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年代的学术都会因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引起一些舛误。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的西方思潮的挑战。中国古文字学，虽然仅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小单元，也逃不了这个考验。比方在文字分析上，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因他那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出错。在王字处理上，他引用董仲书“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别说这个解释在字形上受到日后发现的甲骨文的彻底推翻，就算在许慎自己的分析系统里也没法自圆其说。王字中间那一横画，怎能说成代表人呢？我们可以说，在王字的处理上，许慎的严谨学术态度，在汉儒的“天人感应”思想压力下让步。当然，这和《说文》的整体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今年正好是甲骨文发现的一百周年，那就藉这个纪念日子，检讨一下这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在我们古文字学领域上的一些影响。因题目的既定取向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古文字个别研究在某些意识形态影响下出现偏颇的情况。
甲骨文发现没多久，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来自国学祭酒章太炎的挑战，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威胁性的。按理，大家期待的这位小学大师的认可和支持。章氏不是很热中“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吗？(见章太炎一九○六年八月的《演讲录》)却没想到他对甲骨文自始至终，拒而不纳。有关评论，例如董作宾在一九六五年的《甲骨学六十年》，都以章氏深信这种新发现的古文字不可靠来解释。我觉得此中原因不会纯是学术性，很可能有它政治性的一面。正当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这群清代遗臣遗老在收购甲骨片和致力释读片上面的殷契文字的时候，也正是章氏为推翻满清而奔走最激昂的岁月，他当然不甘与罗振玉等人为伍。大概罗振玉他们对他亦如是，毫不礼让。章氏无法从政治上的对立摆脱出来，故导致毕生在学术上顽抗，不肯就事论事，结果在古文字史上摔了很不体面的一跤。
同是在古文字领域里，有些偏见却比较难确定是个人政治上的偏激还是某些政治压力下而迫的那样立论。比方于省吾先生在七十年代写的《释尼》和《释郁》是个很好的说明。他一方面同意王筠和林羲光认为尼字“像二人相妮形”的说法，可是另一方面又引用汉武梁祠堂刻著夏桀骑在两个妇人背上那块画像，还把《汉书》“纣醉踞妲己”用白话说成“商纣醉后，伸其两腿盘踞于妲己的背部”。接着他又顺着文意引《尔雅释诂》训即为尼，郭注谓尼者近也，并加按语“尼后世作昵或暱”。可是于老在末段笔风一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总而言之……政治上人压迫人……‘骑在人头上’……从甲骨文……已经如实地反映其形像于契文之中。”(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我总觉得他这个结论来得很唐突，笔断不确。然而综观于老在古文字学的贡献，就算这段文字有文过其实之嫌而要文责自负，还是瑕不掩瑜的。
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风气远比七十年代开放多了，西方各种各样的新兴思潮也随之传入和引起反应。其中一股思潮，使一些同业在应用古文字资料时，因思想形态上的先入为主而有意无意间作出一些谬误。我在这里举帝字的考释来说明在这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自从宋郑樵对许慎的帝说提出异议后，帝字又再度引起专家们的注意。总的来说，出现两种不同的分析。其中一派以叶玉森为代表，主张帝字像把柴捆起来，引火祭天。自后，严一萍在七十年代和徐中舒在八十年代编的《甲骨文字典》都采取叶氏的意见。另一派则上承郑樵，从《六书略》中“帝象蒂之形”那个解说发展出来的。属于这一派的有吴大澂，王国维，王襄，孙海波等人。这两派的学者都意识到形义制约的重要性，间中也考虑到在音韵上的可能性。可是卫聚贤在他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古史研究》藉吴大澂曾把金文中的一个刻文隶定为帝字(见容庚一九八五《金文编》1095页附录上268)，就进而把帝字说成是以象征女阴的三角形构成的。大概卫氏穿凿附会之处太明显，一直不为他同年代的人所理会。没想到半个世纪以后，两性问题和来自西方的妇女运动思潮在中国成为一时风尚，卫聚贤的假说被一些作者看中了。在八十年代末一年间刊行很有代表性的两本专著和一篇长文里，不但都赞同卫聚贤的看法，而且把帝字的演绎推到更高的层次，扩大它的牵涉面和读者范围。(此外还有宋兆麟先生的《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也是在同一时期，一九九○年出版的。因他立论与其他三家颇异，故未列入作评。在该书第二章“性器信仰”，举了些例子，比方东北满族把柳叶视为女阴形像，湖南有些民族以蚌为女阴。民间也把女阴瓜视作女阴，并未提及我国以三角形象征女阴这个传统，只强调“从考古资料上看，最早出现的都是孕育状的女神，并没有女阴形像。”)先是龚维英先生于一九八九年在他的《原始崇拜纲要》里写着：“红山文化器皿纹和非洲的木刻也是属于这个类型。”在青海卢山岩刻和意大利的都应该算是圆的。在内蒙古中南部阴山的岩画(见一九八六盖山林编的《阴山岩画》)，女阴形状又减成弧形，像个宽口的U字。古墨西哥的与阴山岩画的相反，弧形是朝下的。画中的两位女性都作分娩姿态，以加强生育的形像。还有一些初民的刻像，比方中国辽宁的(《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中东土耳其的，欧洲捷克的，这些史前的刻像，都只强调妊妇的体型特征。至若日本新近出土绳文文化的维纳斯，女阴部位的纹饰，像是贴上一片只呈现轮廓的五角枫叶。
现在再回到帝字去。要想探讨上古帝的身份和性别，必须参考甲骨片里有关帝的卜辞。据陈梦家一九五六年的《殷墟卜辞综述》的结论，殷人的帝或上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但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人王通过了先公先王或其它诸神而向上帝求雨祈年或祷告战役的胜利……因此，上帝和人世间的先公先王先妣是不同的。”近年高明先生一九九○《商代卜中所见王与帝》一文里所得的结论和陈梦家大致上一样。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陈高两位所引用的大量有关帝的卜辞，没有一条牵涉生育问题。有关妇女分娩和胎儿性别的占卜，都不向天帝贞问。这现象和帝是生殖崇拜那个假设是相违背的。这些按第一手的资料得出来的重要结论，他们一点也没提到。
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昂(一九六四)早就提醒我们要留意一些没有根据的假设。他说过这样的话：“严重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作者，以讹传讹，假设遂演成确凿的事实。”(此书国内有俞灏敏先生一九九○年的译本《史前宗教》。上引那段话仍用我自己的译文。行文至此，想起早年在一家教会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位虔诚的老师告诉我，船字是用舟再加上一个八一个口写成的。这个字暗藏了圣经里诺亚一家八口在大洪水中乘方舟得救的故事。到了欧洲以后才知到两世纪以前由在中国的耶酥会传教士为了证明基督教的遍性而想出来的。〔参看R.Etiemble1965法文版《耶酥会传教士在中国》〕)
其实，以讹传讹，未必那么容易把一个欠理据的假设演成事实。勒鲁瓦·古昂说的只是告诫的话。同业间互相坦诚商榷，目的也是为了预防这种以讹传讹的危险。再者，一些地面和地下材料都很缺乏的研究项目，因证据不确或推论欠周而主动放弃一时的看法，阙疑待问。这种明智之举，在我们学林大师里也不乏其人。比方上文提到卫聚贤因吴大澂曾把金文中那个近似心形的刻文隶定为帝字而认定帝字是象征女阴的那个看法，郭沫若在一九二九年写的“释祖妣”也采纳过。可是在他一九四四年编写、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商周古文字类卷》，这个心形的符号不再列入已认识的字了。再举裘锡圭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关于历组卜辞》的文章里也说明他原来认为妇女墓以及历组卜辞为康丁或武乙时期的“意见是错误的。应作废”，改而采取当年他反对过的意见，并补充大量翔实的证据支持历组卜辞实为第一至第二期前期的饰中的▽形，和殷，周甲金文中的帝字的主要组成部分▽形相同，都应是象征女性生殖器。另一位作者赵国华先生于他一九九○年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同样地鼓吹卫聚贤的假说。(见该书同年，178页)萧兵先生的长文<中国原始哲学中的母性崇拜>以首篇位置刊登在中国妇运知名人士李小江主编的《华夏女性之谜》论文集。这篇文章的论调和先前两位一样。他说：“▼，▽，本就是因为模写女性三角区而成为‘帝’：万物孳生的根源。”(该书43页)他们试图对中国史前时代研究作一次翻案。这个共同意图本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讨论过程中，要言之有据，持之成理。本文绝不是要提出对帝字新的分析(其实我也没有新意)只想指出他们论证中可商榷之处，提出质疑，澄清一些有关问题。
首先甲骨文帝字上头那个所谓三角形并不是有意刻画的，是顶上那一横画把下面在中央交叉那三条斜线连起来而形成的。《甲骨文编》收录的二十六个帝字，十六个中间那条直线直透，甚至穿过顶上那条横线，而从没有一个里头的中线只穿过一半，仅仅把下向的锐角分成两瓣。只有这样才可以讨论是否像国外一些文化区域的传统象征女阴的倒置三角形。其余的帝字形状更谈不上什么三角形了：
比方上列最后那两个帝字，一个顶头作V字形，另一个像给拉宽的H，把字的顶头拦腰切成两截，跟所谓女阴三角形，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点是关于这个所谓三角形的符号性问题。它没有语音价值，完全脱离汉字的发音系统。探讨的时候，就不能像分析妣字那样，按照常规途径，能冀望得助于该字和一些跟它有关连的字的形声义。因此要证明它是否曾经存在过和界定它的意义，就得比较一下中外象征女阴的符号的异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作者所谈的三角形背后的象征，不是代表一般的女阴，而是代表母性和生育的符号，正如他们的书名和篇目所标示，他们论证的焦点都是生育崇拜。在中国，象征生育崇拜的女阴是椭圆形，而绝不是倒置的三角形。比方一九七四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彩陶壶上的女阴就是椭圆形。据人民日报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报道不久前在山西吉县的中石器时代表现“女性生殖”的岩画，“画有象征女性生殖器的圆圈”。在做学问的态度上，我们应以裘先生为榜样。如果我们在论证史前文化现象时，能多对比参考，采取多角度的观察，研究的结果自会更可靠地接近历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