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力的言辞

　　一般来讲，只有想不清楚的，没有写不清楚的。能想清楚的地方一定也能写清楚，写不清楚只是因为写的人自己还没有想清楚。这种关于写作的常识，大致不错。不过写作往往还牵涉到另外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单靠常识未必能够讲清楚。
　　在现时代，坚持思路文理清晰透明，并非绝对办不到，只是对我们来说，确乎是件难事。写作者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能用自己的文章有力地阐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哪怕阐明一丁点细小之处也好。但宇宙人生根本道理或细小之处的“明白”，和文章字句层面上的明白，往往并非一回事。写文章的人理当追求“文”与“道”都皎如白昼。但也有的时候，光讲求文章明白，很可能反倒使真正的道理变得不明白。用明白的语言讲谁也摸不着头脑的道理，这类文章难道还少吗？更有的时候，你要想使道理明晰，还不得不避开那些明明白白的语言，不得不听任你的言辞趋于晦涩。
　　含混晦涩是一种病态的文风，更反映了一种病态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用不着曲为辩解。但是，如果真要追问“谁”该为这种病态的文风和病态的人文精神负责，答案或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这一代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从年龄上讲，和当代中国先锋派作家最靠近。先锋派作家在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格局中特殊的位置，确实使他们成为少数人欣赏更多的人摇头而大多数人跟着起哄的文学小分队。我相信他们真的有非常实在的精神内容要求表达出来，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那么飘忽、模糊、晦涩、无力，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话要说。先锋派的言辞也许是我们时代最晦涩最暗哑的一种声音。他们的声音即使被某些好事者推到广大的读者社会，仍然无法改变其本质上的晦涩和喑哑。如今，苏童、余华、孙甘露、格非们的大名在文学界甚至在大众文化消费市场都可以说识者甚伙，但真正能够品出滋味讲出门道来的又有几人？
　　先锋派是一代晦涩暗哑的作家。但这晦涩喑哑却不是他们单方面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在这个文化时代所处的特殊位置有以致之。这个文化时代某种弥漫性的晦涩暗哑的精神气质促使他们如此不明不白地写作。先锋派的写作方式，或者说“文风”，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在一个世纪不到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先锋派也是一支孤军，难以归类，难以整合进某个大的文学史传统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先锋派，实在是最不适合于明明白白地进行写作的一代不幸的写作者。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议论先锋派文学的背景、特征和命运，是想以此类比我们这一年龄段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写作者某种相似的文章气运。
　　在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领域，知识背景、学术积累和传统的依托至为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深深感到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搞文学批评，和当代小说先锋派一样，都带有先天的不足。
　　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新旧交替，不是接力赛，它在根本方面，乃是某种传统自身向心式的圆环运动。而这种传统根本上又是不受具体学科限制的。对人文和精神科学来说，更重要的是，熟悉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向当下的研究活动提供某种“在手边”的工具性准备，这本身就是一切研究工作终极性的价值取向，就是一切研究的目的。因而这不是实用的、一次性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坚持不懈，毕生以之的。确切地说，人文科学精神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与写作者，从来不是处在传统之外再试图靠近和熟悉传统。实际上，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使其整个生命存在都要融入某种传统之中。因此，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领域所讲的“超越”、“发展”，绝非单纯的新知新器取代旧知旧器，它指的是传统自身的一种内在运动，是人类情感心智和精神价值的一种向心集聚，是一种自我肯定性的超越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无所谓绝对的新知旧知或新器旧器，一切均取决于学者的研究与写作同整个人文传统结成怎样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基本同一性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基本肯定性的关系。说“基本”，意思是说你也可以用激烈反传统的方式来肯定和丰富传统，从而和生生不息的传统保持内在精神上的同一。人文领域所谓摆脱传统、超越传统、解构传统，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因而都是相对的说法。绝对地摆脱、超越、解构，意味着游离于传统之外，而这就堕入意义的空域。
　　如果要想有意义地写，有意义地说，就须有一种坚强的传统做你的依托。你进入这个传统愈深，传统对你的支撑就愈有力，你的说和写就愈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肯定性的。从文风上讲，就愈可能是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是指说和写在有传统支撑的意义上价值的可靠性与增殖性，并非流俗的可传达性。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学术层面上的说和写，确实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自始就处在一个传统的边缘，甚至被这个传统甩出很远。想想我们进大学之前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这一点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读余华的《呼喊与细雨》，读苏童的《刺青时代》，虽然明明知道这都并非什么精品，但还是被深深打动了。打动我们的也许不是苏童余华的小说在艺术上的精彩之笔，而是他们各自在小说中记载的我们这一代人大致相似的“早年”经历。确切地说，打动我们的是我们借助他们的写作对各自凄凉匮乏的早年某种伤感的缅怀。我们确实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一个倒塌的传统的颓园里，甚至在远离颓园的荒野，满不在乎地玩耍，游戏，跟野兽一样。当现代化的呼声响起来，我们这群王朔调侃的“都是苦出身”的小兽们虽踏进了大学的门槛然而这个时代在我们精神生活中造成的内在虚弱，在八十年代的兴奋和激动之后，终于宿命般地显露出来了。这种虚弱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者和写作者在写作和说话时经常碰到的某种根本性的困难。这也许可以称为一种文化失语症吧。
　　就知识、教育和学术文化传统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在患了先天失语症的情况下努力张嘴说话并试图从事写作的。便是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这种失语症的病痛之中，写作和说话时总感到底气不足，说不下去了。越到后来，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底气说话，而是靠从外面打气，充气，勉强维持目前这种残损不全的话语。
　　我们的写作因此成为文化颓败时代在一种不成功的文本上的投影。今天，这样的文本怕是很多很多吧？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缺乏的不是那种工具化的语言，而是语言背后某种运用语言的能力，是能够自由驱策话语的某种内在力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本真化的语言。我把我们真正缺乏的这一切，统统称之为“底气”，“元气”。这当然又是从生存及写作的传统维度来说的。这种元气、底气，不单单是个体生命躯壳中激荡的某种力量，更指一种弥漫性的人文气息，一种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气运。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底气或元气，写再多的字也不能医治我们的失语症。
　　同时代人说话的某种艰难性甚至不可能性，同时代人文主义者遭遇的种种说和写上的失败，既有个人方面的因素，也有时代方面的因素，合起来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生下来就被抛入其中的人文传统的颓败背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渐渐变得有些明智了，这点明智也仅仅在于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人的一切有意义的活动都必须立足于一种基本肯定性的文化传统。不注意建设、维护并且融入这个传统，或者无端地败坏传统并且不自知地被甩出传统之外，那么，所有企求意义的举措，包括我们的说和写，都将是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一时忘情于自以为得趣的说和写的当下顷刻，也终究不能有意义的充实感，只会不断经受虚空的打击。这种打击可不会为我们带来悲剧的那种壮美与神圣，而只能让我们在虚空的深渊中无所攀附，永无止境永无救赎希望地沉沉坠落。
　　写作应该是一种“向着……”并求努力“融入……”的生命祈愿。用哲学的方式表述，就是一种“在……之中”的存在意志——在一种背景之中，在一种永恒坚定的人文精神、人文信念和人文取向之中，在一种传统之中，在人的所有表达活动组成的生生不息的意义的河流之中，在宇宙人生的道理无穷敞开的光亮之中。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经验，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文章才能够真正明白起来。在这之前，我们或许还要在一种讨厌的晦涩之风中期期艾艾不明不白地说和写。谁叫我们自始就是匮乏时代晦涩的作者呢？
　　匮乏的时代，无力的言辞。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写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