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nt sua fata libel1i。(书籍有自己的命运。)昆德拉的成名作《玩笑》费了一点周折后，于一九六七年竟然通过审查而问世了。倾国争读，连印三版，总印数达十二万册。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来临，苏联(昆德拉本人称之为“俄国”，他说自己从不用“苏维埃”这个词)出兵占领捷克。事变后两个月，《玩笑》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以后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乃至日语和希伯来语。
法译本是最早的译本。一九七九年，一位记者采访昆德拉，问道：“《玩笑》里花里胡哨、巴洛克式的风格，在您后来的书里变得洗练、清澈。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昆德拉大惑不解，他这才想到去读自己作品的法译本，发现译者“没有翻译小说，而是把它改写了”。
昆德拉指责《玩笑》的第一个法译本的译者从三个方面作了“再创造”。
一、他引进上百个隐喻以增饰词藻。如经作者认可与捷克文原文有同等效力的法文本(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原文，尽量直译)作“天空是湛蓝的”，译文变成“十月在雪青色天空下挂满华丽的彩旗”。原文“树木挂色带彩”，译文“各种色调的复合在树际续纷杂陈”。原文“她怒不可遏，猛甩胳膊”，译文“她乱挥双拳如疯狂的风车”。原文“我感到忧郁”，译文“巨大的忧郁的活结把我套住”。原文“露西原谅了”，译文“她施舍了她的宽宥”。原文“海伦娜高兴得跳起来”，译文“她跳腾如群魔夜会中的巫婆”。
二、小说三分之二部分的叙述者卢德维克在原文中使用一种简洁、明晰的语言，在译文中他变得装腔作势，混用俚语切口、文诌诌的词和古语古词以哗众取宠。如原文“女人们一丝不挂”，在译文中变成“她们穿着夏娃的服装”。原文“他用酒瓶敲她的脑袋”，译文“他抄起酒瓶打中她的咖啡壶”。“咖啡壶”(cafétière)在俚语中指“脑袋”。在原文中一名医生翻转亚历克赛的尸体，在译文中“他如翻煎饼一样翻转尸体”。在原文中一架风琴奏出一组音响，在译文中乐器发出“辘辘的肠鸣声”(une série de borborygmes)。原文中海伦娜低声说话，译文中她咕噜咕噜如鸽子叫(elle roucoule)。原文中她对卢德维克说：“您可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译文中变成“您那儿不卖生菜”，“生菜”(salades)在俚语中指“谎言”、“牛皮”。如此这般，人物的性格就走样了。海伦娜变得如漫画人物一般愚蠢，而露西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痴情女子。
三、原文里，一切想法的表述极为精确。译文过事雕琢，变得难以理解。如“爱情演变中的决定性时刻”变成“有待攀援的爱情之结”(les noeuds à grimper de I’amour)，“咱俩的故事”变成“我们共同编织的事件经纬”(la trame événementielle que nous tiss
mes deconserve)。不仅如此，译者遵守有名的“美文”(beau style)规则，避免重复用词，而昆德拉本人厌恶这条规则。他认为精确的思想不能玩弄同义词，何况重复同一个词使文本具有一种节奏，一种旋律，这在译文中完全消失了。另据孟湄女士在《爱是最难的事》(《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九期)中介绍，昆德拉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用法文写作的论文集《被背叛的遗嘱》中，曾以卡夫卡一段文字的三种法译本为例，再次强调重复用词在作家那里往往是有意为之的。
总之，昆德拉对这位译者很恼火。后来他找一位法国作家帮他校订译文，于一九八○年出了一个修订本。四年后，他自己的法语程度已大为提高，再次校读新译本，又发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位合作者不懂捷克文，只能改正昆德拉挑出的毛病；限于他当时的法语水平，昆德拉未能觉察所有缺点)，再次加工译文，才出了一个最后改定本(一九八五年)。
英译本的命运又如何呢？
“英文本使我大为吃惊。章节的数目改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许多段落都被删掉。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玩笑》的英译本，不要把它看作是我的小说；出版商向我道歉，并认可了一本恢复了章节顺序的平装本。与此同时，英译本却在纽约出版——但更加简略，更加残缺不全！我无能为力。在被占领的布拉格，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愈来愈困难，一方面是抄家，一方面是逮捕，我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位年轻的美国文学教授由于对《玩笑》的残缺不全感到愤慨，遂把被删掉的那些最重要的段落翻译出来，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
英译本之所以改动原作，昆德拉认为，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独裁(在东方国家)和新闻界的过于简单化(在西方)，这二者的共同愚妄都能妨碍一部艺术品用自己的话语讲出自己的真实。布拉格的理论家们把《玩笑》看作是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因而禁止它；外国出版商把它视为在出版几周后就变成了现实的政治幻想作品，因而改写它”
《玩笑》的中译本没有这个问题，除了出版者不忘在《出版说明》中说上一句：“小说的思想观点有其偏颇之处，有心的读者自会分辨的。”这是例行公事，“有心的读者”不会介意的。
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昆德拉另一部小说《不朽》，却有一段昆德拉想必不知道的故事。书的《出版后记》中写道：“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我们对小说中极个别的文字作了细微的改动，希望能得到谅解。”我拿中译本和昆德拉认可的法译本粗粗作一比勘，发现多处改动，有隐蔽的，也有明显的。是否“细微”，却也难说。姑举数例：
第三章《拼搏》中题为《意象形态》一节的开头(第111页)两段：
政客依赖记者，那么记者又依赖谁呢？依赖那些付钱给他们的人。那些付钱的人是广告商，他们花钱买报纸的版面，买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乍一看，好像是只要能促进产品销售，广告商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将发行量最高的报刊统统抓在手里。但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产品销售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以苏联为例：你所到之处看见的数以百万计的领袖画像，显然并不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宣传部门早已忘却它们活动的实际目的，活动本身已成为目的：它们创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定规，自己的美学(这些部门的头头曾对他们国家的艺术握有绝对的权力)，以及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标准，它们培养造就这一切，广泛宣传普及，强加于人。
您是否反对将广告与宣传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服务于商业，而后者服务于意识形态。其实您错了。大约在一百年前的俄国，被迫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组织秘密小组，学习马克思的宣言；他们为把这种思想意识形态传播到别的小组，便把它的内容加以概括，而那些小组的成员又作进一步简约，再往下去；这样，马克思主义便不断传播开去，以至于在整个地球上变得家喻户晓，十分强大。然而由于有了以上的简单概括，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很少被人系统研究，难以形成一种必然的逻辑体系，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
第二段中，敏感的读者可以感到，从“然而由于有了以上的简单概括”起，与上文的衔接并不密切。据法文本，“马克思主义……变得家喻户晓、十分强大”之后的文字，可译作“……但是又被归结为六七条松松垮垮地绑在一起的口号，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由于马克思剩下的全部东西不再形成任何符合逻辑的思想体系，只是一系列提示性的意象和标记(手挟锤子微笑的工人，向黑人和黄种人伸出手去的白人，振翅起飞的和平鸽等)，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中译本删去一些文字和作者列举的三种“意象”，结果使这一节的关键词“意象形态”失去了凭借。
另一处删节见第六章《天宫图》。这一章与政治无关，讲的都是小说主人公之一鲁本斯的性生活。这位鲁本斯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荷兰画家，是瑞士人，中学时代擅长绘画，得了这个绰号。对他来说，女人意味着“生活本身”。他发现自己的性生活如钟面上的指针(占命术士画的黄道十二宫也像钟面，算命天宫图就是时钟)逐渐移动，经历各个相位：第一相位为运动而不出声的阶段，第二相位为隐喻阶段，第三相位为直言不讳阶段，第四相位为电话阶段，第五相位为神秘阶段……许多年过去了。他结婚、离婚、拈花惹草、喜新厌旧。本章第十五节里，他与一名澳大利亚女学生结下露水姻缘。他们的做爱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谁也不出声。作者插话(昆德拉喜欢打断叙述，插入自己的评论)：“我也许应该说，鲁本斯又回到了只运动而不出声的阶段。”送别这个女人时，一种强烈的、对他昔日所遇到的女人的怀念，袭上他的心头。他渐渐明白，天宫图面上的指针又移到一个新的数码，他完成了一个循环。从此以后，“如想得到新的刺激，他就必须转向他的过去”。第十五节至此为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中译本第十五节以另起一行的省略号结尾，紧接着便是第十七节。没有第十六节。
被删去的第十六节很短。若译成中文，不足二百字。行文也很干净，是从另一个角度总结鲁本斯的做爱方式的周期律(在黑暗中睁眼，在光明中睁眼，在光明中闭眼)。最后一句话“生命的天宫图”独占一行，点明全章的标题。
我不太理解，本章前十五节里有的是更落形迹的描写和叙述，出版者未予删除，却偏生与这一节过不去。尤其较之当代大量的国产着“色”文字，昆德拉只能算是小巫。这位捷克作家的中国读者属于思想较成熟、趣味较高雅的一族，当不至于因一本翻译小说的片言只语而在政治上接受误导，在两性关系上想入非非。我们的出版家是不是过于审慎了？
(《不朽》，昆德拉著，宁敏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6.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