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希望与挑战并存。
希望在于，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挑战在于，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危险仍然存在，并有增加之势。
“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提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正超过传统的工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
一九八○年，美国作家托夫勒将“后工业社会”理论通俗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即时成为最佳畅销书。该书很快被译成中文，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也颇有影响。
但是，贝尔和托夫勒还基本停留在“概念定义”的层次上。他们力图寻找新的概念来刻画新的形成中的现实，并赋予新的生活经验(如灵活就业)的意义。然而，他们没有对新的经济形成的制度基础做出内容充实的说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英特网(Internet)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新突破。同时，旨在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企业重建”(enterprise restructuing)运动方兴未艾。这就提出了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迫切要求。一九九六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系列报告，明确指出，作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对于“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边界”和“什么是产权”等重大制度问题的传统答案，均提出了挑战。
在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众多著作中，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Post－Capitalist society，Harper Business，一九九三)一书，格外引人注目。该书也是美国一九九三年的最佳畅销书。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他喜用比“知识经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一词)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事实上，早在一九五七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就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八分之一。索洛的强调知识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他后来荣获一九八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
当然，“知识经济”中也不可能没有投资。但是，德鲁克强调，一种新的社会化投资机构——退休基金，正在静悄悄地取代传统的“资本家”。在一九九二年底，美国的“机构投资基金”(其中以“退休基金”为主体)已经拥有美国大公司的约50%的股票。
也许，使“知识经济”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知识”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特性。过度强调“知识产权”，将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最终反过来会损害知识的创造，因为知识创造过程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发人深省的是，当前，世界计算机软件行业，已经呈现出新型的产权安排(preperty rights arrangement)。让我们来看看“微软”(Microsoft)、“太阳”(Sun)和“离努斯”(Linux)三大公司的产权策略。
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微软”公司的传统的“封闭产权”模式的代表。“微软”完全控制着它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和“应用程序”(application programs)，其他人若不从“微软”合同获得“源码”(source code)，就无法发展新的与“微软”操作系统相容的软件。
“离努斯”(Linux)公司则是新型的“开放产权”模式的代表。它的“源码”是公开的，操作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任何用户均可自由改进、开发和再转让应用软件。有趣的是，为了防止某一用户将原软件略加修改后申请“专利”，“离努斯”使用“一般公众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GPL是著名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举，它给任何用户改进和再转让应用软件的自由附加上了一个条件：不得限制任何其他人进一步自由改进和转让。在这里，“自由软件”的含义是任何人自由改进和转让软件的权利，它并不排除任何人从开发和销售软件中获利。
处于“微软”和“离努斯”之间的产权安排形态，是“太阳”公司的“Java”编程语言。“Java”所编程序可以和任何一种“操作系统”相容，但有一个前提：该“操作系统”必须先装有“Java”翻译器“Java VM”。“太阳”公司的产权策略是：“Java语言”免费提供，但“Java VM”受到“太阳”公司的“许可证”保护。可见，与“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全面控制的模式比较，“太阳”公司的产权安排较为开放，因为它不再控制“操作系统”；而与“离努斯”公司的“开放产权”模式比较起来，“太阳”公司的产权安排又较为封闭，因为它仍控制着“Java”语言翻译器。
那么，在“知识经济”中，以“微软”、“太阳”和“离努斯”为代表的三种产权安排，哪一种形态更有前途呢？以当前美国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起诉中可以看出，“太阳”和“离努斯”的产权形态，很可能更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微软”的起诉，虽然在传统的“反垄断法”名目下进行，但其焦点并不在于“垄断抬高消费者价格”上，而是在于“微软”对于“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浏览器”的全面一手控制，妨碍了未来的技术创新者的潜能的发挥(见《纽约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三日)。
于是，我们触及到了“知识经济”的最核心原则：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应该是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展的不断的制度创新。它既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均以“资本”、“资金”为轴心，忽视了康德哲学的最高原则：“人是目的”。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希望所系。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一九九七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俄国、巴西直至美国的经济动荡，迫使我们深刻反思今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
一九九九年新年开始，美国《外交事务》发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文(“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一九九七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三元悖论”(Trilemma)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元悖论”，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例如，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一九七三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在上图中可清楚地看到，今日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元悖论”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Mundell—Fleming model)。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九七三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Thank Heavens)”。
由于里根、撒切尔八十年代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即使在一九九七年亚洲危机之后，也没有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呼声。克鲁格曼的“反潮流”声音，是由于他个人在学术界的极高声誉，才得以发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知识经济”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体系，便不难看出：既然二十一世纪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或“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至少没必要一切围绕货币资本的流动来设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本文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以“知识经济”和“永恒的三角形”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