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经济的断裂带

　　何清涟在《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八年第五期撰文讨论了目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她认为：第一，应该注意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金融风险隐患是韩国式、墨西哥式与泰国式等几种因素的混合。所谓“韩国式”，指的是韩国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良信贷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巨额债务链极相类似，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3%以上，基本上借自国有银行，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一九九七年亏损总额达到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亿元。所谓“泰国式”，指的是两点：一是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与泰国式危机相类似的第二点是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所谓“墨西哥式”，指的是资本大量外逃的问题。中国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未经政府批准。
　　第二，应该看到实物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带。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无效供给；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突破五万亿元大关，但由于这部分金融资产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中等收入者的人均消费能力并不强。更重要的是，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度，农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不足全国市场的一半。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巨大的断裂，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七千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三，应该注意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金融资产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社会已逐步进入一个从追求经济增长(通过劳动使财富增加)而转向追求财富分配(或无偿占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需要较高的社会生产率，需要社会的收入水平确实足以进行重新分配或投机分配。而我国显然还不具备上述条件。总的来说，我国金融风险隐患的形成与金融投机的过分发达是分不开的。与物质财富增长不相适应的金融交易过度增长，实际上就是用纸币重新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我国近些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金融体系“现代化”，而是一种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一方面使我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导致金融金字塔的层级断裂，并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还没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经济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物质、技术财富积累时，过早出现第一、二产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使得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