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阿Q为什么是农民？

　　《阿Q正传》中被作为“国民性”代表的阿Q为什么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小市民、知识分子、官僚或其他阶层的人？这个问题，貌似简单，甚至荒唐，但其背后，其实寓含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从纯文学角度来分析是难以找出答案的。作为一种艺术创作，作品是作者鲁迅的个人精神产物，它是作者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一次艺术加工。无论是阿Q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围绕阿Q的生活场景的描写，都可以说是艺术家心灵的外化，是文学艺术的自在产物。艺术，显然不是寻根究底的理由。
　　答案只能在文学之外。应该说，在《阿Q正传》产生的时代，文学还没有真正的自律，作者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为单纯的文学目的。在“阿Q”形象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眼里，文学都应该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鲁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更是这一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一位“听将令”者。他在创作这个作品之时，也很自然地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带有用来实现其以文学运作文化批判的强烈意图。所以，分析作者创作《阿Q正传》时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无疑是了解阿Q身份命名的一条更重要的途径。
　　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无疑可以看做是五四启蒙运动(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直接成果。在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社会大众的力量，以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包括有反满、立宪、革命等，它们种类众多，相互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对立——启蒙大众，以他们的力量来实现或者是推翻清朝或是维护皇权或是建立新政府的种种目的，是知识分子们的集体意图。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这一意图更加明显，愿望也更加强烈。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等在辛亥革命前后都经历了由“革命”到“文化”的思想变迁，鲁迅由颓唐到“呐喊”的心灵过程，都可以看做是这一意图结果的具体体现。《阿Q正传》作为作者鲁迅“听将令”的产物，所表现的思想自然也在其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说法，正反映了作者急切的功利心态——换句话说，作品正是作者所用来“唤醒铁屋子中的人”的有力武器，阿Q所代表的农民正是那些“沉睡在铁屋子”中的人的代表，是作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主要对象。于是，阿Q的被命名为农民身份似乎也就成为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但是，单纯的“启蒙”并不能成为阿Q身份命名的完全理由。因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单纯是(甚至主要不是)针对农民的启蒙，至少在五四以前的启蒙运动中，启蒙的主体还是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还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所召唤的对象都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权力被严重限制和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首先不觉醒，要唤醒普通大众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一媒介，农民们根本听不到(也听不懂)启蒙者的声音——并且，在中国社会中，究竟谁是最典型的“国民性”思想体现者，也是难有定论之事。所以，在《阿Q正传》问世之前的中国启蒙运动中，虽然也有对农民觉醒进行号召的声音(如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民》)，仍不乏知识分子对农民表示期待中的鄙视(如陈独秀就曾说过：“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再答区声白书》，《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一九二一年八月)。但是，真正系统而全面地把农民形象定位为启蒙的主要对象，把农民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落后、愚昧和自甘屈辱的代表来表现，同时又以一种明显的距离感和优越感来彰示出知识分子在启蒙中的优越和启蒙指导者地位，还是从“五四”时代开始的(虽然它与之前对待农民大众的态度有着内在的关联)，而《阿Q正传》是这种思想的最早表现(尤其是就其影响意义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命名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启蒙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即中国知识分子由以往自我启蒙为主体的方式转移到以作为启蒙指导者对他人启蒙——农民是这一启蒙的主要承受者——的转型，它在“五四”中开始，延续了漫长的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文化转型往往为人所忽略，但实质上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这一转型中，知识分子还继续强调启蒙，但他们的启蒙对象已不再是自我而是完全转移到了下层社会大众。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的定位，不再是一个自己也需要启蒙的角色，而是自居为一个启蒙先觉者，以指导者的身份对大众进行启蒙指导——应该说，知识分子对其他阶层的启蒙在“五四”前就已出现，我们也不否认这一启蒙应该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部分。但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远未完成的前提下，以对他人的启蒙来取代对自我的启蒙，无疑是一种逃避与放弃。
　　这一转型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启蒙者们的精神上。启蒙者们自我信心和韧性的匮乏，是导致他们放弃自我启蒙，并将启蒙的对象进行内在转移的根本原因。他们放弃自我启蒙而急切地将启蒙对象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去，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自信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借其他阶层的力量来卸除自己肩上的责任，借启蒙指导者的身份来掩盖自己精神上的内在虚弱。它与同时更多知识分子向农民文化的膜拜有着内在的精神同质(事实上，许多知识分子同时兼有这两者的身份)——可以说，启蒙的转型体现了中国启蒙者们的精神弱点，是启蒙发展的必然结果。《阿Q正传》的问世，不过适逢其会罢了。
　　启蒙转型之后，知识分子堂而皇之地放弃了曾经对自我的磨砺和文化建设，他们俨然以民族的先觉者和大众引导者自居于社会舞台上俯察与指导着大众——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单个的知识分子对自我启蒙的继续和艰难的奉献，但是就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一方向，而即使是少有的个人文化建设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下也逐渐被打得粉碎，以依附和丧失自我主体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却占据了文化的主体，最终汇入到“被启蒙”的文化大潮中。
　　所以，启蒙运动的重心转移，表示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中断，也实质意味着中国启蒙运动的中止。“五四”之后，启蒙运动貌似在继续，实质上却是知识分子的屈辱和精神倒退史。中止了自我文化建设，他们已承担不了真正的启蒙任务(或许这正是他们所希望逃避的)。在对大众的启蒙方面，尽管知识分子们始终以启蒙指导者的身份自居，但却没有得到被启蒙者相应的反应，相反，大众对他们的反感愈烈，他们与大众间的距离愈深。在自我精神方面，知识分子更是日渐萎缩。在“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在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挤压中，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清醒的思辨能力，没有以其独立的精神姿态和思想立场成为大众的楷模和精神引导者，相反，他们以软弱、卑微的形象混迹于大众。反“右”、“文革”和当下众多知识分子精神道德的沦丧，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突出而典型的表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启蒙中断的必然后果。
　　后来的批评家们在评判中国这段历史时，都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史，或称之为“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其实，启蒙的被错位，除了外在的政治因素，自我主体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无疑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终结乃至倒退。在这一历史中，知识分子也未尝不应该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在为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抱屈诉苦的同时，在将中国社会落后的责任往农民们身上推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对知识分子本身提出一些质疑供他们自己反思与咀嚼呢？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是否有自我重新启蒙的自觉、信心和勇气呢？
　　当然，我所理解的《阿Q正传》人物命名的意义也许超越了作者和作品本身，它更多是体现在社会对它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因为，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作品首先是鲁迅个人经验和虚构的产物，它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学艺术产品。同时，结合鲁迅的整个创作历史来看，鲁迅个人并不是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者。他在《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更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了始终的对知识分子自我的批判和启蒙意识，对知识分子进行再度自我启蒙的必要性问题亦做了深刻的警示和要求。他的自我力量，对《阿Q正传》的命名内涵，表示了一定的超越和背叛。
　　但是，《阿Q正传》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就鲁迅个人来说，也未尝没有体现出这一文化的影响印记。他在《阿Q正传》创作之前和之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等作品，都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内心的软弱和迫切地寻求精神依靠的愿望，并在《故乡》等作品中表示出自己深切的彷徨心态。在创作《阿Q正传》的这一年中，他另外只写了充满“寻路”困惑的《故乡》一篇作品，此外就是整理了《嵇康集》这一“国故”。这证明，《阿Q正传》确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与时代文化氛围的内在契合处。
　　并且，更主要的是，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不会以作者的思想意志为转移的，作品的社会效应显然超出了作者和作品的本身范围，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阿Q正传》在问世后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其主题在作家们笔下被反复书写，以致早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突出的“母题”(在“乡土小说”的写作史上，更是如此)，这些，都证明了《阿Q正传》所表现的启蒙转移思想正契合了当时乃至以后知识分子的集体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阿Q正传》是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典型反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缺陷的一个真实写照。
　　所以，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初鲁迅将阿Q的身份定位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否会好些，至少，它阻止了知识分子的后退和苟且之路，使之不得不前行，不得不面对真实而不无丑陋的自我和社会，从而对之进行大胆的否弃和批判，这样，就必然会促进知识分子自我的蜕变与创新。这样，或许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设和中国文化发展走入另一重境界，进入另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