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

　　我们早在小学里学英语时便会接触到“great”这个单词。我们实在可以有权说它是简单的了。它的基本中文对应词就是“大”，而且原则上没有什么歧义需要顾忌。当然，它被用来作褒义的描述时，我们就常常会将它译作“伟大的”；而用作中性的或贬义的形容时，我们则译作“庞大的”，“重大的”，诸如“庞大的机构”，“重大的错误”等等。由此可见，即使一个相对单义的、中性的概念在翻译中也可能被附加褒贬不一的内容，从而也就被涂抹上翻译者的主观色彩，姑且不论这色彩是否与原色相符。如若不信，且让我来引海德格尔译者陈嘉映兄的一段译文为例，它源自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版，页396)
　　另一位海德格尔译者孙周兴兄对此句亦有翻译：
　　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海德格尔文选》两卷本，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而它的德文原文则是：
　　Wer groβ denkt，muβ groβ irren.
　　这里前后两个“伟大”的原文都是“groβ”，亦即英文的“great”。于是接下来我当然就会问：“伟大之思”，这也就罢了！但“伟大之迷途”或“伟大之迷误”为何是“伟大的”，而不是“巨大的”或干脆是“大的”呢？
　　这两段译文中显然含有译者的解释。而且即使译者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相同，我们至少也应当有三种可能的译法：
　　刚才列出的是第一种，它在我看来已算是一种执两用中的译法了。
　　如果要特别强调海德格尔是在赞咏“运大思者”敢于踏上被世人误解为“大迷途”的道路，那还可以干脆译作：
　　运大思者必行大道。
　　这是第二种译法，它当然带有比第一种译法更浓的译者解释。这里的问题会很大，它意味着译者解释权的扩张。
　　而如果译者收敛一些，则可以选择接近中性的直译法，虽然它并不一定合适：
　　谁思考得大，谁就必定迷失得大。
　　这是第三种译法。它之所以不合适，并非是因为这种中性的译法没有了诗的韵味，而是它的中立反而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以为海德格尔在警告世人勿作非分之想。
　　比较起来看，第一种译法虽然仍是意译，仍蕴含译者的诠释，却有可能更切近原义和原风格一些。因此，坦而言之，换了我在这里也会采取第一种译法，我大致会译作：
　　运伟大之思者，必持伟大之迷误。
　　我罗列这些译法的意图并不在于评论这段译文的对错，而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带有译者解释的译法究竟是否可以避免？从至此为止的分析来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翻译的主观色彩无从避免。我们几乎在任何两种语言中都找不到一对可以相互完全涵盖的语词，遑论语句。这里的“groβ”便是一例。译者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有所筛选。而且，实际上自解释学产生以来，甚至更早些，人们便或多或少地从理论上知道和论证了这个事实。
　　既然翻译的主观色彩无可避免，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先讨论一下，究竟还要不要译，还该不该译？
　　说来也巧，在写这篇文字时，恰逢瑞士巴塞尔的奥特(HeinrichOtt)教授赴杭讲学，也在谈海德格尔的翻译问题。按他的说法，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不能先翻译，然后再讨论译得如何与如何去译，而是必须在翻译之前先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这确实代表一种观点，而且与我要谈的论题正好接上。海德格尔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这里所举的“groβ”一例已经过于简单，只能来引出问题，远不足以展示他的语言游戏复杂性之万一。像“Eksistens”(生存)、“Ereignis”(事件)、“Lichtung”(疏明)、“Dasein”(此在)、“Geviert”(四重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海德格尔式”的概念，对它们之中的每一个的含义与翻译都必须写上几页乃至几十页的译注(我在括号中列出的中译实在只是权宜之计)。甚至连许多海德格尔的翻译者本人都在翻译的同时又毫不避讳地感叹：海德格尔是不可译的。
　　海德格尔将我们逼到了墙角。
　　首先需要承认，翻译的确是一种解释；解释的对错当然取决于译者理解水平的高低；但无论译者的水平有多高，翻译终究还是摆脱不了作为解释的命运。
　　然而倘若我们更彻底些就会问：阅读不也是一种解释吗？即使没有翻译，我们在阅读和理解作品时也会落入解释的套路，更不用说通过翻译或不经翻译去阐发它了。这乃是因为别人对你的所作的文本释义的理解，也摆脱不了解释学原则的煎熬。
　　由此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理解作品的上策是阅读原文本(Urtext)，它至多只意味着一次偏离；中策则是翻译或阐发，它已代表了双倍的偏离；而下策便是阅读对翻译或阐发的介绍了——可怕呀，它已被织入了三重的解释学诅咒！
　　一旦我们达到了如此的彻悟，那么人类文化至今为止的交流之成功与否就委实可疑了。文化的翻译、介绍会使文化交流的偏差性和不可能性增加两重或三重。
　　例如我们就要怀疑，我们至此为止对古希腊的理解果真是准确的吗？我们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够直接阅读希腊原本，而能够阅读的并不见得会对哲学感兴趣。况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是在学了古希腊语之后才去尝试理解希腊哲学，而是恰恰反之。干脆说到底吧：即使我们撇开前面所说的一次性解释学偏离不计，即使我们假定，古希腊哲学专家们对其专业的理解能够满足汪子嵩先生的要求：在对哲学史文本的理解与再现中，概念应当尽可能是原本的概念，逻辑应当尽可能是原本的逻辑；他们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任何翻译或阐述都意味着误导读者之可能的增加。陈康先生的古希腊学问固然不错，但他与我们又有何干？他尽管去与他的古希腊思想家们对话好了！
　　如此一来，至今为止通过翻译和介绍而得以产生并延续的文化交流史都必须被理解为是荒谬的，各个文化之间并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对话，有的只是各自的自说自话和自以为是而已，就像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描写过的人物那样。
　　接下来的问题还要大。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不仅绝不能去读玄奘和鸠摩罗什，甚至读孔孟、老庄也得慎思而行，古今汉语间也存在着转渡的问题。至于严复、贺麟、朱光潜等等，则更是罪不抵功，当予以诛伐，以警世人。许多人抱有这样一种极为慎重而严肃的看法：与其误解，不如不解；而且更是将此运用在对翻译的要求上：与其错译，不如不译；因为这里还要考虑到谬种流传的问题。
　　当然这里所殃及的不仅是那些毕生致力于此道的翻译家，而且还有一些对此道偶尔时习之的哲学家，如译过老子《道德经》的海德格尔；译过庄子《南华经》的布伯；译过印度《奥义书》的叔本华；译过《卢克莱修文集》的柏格森等等。
　　古代的前贤我就不再去追咎和回批。但同代的大家仍难逃天网：利科译过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和《第一哲学》；莱维纳译过胡塞尔的《笛卡尔的沉思》……；至于雅斯贝斯、韦伯、费罗姆，当然还有汤因比等人的东方思想研究，则更应被看作是不着边际，因为他们对古汉语、梵文、日文等东方文字不明其妙，全需借助译文与释介——解释学的三重诅咒应当是受之无怨。
　　这样一种对彻底性和严格性的要求显然建基于一种极为可敬的理想之上。久闻北大的一批执迷不悟的夫子们还在给学生上德文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原著，辄心向往之。且暗中将其羡之为在此时代风气中的最后贵族，当然是在好的意义上。我自己也竭尽全心与全力而为之，不仅一再要求学生，而且也始终自勉，尽可能地阅读原著，无论它是用哪一种语言写成。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似乎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也主张：思与诗一样，是不可译的。
　　但他们无非只是说说而已。海德格尔本人也在翻译着思想。他在文字与讲座中片断地翻译、引用古希腊、古罗马，在这以外还零星地翻译过、阅读过老庄与禅；我在弗莱堡时就曾看到一本海德格尔的藏书被以十几马克的价钱拍卖，那是一本介绍东方思想的小册子，上面有海德格尔的签名和阅读痕迹；再者，海德格尔并没有明令禁止对他本人著作的翻译，他的后代不是还从中获益匪浅吗？伽达默尔这方面的造作亦不逊色：他一方面对他著作的中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却又对《真理与方法》的法译本关怀备至。大师们的理论彻底性何在？
　　可见理想毕竟是理想。虽然我们的努力可以使我们超越出现实而更接近理想，我们的宿命却是处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即使将阅读原著会产生的一重偏差忽略不计，我们也无法做到在精通各国语言的前提下再去研究世界哲学史。近的无须去说，说了也白说。远的可以弗莱堡大学为例。纵使在这个海德格尔任过教，伽达默尔问过学的地方，在这个以注重文献功底为荣的传统风气中，在这个从不开设“哲学史”这样一类课程，而且对宇伯维克的多卷本哲学史这样的捷径只字不提的“保守”学堂上，我听的“柏拉图引论”课还是在用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全集》；我参加的“休谟专题”讨论还是在用“利普斯的功德无量的德译本《人性论》”。(胡塞尔语)
　　因此我们或许不必过于执着。虽然我们并不会以桑乔·潘萨为荣耀的时尚，却也应当知道唐·吉诃德的时代已经去矣，且去远矣！
　　自然，解释学让我们知道的并不见得尽是些丧气的事儿，它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翻译就是再创造。因此，虽然原创性意义上的创造性不可望更不可及，但原本再造意义上的“创造性”却几乎人人有缘。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虽然可能与那个自在的古希腊相距甚远，但它毕竟已被国人们承认为是一种不同于先秦乃至全部汉语哲学的思维风格，因而中国的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古希腊学者、传播者功不可没，他们多少揭示出了一个新的视域。如此可以类推至笛卡尔、牛顿、康德、爱因斯坦以及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我们甚至还有理由更乐观些：既然都是创造性，那么孰高孰低就很难说。解释学家们不正是在要求比原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原作吗！而且事实上这早已是大多数文学、艺术、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评论家们缄默的信念和彰显的施行。说得再那个些，谁能评判是禅宗伟大，还是原印度佛教伟大？
　　写到这里，该回过来看一看了——这也是我所崇尚的反思的一种。我在这篇短文中所用的“但是”和“然而”大概也可以纳入什么“之最”了。恐怕最耐心的读者到了这里也会憋不住。他会想，这人究竟要说什么。您瞧，我在这里绕来绕去，说的就是翻译的两难：
　　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
　　要说我如今站在这个问题面前的心境并不比哈姆莱特面对他的问题时好受到哪里去，那当然是一种夸张。理论原则与实际状况之间的不和谐张力并不仅只出现在翻译问题这里。况且我们总还有一条中庸之途可供选择。
　　闻英伦学者塞穆尔·约翰逊有名言曰：辞典犹如钟表，最坏的总比没有好，最好的也不能指望它分秒不差。据我想来，翻译亦当如是。甚至整个哲学的真理问题都可以用这种偷懒的方式解决。但需要声明，对前一句命题我仍有保留，它至少可能误导读者去购买劣质的译作。那时的约翰逊确实无法想象，当今中国的有些译著是如此拙劣，有些“创造性”是如此可笑，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与其最坏，还不如没有。
　　但我好象又绕了一圈回来。可见事情还是两难！
　　一九九五年十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