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危险的让·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被英语学界认识和接受，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不到几年的工夫，不仅他的著作全都被翻译成了英语，而且又是出传记，又是召开学术研讨会，颇形成了几分热闹。一九八八年，英国《卫报》称他为“纽约知识分子圈里的大红人”，此后欧美学界提起他则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巨头”或“后现代主义的大教士”。按照这样的评价，此人不可忽略是肯定无疑的了，但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感觉到，这“巨头”、“大教士”和“大红人”等用语显然又多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这些称谓的言外之意，看来倒是值得我们稍加留心的。
　　当下西方学界的“文化批评”热，至少给了人们这样一点启示：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还有一个同步进行着的、将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这个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记录本身又是一个赋予意义、为之辩护、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的过程。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明信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将自然彻底征服，自然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人文化世界的过程。而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其重点已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活动，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本身，而是要更深入一步，深入到讨论“资本主义对于文化的表征模式的占有和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这一现象上。
　　然而，“资本主义对于文化的表征模式的占有和殖民化”还有另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侧面。早在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的《启蒙主义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4)中，曾分析过这样一种现象：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特别是其中的广告和大众通俗文化，会使得“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降格为“失去质量的符号”(signs　devoid　of　quality)。所谓“失去质量的符号”，是一些“本身已变得再也无法穿透的术语”，就像那些依附于物品的标签(品牌名)一样，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再没有其他任何别的引申意义，术语本身让人没什么好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与他们的日常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种完全被动的、不假思索地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但遗憾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这部著作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在德国出版，直到一九七二年才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和翻译的滞后大大推迟和限制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这一观点一经传播，立即受到了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视，成为他们描述和讨论当下的资本主义对社会文化表征秩序的破坏这一问题时的起点。
　　在这个问题上，沿着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思路进行理论探索、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人就是鲍德里亚。他于一九七三年发表的《生产之镜》，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而在后来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又陆续发表了《象征交换与死亡》、《论诱惑》、《幻象与仿真》等一系列著作，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开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十九世纪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一个他所谓的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纵”(perfect　manipula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过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问题，讨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讨论了商品的转换，而没有涉及另一个重要的转换，即符号转换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所讨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可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词语明白无误地指向事物，思想是现实的再现，价值与需要相吻合，商品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然而，资本主义已从对于劳动的最终结果(产品)的占有性控制，过渡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对于最初模式或意象的控制的阶段，而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社会形态应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这项工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
　　然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却隐含了一个极大的理论陷阱，因为他首先是在认识假设上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是一套话语的建构，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对于劳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在他看来，统统不过是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一套隐喻性的说法，是“一种代码，一种密码暗号或一套系统性的阐释”。他说马克思粉碎了所谓“经济人”(homoeconomicus)的虚构，粉碎了将交换价值、市场、剩余价值及其形式这一整套系统自然化的神话，但是马克思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于劳动、劳动力的价值等进行话语分析的基础之上。那么，鲍德里亚发问道，“徘徊于革命的想象之中的一种叫做‘生产’的幽灵”，是否“同样也是一种虚构，一种把虚构自然化的过程，一种约定俗成的人为见解，一种将所有的人工材料、偶然的欲望、价值交换、最终性和生产纳入代码的仿真模式呢？”他接着又自己回答说，“如果是的话，那么生产就成了一种将此种解码过程强加于我们的代码，而这种解码过程既没有最终性和密码暗号，也没有价值。”他说，“人时时处处都在反思自己，再现自己，按照生产这一范式给自己定位，于是生产就成了分派给他、让他认识最终价值和意义的一种依据”。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说，儿童的心理发育要经历一个他所谓的“镜象阶段”，即儿童需凭借外界的反应这样一面“镜子”才能逐步认识自我，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生产”也当作是人类借以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一面镜子，所谓“生产之镜”即由此而来。(第17—19页)
　　鲍德里亚的整个这一构想似乎有点让人不可理解，而实际上他的这一立场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是引起很大争议的。詹明信援引鲍德里亚，目的是为将后现代主义构想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然而对这一推论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例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在他的那部《鲍德里亚评传》(Jean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1989)中就提醒人们，鲍德里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作家，他的一套观点应该完全摒弃。(第102页)为什么说鲍德里亚“非常危险”？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的全部构思立足于这样一个认识前提：即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有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在内，都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只不过是一个文本，在他看来，都是与客观现实断裂脱节、毫不相关的能指符号。在鲍德里亚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映了客观的实际、因而具有了某种真理性的理论。对于他来说，任何描述社会形态的理论学说，无非都是按照某一种“仿真模式”(simulation　model)所作出的一种文本建构。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和批判，反而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种文本再现。
　　但奇怪的是，鲍德里亚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解构式的读解，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客观针对性，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掏空而成为纯符号式的文本，而另一方面，他却又希望在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名号下，建构起他自己的一套能够涵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表征体系的符号结构理论。他提出的总体构想是，符号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化表征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社会是第一阶段，社会文化表征形式为象征交换；在第二阶段，工业化社会的社会文化表征为政治经济学；然后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将象征交换完全否弃；而第四个阶段，完成一个循环后重又回到象征交换。这一构想看似周全，但是鲍德里亚既没有对其中各阶段的符号交换形式本身进行具体的论证，更没有提供任何客观的事实或统计数值作为证据。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所作的反思，充其量不过是在纯理论层面上所做的一种推理性的游戏，实在不足以动摇具有坚实的实证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那么，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理论是否就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呢？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如果我们并不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设想也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符号，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理论多少还有一点现实的针对性，那么，他对当代发达消费社会中所谓符号交换、象征交换的描述，应该说还是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的。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在这种形态下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倒是作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分析。鉴于国内学界过去没有介绍过鲍德里亚，所以这里将稍稍多用一些篇幅，对他的观点作尽可能详细的评述。(以下对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符号交换的观点的引述，可参见《生产之镜》第125—128页。)
　　鲍德里亚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截然不同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关于这一点，列宁和卢森堡等都有过比较深入的分析，而马克思本人则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对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只有过一点预见性的论述。而据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曾引用李卡多的话论及商品被垄断后将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他认为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在垄断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将不再与它们的自然价值有必然的联系。垄断商品的价格最终将不再依赖供求的关系，而仅仅取决于生产它们的成本的增加或减少。鲍德里亚认为，如果垄断扩大到整个体系(他心目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劳动时间和生产成本甚至都将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供求关系的辩证法就将被绕过，这时起作用的因素，就只剩下了对于可预见平衡的计算，整个垄断体系将自始至终由一个关于竞争的神话在支撑着，由一个虚构的供求关系的辩证法在支撑着。
　　鲍德里亚认为，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不同，这时候的垄断体系将把“消费”作为控制一切的因素，而这种“消费”不同于过去所谓的“富裕”，它成了一种战略性控制、预见性控制的标志，此时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完全是对于一种模拟设想所作出的反应，新的生产力将不再向体系提出问题，它们只是预料之中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受到控制的反应，整个体系不仅有能力、而且能够游刃有余地通过符号的游戏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所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鲍德里亚认为，这意味着西方的发达消费国家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合体，进入了某种自问自答式的运行状态，一切价值都按照它们的运作符号在里面进行着转换和交流。所谓垄断，与其说是对于生产方式的垄断，毋宁说是对于代码的垄断(the　monopoly　of　the　code)。
　　关于社会代码的垄断而引起的所谓符号功能的变化，是鲍德里亚最为强调的要点。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显然是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关于“失去质量的符号”论点作进一步引申。他认为，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商品”和“符号”可以说是经历了某种性质大体相同的裂变：如果说符号是与它的所指物完全脱离，那么，商品则是它的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的完全脱离；当符号的所指意义和所指物都被放逐后，代码变得不再指涉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只指涉其本身的逻辑，那么同样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生产的物品的最终所指——它们的使用价值也荡然无存，消费本身已不再是一种享受，它已经又转化为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必须采取的行动；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生产只是为了生产本身。而这一点与符号也是一模一样的：符号的能指变成了它自身的所指物，符号只是为了转换和交流的目的而存在，除此之外它本身不再具有任何别的使用价值；而生产也是为生产而生产，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价值。可是，鲍德里亚所描画的这一套，真的符合当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实际吗？整个社会的生产受某个“代码”的控制，可这个“代码”又究竟是什么呢？是柏拉图的“理式”？是黑格尔的“精神”？还是别的什么？鲍德里亚语焉不详。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消失了，如果以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茜·里根的一套价值两万四千美元的“极为素朴的”印花棉布长裙为例，我们或许还可以同意他的这一结论，可是，即使在目前最发达的消费社会中，基本的社会生产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到废除成本核算的地步，这恐怕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鲍德里亚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新现象，诸如消费成了一种社会文化代码；消费对于社会生产的反作用，甚至成了生产活动的主宰因素；由于消费的高度发达，促销广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文化存在不仅受到消费的影响，甚至要被消费重新界定；广告语言(“失去质量的语言”，“没有所指的能指符号”)成了社会文化的表征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不要求提供经济学的或社会学的实际调查和论证，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化分析的层面上说说而已，那还是不难理解的，说不定还让人觉得颇有些道理。可是，正如查尔斯·纽曼把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比喻为“通货膨胀”一样，鲍德里亚对发达消费社会的一套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表述，应该说也是聪明的文化人的一种比喻性说法，他们可以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褒贬，然而他们的褒贬却并不想经受人们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层面上的深究。
　　迄今为止的“后现代”文化批评论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把自己局限于“文化”的领域。也许他们都意识到了，唯有这样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建构的自由，而避免受到实证的反诘。但鲍德里亚却有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他冲出了“文化”的安全区，硬要涉足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去说三道四，他向马克思主义这一“宏大叙述”宣战，而自己却又不自量力地要建构另一套“宏大叙述”，结果，不仅使他自己的理论建构陷入某种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还“拔出萝卜带出泥”，闯下一个更大的纰漏，借用一句解构主义的行话，就是连带暴露出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个“意义的死角”(apor-ia)。解构哲学相信任何文本都存在着某个“意义的死角”，即文本本身有某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抓住这个破绽，文本的立论就将自行散架。而鲍德里亚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不能点破的破绽：即这一套理论只能是一种“文本”层面上的、正说反说均可的“阐释”，它之所以让人听起来有理，秘密就在它是一种对已经与客观实际拉开了距离的“文本”的再阐释，作为立论的基础、立论的出发点的第一个文本已经与现实脱节，那么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立论就不太可能再受第一手事实的检验。西尔维尔·洛特林杰在采访鲍德里亚时曾说过这么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观念的金字塔高耸入云，然而它却建立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坟墓之上。”有鉴于此，我们对所有冠以“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看来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后现代主义话语所表达的是一个“阐释”，而不是“事实”；是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可以无条件接受的“真理”。
　　一九九六年四月改定于燕北园
　　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lated　with“introduction”by　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