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太阳旗《君之代》天皇制

　　最近，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欲将太阳旗与《君之代》正式命名为日本国旗与国歌的法律草案，官方发表的声明称《君之代》中的“君”指的是象征性的天皇，由此日本的国歌也便再度成了对天皇的赞美。
　　天皇制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对外侵略战争中，能对天皇制做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曾是士兵得以提升的一种有效途径。士兵们为表明忠诚之心，在海外还要对着日本的皇宫方向进行遥拜，并甘为“天皇陛下”捐躯。
　　就是在战后，天皇虽宣布自己不再是神，但天皇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仍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被称为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特别是当昭和天皇病危时，日本全国各地有关节日的字眼全都消失，日本国旗在这时由于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而被销售一空。全国有影响的报纸，每天都在显要位置上刊登天皇的病情状况。整个日本笼罩在“自肃”的氛围之中，到皇宫前签名祈祷的人有时一天达七万人次之多。
　　在现代化的日本，天皇制何以能延续至今且长盛不衰呢？
　　直到七世纪为止，日本尚没有“天皇”这一称谓。大和国家的酋长一直被称为“大王”。“天皇”最初是用来表示宇宙最高统治者的道教的术语，加之当时的中国亦有“皇帝”的称号，于是日本古代王权便采用了这一富有权威意义的名称。
　　但是，“天皇”这一名称在当时并没有被一直沿用下去。从中世纪到近世，统治者分别被称为帝、朝廷、主上、天子、院等。直到一八四一年，在光格上皇去世后被给予光格天皇的谥号，“天皇”这一称呼才得以复活。但是，用为死后的谥号的“天皇”与后来明治维新时期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的“天皇”在内涵上并没有关联。明治维新政府是几经考虑后才决定用“天皇”这一称谓的。
　　天皇制的内含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在大化革新后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但不久这种统治开始崩溃。在平安时代中期，由于在地方上出现了众多的拥有自己领地的庄园主，天皇的权力便开始被支解。当时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是贵族藤原氏，贵族政治的权力已远远超过了天皇的权力。而且由于天皇年少或逢女皇时，代替天皇行使政务的摄政和关白的设置，天皇的权力便进一步被架空。在十二世纪以后，被幕府流放、任意更迭的天皇更是大有人在。
　　到镰仓幕府建立之后，武士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一切大权，其中包括法律的制定。当时知识阶层的朝廷观也是出自这种现实。在德川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如天皇失去了君德，便必然要失去权力。这种来自中国儒家思想的观念，在当时为武士政权的统治找到了根据。
　　近代天皇制的概念形成于十八世纪，提倡对日本固有精神文化进行研究的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提出了天皇统治是“万世一系”的说法。本居宣长认为通过对古文献、尤其是《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上古神代的研究，可以寻找出日本本来就有的没有受儒佛“污染”的古道，也就是所谓的“真心”。
　　宣长认为，日本固有文化是独特的，原因是日本拥有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并且这也是日本国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具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这种由超文化民族主义者本居宣长所提出的具有神性的天皇家族是“万世一系”的概念，在幕末期间又进一步为主张“王政复古”者所利用，进而演化成了近代天皇制的概念。
　　由于天皇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为此关于天皇制连续性问题也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历史学家井上清主张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连续性，他认为现代的天皇制并非始于日本古代，天皇家族更谈不上是“万世一系”，他认为天皇制形成于王政复古时期，并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一八八九年)中被确立了下来(《天皇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三)。近年的研究中，著名民俗学者安丸良夫肯定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是在幕末前后伪造出来的学说，他认为，“近代天皇制是在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用来对应秩序崩溃的重建秩序的手段，是用来克服上述危机的不安与恐怖所必须付出的自强心理的产物”。安丸指出现代日本人虽然格外珍视个人的自由，但却在一种伪造的观念体系中寻求认同感，天皇制对每个日本人来说也正是一个“屈辱的纪念碑”。
　　在历史上，天皇常被任意罢免及放逐以致被人们所遗忘，为此，就行使统治权而言，很难说其政体是有连续性的。日本的摄关及院政统治，中世、近世有很多幼少天皇及女皇，特别是信长、秀吉、家康等自战国至江户时代对政权的掌握就表明了这种中断。
　　自十八世纪始，由于西伯利亚的开发，俄国便开始南下，经常出没日本近海，并且时有登陆，这使得幕府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一八○四年，俄国在长崎登陆，要求通商，但被回绝了。俄国人之外，英国和美国人也分别在一八○八年和一八三七年欲登陆并要求通商，都被幕府用强硬的手段，甚至是武力拒绝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使得幕府更感到了外患的压力。尤其是当时的日本仍是一个为众多的藩所割据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其四分五裂的状态远不能对应西方的挑战。这种外来的威胁同时也初次让日本人感受到了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并且国家的统一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外患之余，幕府的政治也是腐败之极，当时贿赂盛行，享乐成风。并且，由于饥荒、天灾的频发以及用来对付欧美列强的海防费的急增等，当时幕府的财政很是窘困。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后，日本每年都要闹饥荒，一八三六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米价上涨，农民、市民起义蔓延日本列岛，幕府和诸藩对此束手无策。
　　由于当时幕府的统治已失去民心，旧的观念体系业已崩溃，作为攘夷安内的一个对策，这时的后期水户学派便将古代大和朝廷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国家体制，并将天皇作为绝对权威加以美化，视其为理想的统治者，并企图将这种理想化的天皇作为国家统一的凝聚力。后期水户学派在幕府末期天皇制观念的形成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期待的是人们能在天皇制中找到一种认同感，民族的活力便由此而出。为此，后期水户学派提出了“尊王攘夷”、“国体”、“大义名分”等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学派不同，这些术语并非来自儒学古典，而是以近世后期的危机意识为背景的。
　　藤田幽谷是后期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其《正名论》中，他认为“先有天地，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有上下”。在这种绝对秩序中，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地位更是不可侵犯的。
　　写于一八二五年的《新论》是水户学派的另一代表作，据说英国人在水户藩的登陆直接触发了作者会泽正志斋的写作动机。
　　会泽的《新论》有两个支柱，其一是对外的攘夷论；再就是用来教育日本国民的国体论。所谓“国体”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其中有日本是常胜不败的神国等内涵。会泽是“国体”这一用语的发明者。这个名词在日本战败以前的军国主义教育中最为流行，其影响是巨大的。如同本居宣长一样，会泽同样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视日本为神国。用井上清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诸神才是天皇和天皇政府最后依据的权威。人们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要依靠某种绝对的东西。天皇制所表明的正是这种心理。
　　可以说，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凋败的日本幕府及诸藩都在谋求避免成为殖民地的出路，当时日本的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的国学者推出天皇这样一个具有神性的权威作为文明开化的先导，在一个时期内既避免了在内忧外患下的民心的混乱，同时也得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的获胜，民心为此大振。这种由三等国成为一等国的意识，是天皇制被树立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天皇制可说是由维新政府强加于国民的。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三月，新政府在发给民众的谕书中称，天皇的祖先可上溯到诸神，是自古不变的日本国的主人。只是由于七八百年前，一直是乱世，在各种不同的年代里，北条、足利之类把天子统治的地方全都攫为己有。天子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可是直到今天，血统未断。在明治初期，一般民众对天皇可说是所知甚少。甚至就是在皇室所在地的京都，人们都将皇室看为过时的凤凰。当政府把新天皇介绍给民众时，人民的反映是，他们不曾得到过天皇一分钱的恩赐，也没有得到什么皇恩和照顾，他们是自己养活自己。
　　学校是明治政府灌输新的价值意识的一个中心环节。在小学校里，有政府制定的《节日祭祀仪式规章》、拜天皇像、升国旗高呼万岁等规定，对于这些由上而下的新事物，一般民众的反映是冷淡的。
　　自明治以后，在学校里，通过修身、国语、历史等学科，或是利用国家新规定的节日，老师将天皇崇拜等神道皇道观念填鸭式强加给小学生。根据一八八○年颁布的教育令，历史的教育应着重放在皇室上，并且必须培养尊重天皇与爱国的精神。而在一八九○年的教育敕语中，就连爱国也没有予以涉及，皇祖皇宗已成了惟一重要的事项，并且，作为臣民的道德和最高职责就是扶持天壤无穷的皇运。这表明明治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具有神性的天皇对维护日本国体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节日制度、年号、教育敕语等方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可。
　　作为对民众价值观念调整的一个步骤，明治维新政府在把天皇加于民众的同时，对民众生活中的一些习俗观念、传统习惯也进行了限制。当时政府对在夜里祈祷、参拜神佛、盂兰盆会的舞蹈、七夕、端午等民间的习俗信仰都予以禁止，同时将既无传统依据、也与民众感情无关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纪元节和天长节等作为全国的节日(尾藤正英等《新日本史B》，数研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民俗信仰与以明治维新为始的近代化的过程中明治政府所要树立的神社、神道体系几乎是全然对立的；再者，更重要的是，明治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统一国民的思想。
　　从这些现象看出，在明治维新前后的一个时期内，一般民众对天皇是很陌生的，显然天皇制既非传统的东西，也谈不上与国民在感情上有什么牵连，关于天皇制的概念是由政府人为地强加于社会的。
　　但问题是为何天皇崇拜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便狂热起来？当然军国主义的宣传是其直接的促成因素。不难推测，正是由于维新后的历史以及对外侵略战争的升级与得势，缓和了日本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从而助长了天皇崇拜的意识。这使得天皇制与庶民观念开始逐渐融合，以致与天皇制共命运的意识最终得以形成。比如说很多日本人的战败体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度过战争年代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在广播里听到天皇宣布投降时，有不少人都流泪了。这充分说明了在战争后期天皇制观念在普通民众中的渗透程度。
　　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与其说它是日本传统与文化的象征，倒不如说是日本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革都首先在天皇制上得到了体现。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天皇制与军国主义者曾给人们带来的耻辱和苦难，主张要对天皇制加以清算的学者大有人在。战后初期，在物质生活上处于极度贫困中的日本人，在精神生活上也同样失去了支柱。天皇由“神”而变成普通人，人们开始不再崇拜天皇。譬如，祭奠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在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五年一月，每天平均有一百三十八万人前来参拜，但在战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平均每天只有一万三千人，中旬竟只有四百人。一九六○年，作家深泽七郎发表了著名的《风流梦潭》，对皇室极尽嘲弄之能事。由这部小说足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潮。
　　当时学者竹内好对天皇制的批判也是颇有影响的。竹内认为，在日本的一草一木中都有天皇制，因而要加以肃清。在他看来，天皇制是日本文化封建主义性格的集中表现，也是日本在近代化上落后的原因。这些思想在他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和日本社会批判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战后由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对天皇制的认识而言，人们不再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尤其是在不少年轻人看来，天皇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虽不能说现在天皇与一般民众的关系已恢复到了明治维新以前那样，但在很大程度上，天皇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战败之日起，天皇在决策者看来始终有着重要的作用。战后首先在统治制度上利用天皇的是麦克阿瑟。他曾说天皇拥有强于二十个机械化师的战斗力量，当时天皇制之所以被保存下来，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美国的占领政策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在出现经济增长后不久，日本便出现了保守回归思潮。这时日本传统文化开始得到重新评价，天皇制也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国民正从战后民主主义的迷惘中被解放出来，而且对日本来说，天皇作为重要的国家的精神支柱正逐渐地在民众中间被树立起来。并且，天皇制必定会给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带来变革，这预示着战后民主主义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如今能就日本的国旗和国歌形成一个法律草案，这说明日本政治史上已出现了一个新的纪元。
　　《君之代》本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一首祝愿对方的时运永世不变的民歌，在明治维新时才被解释为对天皇的统治的歌颂。“二战”结束后，由于日本的国旗和国歌是天皇崇拜的象征，当时的占领军将其宣布为非法，直到一九四九年才予以开禁，而且在由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对日本的国旗与国歌也没有做任何规定，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国旗与国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此次草案的形成不但是处于法制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社会已可以接受这种法案。
　　当然，社会上仍有抵抗。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加藤典洋认为《君之代》与作为战后日本国民的存在基础的民主主义相对立，在法律上将《君之代》规定为国歌也就意味着日本国民的自我否定。他认为虽然官方称象征性天皇与战前“作为主权者的天皇”是不同的，但是，不管政府和官僚对歌词如何进行主观的解释，对外也无法表明其意思有何差别。把《君之代》立法化就意味着，日本国民虽因战败而获得了国民主权，但在五十四年后的今天，又自己选择了与战前同样的和“天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