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由轰炸引出的疑问

　　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哈耶克在五十五年前就曾谈到：“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通往奴役之路》)今天，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垄断者。而且，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它。在这样一个垄断者面前，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这似乎成了一个新问题。
　　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丧失自由，那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而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否“大公无私”无关。这样来看问题，应该说，冷战结束反而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自由的日子。这里的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美国(北约)这次对于南斯拉夫的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在国际上的强制或垄断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是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明白，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
　　毫无疑问，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地方真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诸如种族灭绝类的暴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制止暴行的办法，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我也想提醒一下，别忘了“自由主义者”们过去多次强调过的：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可能最少受到罪犯的侵扰，但我们宁可不要这种“安全”，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实际例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美国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我猜想，米洛舍维奇不会是完全无辜的，塞尔维亚军队不会是完全清白的，北约也不可能完全是在造谣；但美国的轰炸对于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所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如果按今天的这种路子发展下去，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还会更大。
　　那么，如果真发生了种族灭绝类的暴行(这种暴行真正发生的地方是非洲，但美国没有去制止。一个美国记者对此的辩解是，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太贵”，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钱。我立即反驳，不对，非洲国家的军力比南斯拉夫弱得多，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只会更“便宜”，不会更“贵”。他想了想，同意了我的看法。)，除了轰炸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吗？仅就目前而言，联合国还存在，为什么不通过联合国？美国对此的辩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会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美国武力干预南斯拉夫有充分理由吗？如果有充分理由，为什么不在安理会试一试？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看一看俄罗斯和中国“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丑恶行径”？很显然，美国这次甩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侵略南斯拉夫，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北约以武力主宰全世界的国际新秩序。对于美国或至少是北约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国际新秩序与自由格格不入。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自由主义的这些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站出来(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也许还有一定的理由：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境。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为什么不是如何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除了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观点有疑问之外，我对于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观点也存在着疑问。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都知道了“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也懂得了“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全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于是，他们要经常地反对“民粹主义”了。
　　“民主”的大旗是谁也不愿意丢的，于是“民粹主义”这个词常常成了“民主”的替代词。其实，民主政制确实也有其弊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如果也像哈耶克那样直截了当地明确指斥民主政制的弊病有又何妨？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民粹主义”？抑或恰恰是相反，底层民众的权利太少？
　　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发表的文章看，攻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即打击“平均主义”倾向，为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究竟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是主要倾向，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主要倾向？中国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之中，虽然有一部分也是正当得来的，但有没有非正当得来的部分？为什么一提到社会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得来的巨额财产的非正当性，就被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大加挞伐？有些自由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的攻击还算是做了区分的。如说：“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我认为，这一观点从自由主义的原则看是对的。然而，在目前的中国，究竟存在多少“激进革命的立场”的威胁？还是有不少“自由主义者”或是别的一些也不带什么“主义”面具的人根本不准批判社会不公，谁要说“不公”二字，甚至仅仅是研究一下收入的两极分化，就被戴上了“左”的帽子，被列为十恶不赦的“坏人”？有的自由主义朋友说，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我的看法是，这两个精神“病灶”哪个都不大，更大的两个精神“病灶”正好相反：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一般民众的过度蔑视和过度恐惧；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太缺乏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意识，过分地因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过分急切地认同于西方，以至丧失了一个自由人(且不说是哪国人)应有的自尊和正派。
　　我一直在想，那些把中国的一般民众看得那么丑陋、那么愚昧、那么可恶的“文化精英”们怎么会支持民主，支持给予这些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中国一般民众以平等的政治权利？中国的“文化精英”后来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却越来越滑向中国和外国的权贵豪富阶层的帮闲的方向。因此，他们决不能饶过“民粹主义”。
　　其实，民主政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民粹主义”的“弊病”的，即使是在美国，也不能完全避免。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即使在美国也是被大打折扣的。仅就经济主张而言，我认为，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弊病”，而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本身存在着弊病，这种主张不可能在民主政制中完全行得通。当然，民主政制也有真正的“民粹主义”弊病。自由主义看到了民主政制的“民粹主义”弊病，这很了不起，这有助于防止民主政制中的“民粹主义”弊病走得太远，以至损害了个人自由。然而，在尚不存在“民粹主义”过度行使其政治要求的政治环境的当代中国，如此急切地反对“民粹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