、游说、推荐不大一样，到后代已成为模式，留下轨迹了。 再看他们做大官的结果。汲黯不断对皇帝发出不中听的言论，惹得皇帝生气，甚至当时退朝，虽未降罪，最后仍因小罪免官当了几年老百姓。皇帝由于民间私铸伪钱币不好办又想到他，找他来，派他去做地方官。他不去，说是有病，愿意留在朝廷。皇帝大概知道他是想继续对皇帝提意见，就说，地方的事难治理，有病可以“卧而治之”。他做了十年太守，死在任上。他死后，皇帝让他的弟弟、儿子、外甥都做了高官。张汤自杀后子孙代代为官，成为一大家族。公孙弘的儿子做官得罪被免去官爵。到朝廷封功臣后代时才有后人得封“关内侯”。看来三人的结果都还算好，不过只能代表一方面。另一方面，抄家灭族的高官可能更多。汲黯谏过武帝，说他又好求贤，又好杀人才。皇帝笑他是傻瓜，不知道人才是杀不完的。 再看他们的政治思想来源和派别，真实的和标榜的都算。汲黯是学“黄、老”的。这是当时的风气。汉武帝好神仙，求长生，也许就是学黄帝。说他尊儒不过是指定考试用的经典、学说和太学的教本。汉初，书很少，古书多尚未写成定本，只有儒生各派传授自己的经典。他们在齐、鲁的传统没断。鲁儒读古书以外还讲《礼》，靠言传身教(见《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参看《儒林列传》，孔子后代抱礼器找起义的陈胜)。那时习惯把这一类叫做“文、学”，是讲究文章、书本、字句的学问。另有当时习惯叫做“文、法”的，是指修订、解释律令文字和审判、定罪的学问。有这类本领的官吏被叫做“刀笔吏”。张汤学的是这一种，他参加制定律令。不过他也请博士讲《春秋》，利用古义，因为朝廷(皇帝)正在重视“文、学”。公孙弘本来做过狱吏，因罪免职。后来学儒，一再受推荐成为博士，得到皇帝赏识。汲黯极力反对这两人，可见他是依据“黄、老”的政治思想处在对立面。那时的“老”不等于后来所谓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也和宋、元及以后说的不大一样。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末尾引程颐说程颢的话，“千载无真儒”，把汉儒都赶出门外，公孙弘当然不免要算是伪儒了。《论语》里一再说“无为”。例如：“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卫灵公》章)又多次称赞“隐者”、“逸民”(《微子》章中最多)。孔、老在前汉初似乎还是“通家”，到后汉末年，孔融这样说就成为“典故”流传了(见《后汉书·孔融传》)。除《老子》外，现在没有“黄、老”的经典。从汲黯的言行看，不像后来所谓道家，和同时期的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所说的六家学说里的“道德”一家也不很相同(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笼统说，外国哲学不离神学，中国哲学不离政治思想，而中国的政治是很难明白讲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三人的思想还是少说为妙，说也说不清楚，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了了。古代中国不像外国，欧洲、印度和中亚的哲学多与宗教相关，有教会、教派背景，壁垒森严。中国若说有宗教，那就是“皇帝教”，一统天下的教，天下太平的教，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教。这是从朝廷到民间的，渗透各方面的普遍思想信仰。这一思想仿佛是起源于孔子作《春秋》，在实践中创始的是秦始皇，建立并完成的是汉武帝，一直传下来，成为帝国的精神支柱。这是不是“黄、老”的“黄”，“黄帝教”？也就是齐国公羊高传下来的《春秋》大义？难说。 再看这三个人在朝廷中枢里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在汉武帝指挥运转枢轴的机制中的职能。汲黯的特色是在朝廷上公开讲“怪话”，批评大臣甚至皇帝，居然真是“言者无罪”。有一次皇帝生气竟当场退朝也没有给他治罪。起先曾经派他做地方官，他不去。调任中枢，他才就职。后来还是出去做地方官，然后再次入朝廷。到末尾，他被免职居家以后，又派他去做地方官。他说有病，想不到能再见皇帝，愿意留在皇帝身边，明显是仍想继续尽原来的职责，发表不同意见。可是皇帝不让他留下。他治理地方很有成绩，只掌握大权，管大事不管小事，可见他的抱负。皇帝和他一样，大事自己拿主意，不能由他做主，所以只让他说话，不让他决策。这便开创了一个发言提意见而不负责任的职能和官位，就是谏官，也叫“言官”。官名常变。后代称为御史或是“拾遗”、“补阙(缺)”，找遗漏、补缺陷，负责监察官吏，直到对皇帝提意见。历史上真向皇帝进谏的官很少而且往往得罪、惹祸，所以汲黯就成为稀罕的标本了。《史记》作者司马迁和他属于同一时期。《史记》(《汉书》同)里记的他的发言都是在朝廷公开说的，最后一次也是传到皇帝那里发表了的，可以相信为档案材料。他是名副其实的“言官”。张汤是管刑事律法有贡献的。中国的法律是刑法，着重的是前例。清朝的法典是《大清律例》。《红楼梦》中贾探春代管大观园时也必须依照王熙凤定下的先例办事。说“史无前例”，那就等于说可以为所欲为了。公孙弘当宰相好像无所建树，因为他只照皇帝的意志办事，于是成为“言听计从”。仅在外事和边防方面他有一点不同意见，不过头一次碰钉子罢官，以后就不表示意见了。公孙弘当宰相，名为总管，实是遵照皇帝旨意的最高级办事员。这三位参与中枢最高决策的大官的职能，用现代话说，正好是监察、司法、行政。十八世纪法国孟德斯鸠所主张的三权都有了，只是缺少议院的立法权，也管不住帝王的钱口袋，仅仅有议员的发言权。汲黯不过是英国下议院中的“国王(女王)陛下的反对党”的议员。无论执政党或者反对党都属于帝王。反对党是国王(或说是选民)派来监督执政党的，职能是挑政策的毛病，提对立的政见和监察官吏。史书记载的汲黯的发言就是这样。古代中国有没有立法权？当然有，不过只能属于圣人。古圣人是孔子，立的法是《春秋·公羊传》，条文和案例俱全。当今圣人是天子，圣旨就是法律，“言出法随”。《汉书·食货志》里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这里明白说是这两人合作定下了法，礼法、刑法。“知、见”是说，知道、见到犯罪的而不举报就有罪，沮(阻止)以至于诽(谤)命令的都要“穷治”，就是一查到底，一个也不放过。接着说：“其明年”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的大狱的结果是受连累“死者数万人”。由此可见，近代的三权那时虽然具备两个半，但汲黯的小半权起不了多少作用。可是究竟立下了有监察职能的官断断续续一直到清朝。这个职能若是消亡，那个王朝也就离结束不远了。西汉在武帝以后就是例证。这样的中枢机制是历史上其他帝国少有的，也许是从秦、汉起的这个大帝国能够独存两千年的因素之一吧。汉武帝不喜欢汲黯在身边，可是从不降罪、显然是保留一个“言官”，给他发言的权利，但不给他实行他的意见的权力，有宽容之名而无采纳之实，有利无弊。这当然不是说，汉武帝已经能明确分别权利和权力，有了比现在有的人更好的对于权的二重性的超前认识，只是说他有远见，能在最高中枢决策机制里设立监察职能而已。 再从指导思想方面看这三人。用后代说法，公孙弘是儒家，张汤是法家，汲黯是“黄、老”即道家。不过《汉书·食货志》是从经济论到政治的大文章，其中明显是把标榜儒和法的二人：公孙弘和张汤合说的，意思是，汉高祖宣布“父老苦秦苛法”因而只立“约法三章”，从这二人起又有苛法酷刑了。两人本来是吏，利用儒作为门面。可是他们利用的《春秋》是史，怎么又是法呢？其实孟子早已说过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俱见《滕文公》章)。可见他们和孟子同样是把《春秋》作为立法加案例的书。这是西汉的注重经典字句以外的“公羊学”。董仲舒讲“灾异”，夹杂阴阳家，是另一种“公羊学”。公孙弘用以“取(得到)汉相”的“《春秋》大义”主要是尊天子，攘夷狄，“尊王攘夷”，也就是严君臣之分，重内外之别，严办内、外的反、叛。可是王莽以后出了问题。从东汉末年起，可能是由于土地迅速沙漠化、北边和西边的匈奴等民族或向西去，或向内地移民。于是东晋有“五胡十六国”，接下去是南北朝，非汉族统治北方。隋、唐仍民族杂居。五代十国里非汉族不仅称王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朝代，其中还有“儿皇帝”。宋、辽、金、西夏时多国并立，汉族没有统一天下。元、明、清三朝是蒙、汉、满三族“轮流坐庄”。“攘夷”是汉族立场的说法，长期一直不好说，不但“公羊学”衰落，从蒙元朝起，“五经”的地位也不如《四书》，不是本本都人人必读了。清朝道光年间，龚定庵(自珍)再倡“公羊学”，那是因为有了新的“夷”，英、法、俄等国来侵，非攘不可了。至于“尊王”也有问题。《春秋》尊的王是天子。西周天子不过是“共主”，东周的更加有名无实。战国公羊高讲《春秋》传到西汉盛行，适应秦皇、汉武两位“货真价实”的皇帝的帝国需要。可是以后的天子，除唐太宗、明成祖等少数汉人外就要数蒙古族人元世祖和满清一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了。所以“尊王”也不大好讲。有意思的是，公羊高虽然长期不露面，他的“阴魂”一直不散，精神不朽。例子不远，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五四”以后国家主义派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北伐”时期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一脉相承，都是尊什么和攘什么，拥护什么和打倒什么。尽管内容、形式、语言多变，而思维模式和实际指向没变。自从春秋、战国以后，秦皇、汉武以来，由汉武帝和三位大臣的实例可以看出，不管叫做什么黄、老，儒、法、道，甚至中国化了的佛(法王、空王)，“万变不离其宗”，思维路数来源基本上是《春秋·公羊传》：尊王、攘夷，“拨乱世，反诸正”，“大一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人、我，善、恶，褒、贬，界限分明。照这一种说法，汉武帝时代不仅出现了超前的政权中枢机制，而且发展了一种政治指导思想持续下来，这是世界各帝国所少有的。罗马帝国第一代奥古斯都创立的拜皇帝教不成功。几代以后帝国就分裂、瓦解。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历时虽长，也像中国的东周、南宋，不成为大帝国了。罗马大帝国亡后没有一次又一次恢复，不像中国。 汉武帝最后还留下了托孤一幕也成为后代模式，可是接下去的是一连串的朝廷和宫廷内部的夺权斗争，帝国中枢机制变换，帝国也开始走向衰亡了。 秦始皇确实是皇，汉武帝不愧为帝，公羊高是大宗师，可是他的隔代传人没有认他为原始掌门人，《春秋·公羊传》的地位至今也不崇高，尽管其中有些话和思想我们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