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二十一年以前，和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annar　Myrdal)，他们获奖的理由除了“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之外，还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精辟分析。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泰斗，缪尔达尔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始祖。
　　缪尔达尔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他长期在政界担任重要职务有关。一九四八年，他出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这一职务不但有助于他了解欧洲事务，也使他得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访问东南亚诸国，亲眼目睹了这一区域的人民如何在贫穷困苦的边缘艰难求生。此行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这位经济学家，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取向。一九五八年，缪尔达尔结束他在联合国的任职后，便立即接受二十世纪基金会的资助，对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历经十载的深入调查研究，完成了探讨落后国家贫穷根源的三卷本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Nations)，以及《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The　Challange　of　World　Poverty；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着重从社会平等出发探讨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切实的解决途径。这些著作问世以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有识者誉为“充满智慧的著作”，随着时日的推移，最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过一段非常腐败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商人和政界要人相互勾结，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部分收入和财富装入了他们的腰包。当这些人变富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也已被腐败锈蚀得沉重无比，社会因此面临着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败坏的危险。
　　与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不管是身处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要么对此缄默不语，要么就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有冲突，二者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总之，不平等和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是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并且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种不平等状况，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缪尔达尔在实地考察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实际情况以后，得出了一个和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很不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平等问题在不发达国家中处于中心位置，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不但没有促使社会发展，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只有扭转这一趋势，创造更大的平等，才是加速发展的条件。他指出，认为牺牲社会平等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们的假设，而不是事实。如果坚持这一谬误的看法，只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贫困之中。缪尔达尔在分析亚洲不发达国家如印度、泰国、缅甸等的情况时，指出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权力渗透了分配领域，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其结果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集中化，最后阻碍了以保护和促进民众利益为目标的有效改革。
　　缪尔达尔特别提到，经济学界有一思想特别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他们能为自己那些不利于中下层人民的政策进行辩护，那就是“生产先于分配”。由于在不发达国家，居于优先地位的是发展，在更大的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之后得到了支持。西方国家和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都有过不平等加剧的经历，收入的极大不平等被认为是使储蓄增加和为社会注入动力的必要条件。这种思想被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用来作为现行政策的挡箭牌。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从大量事实出发来论证生产虽然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但它不会使社会自行前进；生产和分配在同一宏观系统中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公平分配的平等改革才富有生产性，不平等只阻碍了不发达国家获得更快发展。他指出：第一，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促使储蓄率提高的原因，事实上，不发达国家的富人往往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奢侈性的消费上，不少富人还携资本外逃。第二，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使不少人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准，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生产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第三，严重的收入集中化由于强烈地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由上述事实出发，缪尔达尔得出结论：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认识到腐败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倒也不是缪尔达尔的独到见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也都看到这一点，但对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却正好相反。只有缪氏一再强调，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必须把腐败的重要事实包括在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证明了他的反复强调是正确的。
　　缪尔达尔认为，造成东南亚国家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行为以后，他指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普遍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在这些国家中，“松弛和随意可以为那些掌握着经济、政治大权的人所利用来谋个人私利。一方面软政权提供的可大量利用的机会当然只供上等阶层任意享用；另一方面即使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常常找到这样的机会来谋些小利。”在“软政权”这样一个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作用下，义务大多数是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不同地位的集团之间的事，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任何改革，目的虽然设定为公众福利，结果却往往有利于那些有特权的人。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至少和经济改革同样重要。
　　与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热衷于自由市场、利益和谐、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与体系静态均衡等理论，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平等”观念早已被人遗忘，理论内容日趋狭窄。缪尔达尔肯定了这样的事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满怀着人类的热情，富于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与此同时，缪尔达尔还是温和而明确地谴责了他们不愿意支持分配改革，对于民众的需要“显得冷静”。他用良心呼唤着同行注意：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价值观的前提出发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的确定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他一再强调，举凡对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因素，都应当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划地自限，将使理论脱离现实，流于追求技术性操作，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
　　缪尔达尔穷毕生精力，研究和关心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试图将被经济学界淡忘已久的“平等”观念，重新引回经济学理论中，协助不发达国家缓步踏上富裕之途。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人类关怀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埃娃，蕾玛(Alva　Reimer)，一位荣获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杰出女性，也和他一样，毕生都在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奋斗——他那些充满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的著作问世之初，并不被经济学界所理解。正如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尽管他开出的药方合情合理，但由于这几本书超前于时代将近二十年，可能要到贫困和富裕国家两者的传统、骄傲、偏见与实践被足够的时间改变以后，才能证明是可以接受的。有幸的是，就在这几本书问世几年以后，世界已经从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中，认识到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承认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越贡献。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瑞典〕缪尔达尔著，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版，5.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