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

　　《大趋势》的作者J·奈斯比特不久前出了一本“未来学”新著，名为《全球化悖论》(Global Paradox)。台湾已有中文译本问世，据说国内还未听说出版。到底是国情不同。奈氏的《大趋势》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曾在中国出名了一阵子。不过在美国，奈、托二公的名气不过尔尔。《悖论》虽属畅销书之列，却远比不上新近由前足球—影视双栖黑人明星O·J·辛普森写的书《我要告诉你》来的轰动。辛普森去年六月被控谋杀其白人妻子与她的“奸夫”，由传媒大肆渲染。近期开庭审理，成为美国国内压倒一切的头号新闻。辛的书纯属自我辩白，但将给他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其合作者美其名曰：“补贴讼费”云云。此乃题外话。
　　《悖论》一书通俗易懂，全无学究之气。所述论题，正是当前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全球化”问题。其主要论点为：“世界经济越大，其小角色的戏越重。”意思是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日益加快，但其组成部分却不断趋于分离、变小。地方化、区域化、自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强。从社会系统结构来讲如此，从经济单元结构来讲亦同——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区域性公司正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主宰。奈著分章叙述这一“大/小”悖论，要点是(1)当代电子信息革命的作用；(2)旅游成为全球化工业的主导；(3)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二十一世纪无可争议地成为“龙的世纪”，中国成为经济超强的日子屈指可数(由此可想见中文世界对奈氏新预言的热情)。通讯革命由“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邮件将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小角色”们联网一片。在“家庭办公室”打开电脑，“新部落主义”的骑士们便可纵横驰骋，自由翱翔，打新式的电脑“高夫尔球”(Gopher，不是“高尔夫”Golf)。不过这种“高夫尔球”(即新式电子通讯网)打多了对健康有损无益，还须真的走出户外，坐上飞机，腾云驾雾，四海遨游一番。故有旅游业大盛之一说。如今风水轮转，东土朝圣取代西天取经，看来已成定局。且听奈公亲口道来：“如此景观我一生未见：一百英里延绵的建筑工地(沿深圳至新界的公路)一字排开。”(此为第五章“龙的世纪”的开场白。)
　　要言之，奈氏“大舞台，小演员”的未来图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科技革命为基点，画出好一幅“繁荣昌盛”的新世界风光。不过，这幅图画暗藏玄机。“未来学家”们一向是科技领先，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为标榜。实际上，他们与学术界中的一派“终结论者”，早在“高夫尔球”诞生之前就已联网结盟。“终结论”前有鼓吹“后工业化社会”的丹尼尔·贝尔，近有“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的推销员福山等。当然，你要在奈斯比特的电子网络、悖论迷宫中，理出一条“终结论”线索，还得费一些周章。
　　所有“终结论”者，其实都是在强调这么一点：一切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体系、文化实验……均可以休矣。一切“歧途”均已穷途末路，到了悬崖勒马，改弦更张的时候。此为“悖论”之正题。反题者，即分离化、区域化、民族化、部落化、本土化、零散化、主体离心化……奈斯比特与此并无二致。在他看来，当前，并无设置“后学话语”(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等是也)，故弄玄虚的必要，大可用信息革命的内在逻辑来解释，用当代新潮白领阶级或电脑雅痞士的多元文化消闲趣味和需求来说明。
　　说实话，奈斯比特的宏论虽不算新鲜，却道出了当今世界已占支配地位的“现代性”共识。关键在于“悖论”的正题。只要承认了这个根本前提，对于反题一面，则可任意施展千般武艺，万种气功，任你说的天花乱坠，能指浮游，所指遁隐，一阳指点穴，行化功大法……
　　且慢。虽说今天的意识形态共识，已牢牢锁定了全球化“悖论”的正题，但仍有执迷不悟者，放着“现代性”康庄大道不走，偏要往“歧途”上去钻，去想，去说。如今在西方，“歧途者”之“歧”，大概只有在“想”与“说”二方面。他们要从根本上动摇“现代性”的根基，也即“全球化悖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性胜利的正题。“歧途”乃是我为英文词“alternative”的汉译，原文有“取舍”、“抉择”、“不同的选择”等含义。“歧途”乃是一贬义词，这里姑妄用之。用来形容一向被指为异端邪说(当然在某种特定阶段亦可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的观点，也许不为过。况且“歧途”一词，后面也许会用得上其中文所含的确切意义。暂按下不表。
　　以“歧途”论者看，当今之世的所谓全球化悖论，乃是现代跨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奇特的文化逻辑。跨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零散、多极、多国式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集中、集权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文化上，跨国资本主义的悖论更加突出。强调多元、民族、本土、离心、非西方、多极、多中心的文化意识，方能一面使消费者对跨国资本和商品产生具体的认同与归属，一面又使生产者“心怀全球，立足本土”，为跨国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有者和消费者效力。(占人类人口百分之二三的超级跨国公司的董事和他们的社会基础——白领雅痞士们，却在消耗着全世界人类创造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一事实，是不会从奈斯比特与控制、掌握了大部现代信息传播媒体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后现代文化制作者们那里透露出来的。)
　　首先提出“世界系统”(World System)理论的华伦斯坦(I.Wallerstein)，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或“世界系统”算了一笔帐，并且展望未来，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体系末日不远的结论。这当然不是新闻。华氏只是对这个庞大体系在今天的举止作了一番新的分析，而且着重于经济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面临着三大内在困境或危机：积累的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地缘文化论的危机。积累乃是资本的灵魂。无限攫取利润导致追求垄断，而垄断又与竞争剧烈冲突——这个经典论断在华伦斯坦看来并未由于现代技术革命与开拓市场而根本变化。政治合法性危机在所难免。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原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重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协调、平衡阶级矛盾的作法，不料却引发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加剧动摇了核心国家体系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这已涉及“全球悖论”的反题，即分离、本土、民族化、非殖民或后殖民倾向。)在离心、分裂、多元、自治的历史潮流中，另一个资本主义困境日益突出，即地缘文化观的困境。所谓地缘文化，无非是指当代种种反总体论、反普遍主义的种族—性别主义观念的兴盛。普遍主义原是以人类普遍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来遏制资本主义的“引擎”——个人主义的恶性泛滥。然而，种种新、后地缘文化的意识形态以民族、本土、性别的特殊性为诉求，严厉抨击普遍主义与启蒙理性，为个人主义重作乔装打扮。所作所为，无非是加深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并未指出另一条蹊径(亦可为alternative的一种译法)。
　　华伦斯坦由资本主义内在(经济)矛盾而顺藤摸瓜，已抓到其文化逻辑的“命穴”。不过，华氏拳路泰半在政经领域里游刃有余，谈及文化与思想，就底气不足。其实，他所谓“政治合法性危机”、“地缘文化危机”，无不关系到现今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与主要范式、逻辑的重新检讨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资本主义全球化悖论与其在文化、知识界的现代性认识的历史局限同出一辙，互为表里。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作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有关现代化的知识、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再现、表述。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多元决定。虽然二者在现代化上的矛盾激化程度前所未有，但偏颇、忽略任何一方，只会把水越搅越浑。
　　近期参加了一个“全球化与文化”的会议，会中闻见，颇能说明些问题。会议以文化为轴心，但议题却也五花八门，如“跨国文化与消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文化研究”、“政治视野与历史的终结”等，不一而足。总之主题是探讨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市场或“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寻求新的抉择(alternative)和新的视野(至少是在文化上的)。然而抉择难觅，歧途漫野。如我预感的那样，会议成为又一个“高举‘否定辩证法’伟大旗帜”，对现代性歧途、全球化悖论大加讨伐的批判会。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近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批判、揭露西方统治集团(主要是美国)的反民主、反人权劣迹，堪称为美国的“民主卫士”。其道德力量、理性风范，绝不在沙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之下(当然以揭敌手之短为己任的西方舆论，是从不会将乔姆斯基与沙、索相提并论的)。这次大会乔姆斯基又一马当先，无情揭露西方舆论为掩盖跨国财团、统治阶级以经济手段掠夺、吞并全球财富的“阴谋”所设种种谎言。作为与萨依德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铿锵陈词，很能打动人心。不过，他的谴责与批判亦不免流于道德义愤。日裔文化理论家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则寄希望于受跨国资本掠夺欺压日益深重的“第三世界”，以对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作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反抗。不过他同时也认识到，所谓“第一世界”的知识制作、文化制作，与跨国资本全球性渗透相互推波助澜。因此，真正的“战场”乃是学术殿堂与文化、知识市场。尤其应当揭露的，是打着各种批判“现代性”旗号，却又掩盖、“遮蔽”跨国资本的实质的种种时髦理论与“话语”。
　　不过在严峻、尖锐的批判之中，又凸显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关系到真正的“话语”的差异、日程表的差异。在会上，李泽厚谈了中国“实用理性”和“传统的转换性创造”问题。李泽厚的主旨是“建设”。对于当代世界，尤其是尚未现代化的广大“第三世界”，经济建设乃是当务之急，同时又绝不可偏颇文化、政治各领域的建设与制度创新。李泽厚的“话语”对于国人也许早就耳熟能详(对急于“超越”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更是老生常谈)。但在一个标榜全球化(批判)和“差异”的语境中，李泽厚的“建设性话语”和日程表却的的确确表现出了令与会者震惊、尴尬的差异。他大讲“经济领先”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已令人厌烦，所谓“文化的融汇、凝聚力”(主要讲中国文化)对于早已坚信不移离心、分散、解构“真理”的多数听众，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啻是“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会后开鸡尾酒会时，三好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对我耳语：“那家伙在扯些什么？！”)
　　但在我看来，李泽厚真正提出了“现代性的不同抉择”(alternative modernity)的话语和日程表。不少与会者，原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这段插曲，正反映了全球化悖论的又一面：一方面批判启蒙理性关于“总体”、“同一性”、“中心论”的“现代性神话”，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设置新的“分离”、“非中心”、“差异”的“后现代神话”。其结果，对于真实存在的现代性不同抉择视而不见，或偷梁换柱，以新的理论话语来遮蔽不同抉择的过程中所包容的巨大、复杂的历史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看来，这也许是带有“全球性”的一种倾向。譬如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东亚模式”、“儒学复兴”，以及与之或有关或无关的各种“弘扬论”、本土、民族、国学论……跟上述“全球悖论”有无关联？小子不敢妄评，至于海外流行的诸种理论，则怪不得我放肆了。
　　其实“理论流行色”之荦荦大者，如后现代主义等，已受到很多批评。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有深刻批判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上述会上所发感慨，颇可为李泽厚的发言作一脚注：他认为当今理论界一提起“经济决定论”，无不嗤之以鼻，孰不知后现代文化制作(包括莫测高深之“理论话语”制作在内)，岂止是什么“经济最终决定”而已；其最先考虑，无不是如何以最佳广告行销而牟取最大利润！后学诸家之气，足则足矣，只是不知其真正的目标或日程表是什么。哈维问道：“日程表何在？”当然，也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如利奥塔，就主张摧毁各种现代性神话，如“民族国家”、“国民性”之类的“宏伟叙事”，并由西印度群岛某个土著居民的口头传说“小叙事”取而代之。这颇像老子的“小国寡民”，又似“治国如烹小鲜”。小则小矣，只是不伤了跨国资本的毫毛，而利翁的“小叙事”理论在学术市场上的行情也就不断看涨。至于“后现代”套用在中国或亚洲的头上是否得体？张汝伦先生近期对此已有精采评说，我就不在此饶舌了。(参见《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期张君《亚洲的后现代》文；此文亦可与《读书》十期甘阳的《江村经济再认识》、九期张承志的《真正的人是X》放在一起读。)
　　对于“后殖民主义”，还想再摽嗦两句。“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两年在美国正大红大紫。其主要观点，大多来自后结构主义(福科的“权力/知识”论)、拉康精神分析/后结构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反总体论等。其相异于诸家“反神话神话”处，乃是引进了“第三世界”或“后殖民文化”经验。于是，在种种“现代性话语”的头上，便可方便地再套上一顶“西方中心”、“后殖民”的大帽子，无论是“现代化”理论也好，马克思主义也罢，“民族解放”论或反殖民、反种族歧视论，无不在“西方中心”、“现代性”这顶洋法海和尚的金光罩下，不得脱身。这金光罩原脱胎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陷阱论”：语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而无法逃逸。(其潜台词不难揣测：若要脱身、逃逸，还得靠后结构、后殖民法师来念一通咒言。)如果套在中国头上，似乎也未尝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君不见，中国人近百年来，为“西化”、“中化”、“现代化”，吵个没止没休；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尚陷于“后殖民话语”、“宏伟叙事”之泥淖乎？
　　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只是全球化悖论中之反题部分的变化：多极、离心、差异、分裂……至于其正题，即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胜利这一点，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看来，恰好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只要不带偏见地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便知中国人所作的，其实是针对着悖论的正题，也即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挑战与重构。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或“主旋律？”)乃是“革命建国”。“革命”与“现代化”两大主题或“问题构成”，是中国的“现代性不同抉择”。此事说来话长。八十年代文化反思轰轰烈烈，亦不过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间的张力、矛盾、冲突的话题刚刚打开。如今把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抉择”的话题用其他话题来置换、超越、遮蔽，则不知是否走上“现代性康庄大道”，还是步入(资本主义)“现代性歧途”？(这里“歧途”一词，取其字面中文含义。)
　　“革命建国”的现代性不同抉择的核心思想是“人民创造历史”。这是一个反决定论的命题，从根基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知识上的决定论和目的论“启蒙理性”(亦包括了作为启蒙理性与现代性产物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不过，毛泽东毕竟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反的只是经济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目的论(后者到五十年代才形成，四十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还在说必得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后来毛泽东逐渐同意了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决定论，发动了“文革”。这段历史错综复杂，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套，恐怕多半是文不对题。(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反观“后殖民主义”，反到会有意外的收获。)
　　且说各派“后学”拳路，均在“方法论”上讲究精到。如后殖民主义大师之一、印度裔理论家哈密·巴巴，除其文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拉康、德里达更为晦涩之外，更擅长福科式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不过你细读巴巴，更不得不佩服他在生产种种“后殖民”知识时抹去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痕迹的功底。巴巴常常以印度殖民地文化经验来指称“第三世界”或“后殖民文化状态”，而对于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性渗透及其对文化、学术市场的“权力”、“控制”这一点，却缄口不谈。这也许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在美国学术市场上创出名牌的诀窍？果真如此，则离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严肃批判相距太远，而与奈斯比特、福山、亨廷顿等更为“家族相似”。
　　巴巴诸公“反西方中心”的激进主义外套本身，亦可作一番“谱系学”追踪。这套“权力/话语”理论，出自福柯福三爷；福三爷乃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的门生。阿尔都塞有“多元决定”、“问题框架”、“依症候阅读”、“结构性因果”等方法论创新，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最终决定论”基础。福三爷一古脑抛弃了阿尔都塞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劳什子”，但在方法论上的创见，似并未超过其师。这个故事再讲下去，也许更为有趣。阿尔都塞平生最佩服的人和事当属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其脍炙人口的“多元决定论”受到《矛盾论》、《实践论》的决定影响。说来话更长，暂且打住。不过，忽然想到毛主席当年曾拿中国跟巴巴故乡——印度作过比较，话题便是现代性的不同抉择：
　　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之三)
　　诚哉斯言！
　　John Naisbitt，Global Paradox，New York，1994；《全球吊诡》，顾淑馨译，台北天下出版公司版，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