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谈散原老人与宪政民权

　　钱文忠兄的《神州袖手人甲子祭》(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五期)，意在从文史之学的角度论述陈三立的思想学行，这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文章在涉及陈三立政治思想的关键问题即对待宪政与民权的立场上，却出现了前后矛盾和曲解。
　　陈寅恪先生晚年在其自述家世的《寒柳堂记梦》中曾特意指出，他的父亲散原老人，在袁世凯当年意图利用宪政实现篡权图谋之际，窥破袁氏用心，力主缓办，而非一般地反对宪政。为此，陈寅恪特援引江西巡抚吴重熹的电文，该电谓“素好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这是陈先生在即将诀别人世之际，将义宁陈氏一门的政治立场普告天下后世，理应得到研究者的尊重。
　　而钱文在前面引述了陈寅恪的这一说法，然后指出“俗流谓散原反对立宪殆由于此。”而后面却又说：“散原……尤不值(似为误排，应为‘直’)民权与宪政之说，认为二说都不适合中国。”在笔者看来，这后面的断语不仅与前文语义扞格，而且过于轻率了。就钱文所引的两篇文献而言，我们不但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反而恰恰提供了反证。
　　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格局内，散原之可贵，正在于他是能够由旧人新的人物。钱文曾揭示陈三立对于传统“崇本抑末”之说的深恶痛绝，他的思想之不同于旧式的士大夫，于此可见一斑。但三立思想之超前远不止此。在清季思想界的人物中，最为他所心仪的殆为严复。《散原精舍文集》在行文中屡屡称“严先生”而不名。而严复，如所周知，正是在近代中国最早传播宪政与民权思想的先驱。
　　钱文认为陈三立指宪政之说为“削足适履”，所引文献证据为《祭于晦若侍郎文》。陈三立此文为四六文体，文词简约，因而对文意尤不能不细加辨析。依据上下文，其实不难判断出，这里所谓“削足适履”云云，其实与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所强调的实为一事，即散原反对的是僭主袁世凯对于宪政的利用，而非一般地反对宪政。而这位于晦若侍郎正与散原抱持同一立场，故被他引为同道。文章的批判锋芒所向，正是当时对袁氏希意承旨的文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他们悖离了宪政中所蕴含的价值立场，以之作为附会袁氏窃国野心的工具，即削宪政之足，以适袁氏之履，因为紧接后文就说“大猾乘之，遂覆神器”。所谓“大猾”，明指僭主袁世凯。
　　钱文认为陈三立反对民权的文献证据，是散原为吴樵所写的《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一文。钱文在引文中删去了关键的最后一句“则君风昔所持论，又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但即便如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陈三立在这里尽管不赞成在时机未到时的“骤行”民权，更反对当时的顽固派对民权的“痛拒极诋”。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实现民权的最佳时机呢？散原以为，庚子事变之后，“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并渐维君权之蔽”。这里何尝有丝毫反对民权的意思呢？相反，陈三立认为，本世纪初年，应是大兴民权，实现“天人相应”的最佳时机。因为唯有民权兴起，才能“维君权之蔽”。不如此，则不足以应“穷无复之之大势”。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政治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因此高度赞扬吴樵的民权之论，斥责那些反对民权的顽固派：“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对于散原老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今人尽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能强人就我，加以曲解。
　　如果我们进一步根据上下文寻绎文义，不难看出，散原这里讲的其实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民权，而恰恰正是以限制君权卫护民权为鹄的之宪政，即他所谓“民权之制”。十六十七世纪(即散原所称“千五六百年”)，由于英国王权急剧扩张，滥施苛政，践踏法律，导致贵族与平民联手，要求限制君权而保护民权。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一六七九年又进一步通过《权利法案》，以渐进途径实现了对民权的宪法保护，从而最终奠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