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拉封丹轶事

　　今年四月十三日，是法国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法国《读书》杂志为此在第二三三期(一九九五年三月)上发表了题为《拉封丹和说话的动物》的报道。
　　三个多世纪以来，拉封丹脍炙人口的寓言诗代代相传，尤为少年儿童所喜爱。凡是读过书的人，几乎都知道《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的故事，法国人背诵起来更是琅琅上口，因此说寓言诗是最为普及的文学作品可谓恰如其分。法国历代名家如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瓦莱里、塞利纳等都对它推崇备至，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论教育的名著《爱弥儿》里，禁止可怜的爱弥儿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诗，以避免受到不良的影响。仔细推敲起来，卢梭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例如《蝉和蚂蚁》讲夏天蚂蚁辛勤劳动，蝉却一直在唱歌。到了冬天，蝉没饭吃了，只好到蚂蚁家去借粮食。蚂蚁说：“你那时候不是在唱歌吗？那么你现在去跳舞吧”，竟眼看蝉要饿死而拒不借粮。蚂蚁的为人无疑有伤忠厚，缺乏怜悯之心，显然会使孩子纯洁的心灵蒙上阴影。其他如狐狸欺骗乌鸦后就能吃到奶酪，狼凭着一身蛮力便能吃掉小羊而不受惩罚，老实的驴子总是受欺负直至含冤送命，这些只有成年人才理解的险恶世道，似乎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俗话说文如其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虽然取材于伊索寓言，但毕竟离不开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当寓言诗出版后，父母们欢天喜地买回去让孩子们读的时候，有谁会想到那只好逸恶劳、借贷无门的蝉，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呢？拉封丹继承父职，在家乡香巴涅担任河泊森林管理员，本来颇有田产，但他不务正业，无所用心，既好色又好赌，最后卖房卖地，倾家荡产，只好寄人篱下。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靠人施舍的可怜虫”，他倒也有自我批评的勇气，为自己写了三句墓志铭，“让”是他的名字：
　　让去了，像他来时一样，
　　连本带利全都吃个精光，
　　金银财宝从不放在心上。
　　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肯借钱的小气鬼，讽刺起来才特别刻薄。
　　说起拉封丹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办事拖拉、衣衫破旧。在法兰西学士院里，只有他吃完午饭便呼呼大睡，不知何时才醒过来。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从家乡到巴黎，他总是追逐女人、乐此不疲，甚至连修女都不放过。他把老婆孩子扔在乡下，自己在巴黎靠贵妇们生活，到了晚年，还对在年龄上可以做他孙女的姑娘们垂涎三尺。拉封丹是在年近半百时才写寓言诗的，在此之前他尝试过各种体裁，特别是根据薄伽丘等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改写的故事诗，内容大多是男男女女追欢逐乐，妻子如何给丈夫戴绿帽子等等。拉封丹写起这类题材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也触怒了拥有一大堆情妇的国王路易十四，因而长期不能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如果我们把拉封丹生活上的毛病算成“小节”的话，他的大节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当然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必须依附王公贵族才能生存，但是与他的朋友拉辛和莫里哀不同，他是唯一不到凡尔赛宫廷里去吃饭的人，他宁可依附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等具有投石党精神或新教思想的人物。在他终于冲破阻挠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时，修道院院长要他颂扬路易十四，他却发表了《致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的演说》，赞美自由和享乐主义，对路易十四只字不提。他渴望成名，但决不以任人奴役为代价。他在寓言诗里对代表国王的狮子有时不得不虚应故事、敷衍几句，但更多的是揭露国王的残暴和好战，以及朝臣们的阿谀奉承，《病了的狮子》等更是对国王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拉封丹虽然不是自由思想家，却有自由的思想，正如《戴颈圈的狗》里的狼一样，他宁愿饿得皮包骨头，也不会像狗那样为了有饭吃而被人戴上颈圈。
　　拉封丹的传记作者罗杰·迪歇纳指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拉封丹，因为在二十世纪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十七世纪也许十分自然，这是指他的生活小节而言。何况他并未杀人越货，只是不修边幅，像中世纪的教士那样做了些违反教规、在当时却不算犯法的事情。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如此，今人往往喜欢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古典主义时代却崇尚古希腊、罗马，认为荷马、索福克勒斯或伊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后人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出前人说过的话。拉封丹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天才，他像蜜蜂一样从伊索、泰伦斯、奥维德、薄伽丘等前人的作品里采集花粉，但是经过他的加工却成了不同于花粉的蜂蜜。他之所以心不在焉，正是沉湎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想象，唯其如此，寓言诗里的田野才景色优美、充满生机，动物才栩栩如生，富于人性。他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采用日常的语言，首创自由的诗体，不仅吸引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而且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寓言诗成了反映大千世界的舞台，成了后人叹为观止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