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饮冰室藏书目录

　　我的房间里，挂着一副梁启超的五言对联，联语为“龙云远嘘吸，天马高腾骧”，上款书和卿仁兄，不知何人，下款只写梁启超三字，未书年份。两印皆白文，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任公四十五岁以后之作”，当是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梁氏临碑甚多，一九一六年，致其女儿令娴书中，有“著述竟不克着手，唯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语。我本来还有一副康有为的二言联，五卜年代时在古玩店随手得之，每副都不到十元，今则师去生留，已成历劫之孑遗了。
　　历史的巨流永远向前流去，盈科而后进，因而也总有一些过渡性的人物。梁氏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写给他夫人李蕙仙(李端棻的堂妹)信中，劝她放足：“卿已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之夫人尚有此恶习也”。这件事原很平常，也是应该做的，不料梁夫人还要向她父亲禀告，也即请示，此已可怪；梁氏得知后，“为之一惊，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票，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这实在是近代史上的上等史料，也是中国独有的。夫权大于妇权，这已经是注定的了，父权又大于夫权，三寸金莲如同万古纲常，对于当时的妇女来说，真正说得上“弱女子”了。这中间，不知紧打着多少解不开的历史纽结。中国的蒙昧时代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蹒跚而来。当人们打开窗口，好容易吹来一阵清风，上帝立刻震怒了。
　　梁先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从戊戌风流到民国入阁，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右派看来是左派，(如叶德辉等)左派看来是右派。又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博大而不精深的学者。他自己承认“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在《学问之趣味》中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对学问而有趣味，人生观也在里面了。他在一九一八年时(四十五岁)，曾说“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他逝世后，杨度挽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夏敬观挽联云：“赋命历艰危，才性不为平世士。阖棺论成败，功名唯在旧书堆”。我喜欢的是夏氏的下联。梁氏最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而病逝，正如他说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免于讲座”。
　　凡是爱藏书的人，大多也爱看书目，曹植《与吴季重书》所谓“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所以《西谛书目》，我就常常翻阅。从这部《饮冰室藏书目录》上，也反映了梁氏治学上趣味之广泛。
　　一九二七年，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处致函北京(平)图书馆：“敝处此二月工作，系编纂梁任公先生《饮冰室藏书目录》。梁先生家藏书籍，宋元善本书虽少(尧按，实无有)，而普通书至十余万卷之多，故编其目录，于编辑图书辞典工作上，有下列五项之帮助。”(略)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任公先生逝世后，其家属梁思成等遵照梁氏口头遗嘱，将生平藏书寄存该馆，共三千四百七十种，四万一千八百十九册。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又将书目编排出版，按四部分列，铅印线装，共四册，另附录二卷，第二卷都是日文书。梁氏于二十四岁从马建忠学拉丁文，戊戌(一八九八)九月，因政变而遁迹日本，在《三十自述》中说：“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又在追述二十二岁落第后说：“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几句老实话说得可敬又可悲，当时有维新头脑人士的眼界尚且比蚂蚁还不如，怎能责怪他岳丈李老太爷的灵魂只抵得上小鸡呢。
　　《目录》中日文书也有三百余种，多属社会科学方面，其中有《个人主义思潮》、《美学》、《性爱》、《梦学》、《犯罪心理学》、《新国家论》等等。梁氏赴日，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些著作，都是在大清朝的领土内无法看到的，自然顿使“思想为之一变”，但更直接的关系，还出于他的趣味主义；这种求知上的趣味，也就是快感上的享受。我们都应尚俭去贪，但对于购书读书，却需要加上“但书”。虽字不救饥，然而对于三更灯火，还应该有情有义，白首同归，如梁氏所谓“学者死于讲座”。陈老莲《雨中读书》云：“十年有恨千秋业，一日无书百岁殇”。那下句意谓，人如果一天不读书，活到一百岁仍然是个短命人。
　　梁氏所藏之书，大部分为清及民国版本，间有少量的明刻本。在先秦诸子中，收得最多的是墨子，共九种。他对墨子，一向很推崇，在《子墨子学说》中，疾首大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唯无学别墨而学真墨”。这是因为杨学使人自私，墨子却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次，也因墨子被儒家视为畜生一样的异端，他却以为异端不应辟。《目录》丛书部跋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云：“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可为俗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我举此例，或近于郢书燕说，自以为却得附会之趣。自公车上书以来，康梁等人，已被旧党看作异端了，此跋作于民国七年戊午呕血时，心有灵犀，对异端自有特殊的感情。《目录》子部中，共六十七页，倒有四十二页是收更异端的释家类。在日文书目中，也有不少佛学书籍。
　　对于佛学，我是一句话也说不上，对梁氏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字数不多，几次想看终于没有看成，在梁氏则颇自喜。此书最初于《东方杂志》分期刊载，张菊生先生曾复一信云：“弟素不信佛，而亦能终卷，是必为有兴趣之文字。西人著述有所谓读书之钥者，此书殆可为习是学者之钥矣。”亦见菊老之善于辞令，于委婉蕴藉中而又略露王顾左右之姿。又云：“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也，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此信作于民国十一年，稿酬的数字在当时恐是空前，在今天也不知如何折算了。
　　在“五四”后的作家中，所收的有三人，即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胡适《尝试集》、谢冰心《繁星》，后二种或与诗界革命有关，却仍有趣味上的因素，可是当我读到子部小说家的章回小说时，不觉怔住了。
　　《目录》中只有清刻本《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二种，但我翻复寻觅《红楼梦》或《石头记》或《金玉缘》，统统没有，更不必说《金瓶梅》。又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也不见于书目。他收藏了《铁云藏龟》，却不收《老残游记》。
　　梁氏并非有头巾气的卫道者，也并非没有文学的欣赏能力，他的日文书中就有讲美学的书，他对小说原很重视。当时亚东版的一套小说已在流行，旧红学新红学此起彼伏，与胡适又相友好，为什么对《红楼梦》如此薄情？我起先以为，像这样的说部名著，饮冰室中至少有两三部，对于讲究趣味的学者，复梦、续梦之类也会收藏的，因而对梁启超不藏《红楼梦》，就成了一个费猜之谜。
　　梁氏曾办过《新小说》杂志，自己还写过作品，这次重读他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才有所领会。他一开始对小说与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以至人心人格的关系十分强调，这也没有错，接下来却把中国群治腐败的根源，全推到小说头上：“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他所以不收红楼、西游、封神，大概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又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那么，他是以“大方之家”自居的了。以《水浒》、《红楼》为诲盗诲淫的媒介，原非梁氏始，他这话说于光绪二十三年(？)，已经迟了，也觉得是涂涂递附的老调新唱了。然而即使《水浒》、《红楼》有双诲之嫌，何至于连书都不收藏呢？真的“不屑”到了这个地步么？
　　读了梁氏在戊戌前后的好多论著，常常肃然起敬，感到有一股冲击震撼的力量在向传统，也在向自我“宣战”，读了上引的这些话，却又令人茫然了。如果以审美水平来衡量，也是觉得浅薄可笑的。
　　这使我们想起了稍后于梁氏的胡适，更使我们想起与梁氏同事的王国维及其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论著，到现在仍是红学上的一份宝贵遗产。西风碧树，独上高楼，观堂先生的学术境界固有高出于饮冰主人者，难怪《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要称为绝代佳人了。
　　《目录》中的藏书多至四万一千余册，门类广泛，诲盗的《水浒》却有一部，究竟为什么不收《红楼梦》？我觉得不可理解，梁氏明明是看过的。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康有为的书则被抄没)，是否也包括《红楼梦》？但以后是否因“不屑”而未曾添置？(本篇一部分资料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