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后现代不是“主义”

　　“Postmodernism”一词东渡之后，有人便把它翻译为“后现代主义”，这大约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事。若干年下来，它甚至还未来得及被我们仔细地推定其含义，就突然间在知识界大红大紫起来。人人都在时髦地谈论后现代，它的“话语出镜率”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先锋词汇。但，当我们左一个“后现代”、右一个“主义”时，这个称谓本身就已使我们犯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因为，后现代不是“主义”。
　　什么是后现代，这个问题尽管还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学术界还是不约而同地认可了它在哲学上的“反”的特征。那么，后现代反的是什么？如果从时段上来讲，最便当的回答，后现代反的是现代，这正如现代反的是前现代。西方文化就这么以反的方式一波波延宕开去，又流传下来。但，如果要知道后现代是如何反现代的——这正是谈论后现代是否“主义”的关键所在，却需要从现代是如何反前现代的说起。
　　前现代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古希腊与中世纪。现代文化的主旨乃是通过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从而与古希腊接上血脉。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已经看出了苗头，待至启蒙运动结束，现代文化以理性为本体终于击溃了中世纪的神学信仰，不仅又重新回到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源头，而且使自身即“理性”成为以下二百多年间的文化霸主。至此，整个西方文化已经走过了一个大大的“之”字，其中每一时段的文化都是以对前者的否定来塑造自己。当然，现代文化对中世纪文化的否定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了古希腊，用马克思的话来表白，这不过是穿上古人的服装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问题是这个新场面在后现代眼中并不新，与其说以前那么多历史场面一个又一个地大幅度调换，不如说换来换去在本质上它们却是“同构”的。后现代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它不仅看到了现代文化中的“理性”是如何战胜了中世纪的“信仰”，它更看到了这水火不容的理性与信仰背后那更隐秘更本质的一致性，即同构性，并且它还看到了这种同构性如果溯源的话则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这就难怪我们看到一些后现代的哲学家在批判现代时却纷纷将其解构的锋矛直指柏拉图，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如此则不足以颠覆其现代。现代的根源并不现代，而是非常古典，它其来有自，既深且固。若不能从根基上去动摇它的话，那么对现代的反抗无异于掀掀砖瓦、砸砸玻璃，那只能是一种打打闹闹的游戏(我们不正是非常表象地把后现代“仅仅”理解为消解一切的游戏吗)。
　　这就需要我们短暂地滑向历史的深处，去打捞一下作为现代之远因的古典的残简。柏拉图的“理念”便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礁石。理念作为万物之原，它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实体，现实则只是这个实体的幻象。柏拉图阐释这个概念时曾以床作比喻，说现实的床来源于床的理念，前者只是对后者的摹仿。也就是说理念的床是真实的，现实的床既然是摹仿因而是理念的床的影子即床的床，这样一来，柏拉图的“理念”便形成了一种“世界模式论”，这是一种二元划分的模式：理念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由于它以形而上的理念为中心，因而又相应形成了世界性的“以上制下”的等级结构。古希腊虽然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但它并没有脱离远古自然神的影响，“理念”在创世的意义上正是神的别名。中世纪宗教神学虽是对古希腊的一种反动，比如它迫使希腊时代自由的哲学成为不自由的婢女；但它毕竟和古希腊之间也有暗渡陈仓的一面。那个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作为站在古代与中世纪交界线上的一个哲人，正是他把柏拉图的“理念”进一步系统化和神秘化，从而使之直接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理论之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的神学正是古希腊哲学“合理”的继续。因为它对世界的划分依然是本于柏拉图的二元对立模式，只不过形而上的“理念”已经逊位于“上帝”。
　　现在我们可以触及现代之反前现代的问题了。实际上现代运动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上帝拉下马”。它的全部用刀之处，一是用“理性”取代“信仰”，二就是用“人”取代“上帝”。费尔巴哈把近代哲学的主题归结为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亦即把神学转变为人本学。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干脆就将自己的学说标榜为“人本学的唯物主义”。纵观整个现代史，恰恰就是一个上帝现实化为人而人又神学化为上帝的过程，这是一个既理性又非理性的过程。就其理性的一面而言，现代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神学统治，这自是其赫赫可碑之处。但问题在于成功之后，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它的非理性的一面立刻就把现代运动导向了一个新的误区，即人和理性的误区。还记得大启蒙家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吗：如果没有上帝，就要创造一个出来。这个新创的上帝是谁？正是人和人的理性。罗素曾说启蒙运动已经将理性“羽化为神明”，此可谓一针见血。正是这个新的神明秉承了以往的文化模式像上帝一样重新君临一切。由此可见，现代之反前现代乃是一种类似“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革命，理性把上帝拉下马，自己又上马做了皇帝，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仁不让，一点也不客气。
　　而试图结束这种承传的就是后现代。利奥塔很扼要地把所谓的后现代概括为“形而上学死亡后的状况”。现代是形而上学最后的辉煌，后现代则是它的坟墓。所以后现代反现代和现代反前现代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两者都表象为“反”，但反的动机、目的、方式、内容、效果都殊为两样。现代之反前现代乃是一种“取代性的反”，而后现代之反现代却是非取代意义上的“消解性的反”。这样我们就看到，后现代反的不仅是现代，而且还包括现代之所反的前现代。后现代是把现代与前现代当作一条藤上的瓜一反到底，而这条藤“沉沉一线穿千载”，根子却在柏拉图，他的“理念论”乃是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因此，更进一步说，后现代并非简单地反现代和前现代，而是借此去反隐藏在其后并起支配作用的形而上学。
　　至此，我们不仅已大略一窥后现代的精神气象，而且也已悄悄地触到了后现代不是“主义”的问题。因为“主义”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正是后现代之所反的最重要的对象。它所以揪住现代与前现代不放，则是因为形而上学把它们统在了一起，而形而上学正是“主义”的最初表征。所谓形而上学即“一个中心，两个等级”，前者可以虚位以待，后者则是不变其宗。当形而上学对世界作出二元划分之时，它就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等级结构中确立了自己作为“主义”的统治地位。或者说正是出于一种知识权力的需要，它才对世界作出了二元性的划分。因此，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就离不开这样三个相应的关键词：等级、中心、权威。中心自然是建立在等级划分的基础之上，而中心又自然会产生制度化的权威。在这里，“中心”的位置举足轻重，它恰恰是主义成为主义的枢纽所在。所谓柏拉图主义就是以“理念”为中心，基督主义又是以“上帝”为中心，而现代主义则以“理性”为中心。如果没有中心，也就谈不上什么所谓的“主义”；中心一旦消解，“主义”也就不复存在。可见“主义”并非用来一般性地表示某一种学说或主张，它是与形而上学相伴产生的一种等级化、中心化和权威化的知识阐释系统。“主义”不仅以某一个概念为其中心，而且力图借此使自己在整个知识阐释的空间成为权力性的中心机构。现代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为其中心的，凡是非科学的知识比如人文知识都需要在它的法庭上接受其检验，后者或被科学化，或被迫放弃其知识存在的权力，除此之外，它没有第三种选择。可见，科学一旦“主义”便不再仅仅是科学，而是飙变为一种支配其他一切知识话语的“元叙事”(利奥塔的概念)。从后现代的立场来看，“主义”乃是十足的贬义词，它凭借虚构的中心，垄断了对世界的阐释权，而阐释的多种可能一旦被“主义”消磁之后，满世界便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一元化的格局正是借“主义”的东风由此形成。
　　后现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格局的存在，它作为解构运动，正是对以往同构性的由形而上学模式所导致的一元化格局的消解。这个运动的源头可以上推到一百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末。当“东儒”们恪守二元划分的思维模式还在为“中体西用”之类的体用问题也即道器问题争个面红耳赤时，“西狂”尼采却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这个上帝当然并非仅仅是中世纪的基督上帝，它是包括现代理性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对象。尼采被人们称为后现代的精神先驱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几乎是他第一个起来反对自柏拉图以来绵延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文化传统。当然尼采仅仅是开了头，从根子上说他还不能算后现代。不妨再看福柯，这个具有考古癖的爱滋病患者在临死之前却喊出了并非自谶的“人死了”的口号。这个口号戳破了现代运动以人为本、使人取代上帝从而成为一种“绝对主体”的虚妄性。当尼采的人把上帝杀死之后，福柯又把这个杀死上帝的人杀死，这只能理解为后现代对一切能够取代上帝的对象——包括人自己的拒绝。由于人的主体性乃是体现在它的理性能力上，理性又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在现代过程中以其“社会良知”的身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普遍主体”和“精英”。对此，利奥塔又抛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死了”的口号，用以结束它那特殊的精英地位。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再到知识分子之死，这样一个冷冰冰的“死亡三部曲”绞杀的到底是谁呢？需要我们注意的可能倒不是那份“死亡黑名单”上的名头，那些名头像走马灯一样变换其所指，恰恰说明在它们背后有一个不变的所指，这个所指才是后现代必欲毙之的对象。但这个所指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实体，实体可以变换；它是一个不可变换的但对实体来说又是可以凭其权力进入的“中心”。因此，不妨把后现代的大开杀戒看作是它反抗一切中心、一切等级、一切权威亦即一切形而上学的努力。当“主义”始由形而上学而生，而形而上学又为后现代全面拒斥，“主义”在后现代那里也就无处藏身了。我们又怎能把后现代称之为“主义”呢？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后现代学者，这里指的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这三位法国佬，他们在反形而上学时并没有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这就使他们和他们的德国老师尼采相比，多出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味。“解构”在他们那里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策略，它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本体论，或它没有一个先在的“本体论的承诺”，亦即没有一个类似形而上的隐含的替代者，因而它始于方法论又终于方法论。仅仅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我们是不谈“主义”的。
　　无论如何，“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到今天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问题在于“postmodernism”这个词。这纯粹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我们所以把后现代误认为“主义”，不就是那个词的后面缀了一个“-ism”吗？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一见到这个后缀就把它译为什么“主义”，这实在是一种以文害义的“主义综合症”。我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首对“主义”泛滥的现象作过批评，在其《“主义”何其多》的文章里，董先生列举了许多不应将“-ism”译 为“主义”的词例。在董先生出具的诸种含义中(这从辞书中亦可查知)，有“状态、状况、精神、思潮”等，其实，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比“主义”更适合于后现代。利奥塔不是把那本风靡一时的小册子叫作《后现代状况》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postmodernism”译作“后现代状况”或者“后现代思潮”，而不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