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谁之罪？

　　读了赵月斌先生的《活着的罪过》(《读书》一九九八年五期)一文，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赵文是针对闻一先生的《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一文而发的。赵文认为：“把这种不公正归因于苏联政府……只是表层揣度，事实上，不只苏联，人类从来就没有公允地对待过战争，人类的战争观念留下了一个盲点：忽视了战俘作为战争必然产物的客观存在，从而无法正视战俘。”
　　依据赵先生的观点，人类对待战俘的态度就如同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样，从来就没有公允过，这种“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对战俘)是具有普通意义的，并非苏联政府所特有。于是乎，这种“不公正”便俨然有了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成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劣根性”，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
　　我曾留意过这样一则有意思的报道，两名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将军见面了，他们中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战斗英雄，一个是被击落座机并成为志愿军战俘的美国飞行员，现在他们都成了将军，战争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他们尽释前嫌，相谈甚欢，战斗英雄当然有理由自豪，做过战俘的将军似乎也没有什么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痕迹，他依然拥有军人的尊严与荣誉。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一名志愿军战俘和一位美国军人会面，他们还会这么的相谈甚欢吗？结论是：这样的会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其实，在现代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战争理念里，“战俘耻辱论”是一个早已为人唾弃了的，充满暴虐与不人道的观念，战俘不是一个军人的耻辱，相反，它是一个军人英勇战斗过的象征，一个人做了战俘和他在战场上因伤失去战斗力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美国战俘可以继续做军人，甚至还可以做上将军，这一点，大概是那些苏联红军战俘匪夷所思的，各国的战俘问题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除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在发挥作用外，其中政治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文化传统与极权政治的交叉作用，这就是用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