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致邵东方君书

　　东方先生
　　七月二十七日手书奉悉。寄出的陈垣书信集收到否？九月初，你将离檀岛出访，赶写此信，以便行前达览。
　　《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于八三年出版，十六开本，千余页，精装成巨帙，虽捧读唯艰，但查索甚便。书前有王煦华协助顾颉刚所写长序，洋洋洒洒，约数万言。此序为顾氏晚年最重要论文，述其学术思想甚详。崔著清时影响不大，观遗书尾所附清时诸儒之评骘可知。五四后，疑古思潮日炽，由胡适倡导，顾氏以十年心血将崔著整理出版。钱穆序中可见其委婉之微讽。崔著以疑古辨伪为顾氏所重。据顾氏云，古史研究即在辨伪与造伪(或成伪)之争。以怀疑精神探究古史本无可非议，但以辨伪范围古史，则未免过于简单。盖如此难免胸中横亘先入之见，所见莫非伪者。由此倘再率尔断案，则其弊尤甚。如崔述曾断“老子之言皆杨朱之说”，虽顾氏亦谓此说“毫无根据，自嫌卤莽。”疑古派盛行于二、三十年代。战后，文物发掘，甲骨、金文大量出土，于征订古史方面，足资凭借。即以《周官》一书而言，自宋欧阳修、洪迈，清方苞、廖平、康有为诸人，均斥之为伪书。宋时夹有党争偏见(即今所谓意识形态化)，清之今文家则更趋极端，称此书为刘歆助王莽而伪造。徐复观先生更别出心裁，直谓《周官》乃王莽本人所伪造。(余先生于金书序中驳之甚辩)但据近二十年来出土青铜器铭文考订，仅西周早、中、晚三期，其中册命职官(名称、职务、级别)与《周官》合者，不下五十余种。(参见中华出版之《西周文官制研究》及台湾出版的《西周册命金文官制研究》)此乃铁证，不可驳也。前人论先秦之典章制度，多取证于诗书，而不取证于三礼，以为不可据信，足征已往之偏见未除。东壁遗书的学术价值，疑占派似过于推重，清时王崧等评其所偏，未尝不得其要。近人钱穆，稍晚如杨宽等所论定，亦可称为持平之说。
　　近读四书，曾参阅前人注疏多种，深不以宋人之法为然。顷已草就《论语》柬释数则。今复海外学人惠我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所撰评史华慈《古代中国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by　Benjamin　Schwartz)。文中涉及达巷党人章。牟氏与史氏俱将本应连读之达巷党三字拆开，解党字为“乡党”，并释乡党为“无知的乡下人”。又史华慈释孔子：“吾执御乎？吾执射乎？吾执御矣”，为孔子不喜“军事技艺”之凭证。倘以诸如此类望文生解之训释，作为理解孔子思想之根据，岂能得其真谛？(我已草就二文，一，《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交《中国文化》发表。二，《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交《法言》发表。)近又读海外友人H先生惠我其所撰关于创造性诠释学一书(系我年初回国后由美寄来)，书中分诠释学五个层次，最后两层次，一为“应谓”(即原作者应说而未说者)，一为“必谓”(即原作者必须说出而未说者)。H先生认为创造性诠释学任务，即在于替原作者说出“应谓”与“必谓”两层次内容。我以为这项工作不是不可以做，但极易引出逞臆妄说的臆测之风。如作为诠释者个人意见或诠释者的批判则可，而硬归派为原作本身思想则勉强，倘进一步断定如此方得原作之真谛，则吾将为文化传统及文化遗产惧。即以H先生本人来说，他以老学名家，而其书中竟未说明老庄并称始于魏晋，而在此以前只有黄老之学。诠释者只就己之好恶以庄解老，谓此才是真老，只字不提老氏何以曾与黄学兼综，而开法家先河。如此诠释岂非带有极大主观随意性，距历史越来越远？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赞同以羼入海外新理论(只要是推动理论前进的)的新观点来诠释古人著述，但不可流入比附，强古人以从己意。我虽然曾被目为所谓“反传统”者，但在上述风气下，深为传统将绝惧。我已年逾古稀，枯坐荒江老屋中，无能为矣。先生方壮年，英气沛然，望切实探索传统，无徒空言，如今之谈宏观说大话者。……
　　一周前，上海举行秦汉思想与华夏文化讨论会。参加者，除国内人士亦有海外学者数位，我被拉去与会，又被拉出发言，临时讲了几点感想。目前海内外对秦汉思想史都较轻视。谈儒家，必宋明，不是程朱(理学)，就是陆王(心学)，而视两汉为既陈刍狗，轻之如敝屣。此种现象，如儿童之偏食。即以经籍注疏言，汉儒固简拙，岂可废也。近翻阅《论语》注疏，宋人虽多新解，但穿凿者亦众。儒家思想至宋明如日之中天，被称为新儒学(故杜维明用“儒学第三次复兴”称其今日所倡导之儒学)。但两汉定儒于一尊，当时儒家如董仲舒诸人，焉可弃之于不顾？否则何以理解儒学之源流与发展？海外尚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专论《春秋繁露》，而国内尚未听说有人对此加以认真研究。据我管见所及，近来研究秦汉思想专著，仅有金春峰及祝瑞开所撰两种，似未能超迈前贤如吕思勉之《秦汉史》者。目前谈文化思想者很少涉及秦汉。《吕氏春秋》一书，仅仅成为追寻先秦思想遗迹之资料库，而书中所反映之时代精神与文化思潮，迄未引起重视。《淮南鸿烈》亦然。《论衡》一书系早期对孔子持批判态度者，研究儒学，不可不考虑儒学定于一尊时所持不同意见者的品评，以求从正反两面探其全貌。自然汉学亦有明显缺陷，如汉儒易法，专重象数。魏晋时，王弼以玄学本体论解易，其说出，汉学遂告寝微。唐定五经正义，弃汉易而取王易，非无故。就思想通豁，兼综各家而言，宋明确优胜于两汉。宋明儒学，融贯释老，擅发义理，专于思辨，而汉人多墨守师说家法，但就经籍注疏来说，汉人成果亦不可废弃。近有一想法，学人多钻研海外诠释学，而对两千年来前人注疏未加注意。倘从诠释学角度，将两千年来前人注释，爬梳整理，总结其成败，对今后传统文化研究定有极大帮助。自然，此项工作非个人可就亦非一时可就。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或将在顾氏等古史辨学派后开创一新方法、新境界。五四以来，古史辨在我国所形成的主流学派达数十年，其功固不可没，但今天其病多已暴露，因循不思更张用新方法以更代。上面所述，或许为此种新方法诞生之一种前提耶？
　　匆匆已尽四纸，字小而劣，乞谅。又，蒋善国先生于其所撰《尚书综述》出版前(八六或八七)已段。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