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终于

　　《毛泽东早期文稿》，听说终于要由湖南出版社公开出版了。
　　说“终于”，是因为，为公开出版这样的集子，过去作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
　　有多长时间呢？
　　最早要追溯到全国解放初期。在那以前，还没有条件，也还没有社会的兴趣，促使人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作为人民革命胜利的领袖，他的思想，他的业绩，他的生平，引起了人们很高的兴趣。
　　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是毛泽东早年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毛泽东的亲朋们在劫难中抢救下来的他存放在家乡的早年的物件，包括他早年读书的一些笔记，以及他给家人的一些信件，现在重见天日了。二十年代发表过毛泽东不少评论文章的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合订本，由当年办这份报纸的老报人张平予先生贡献出来，交给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了。曾在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一直以师礼待之的黎锦熙先生，藏有早年毛泽东给他的六封信，以及毛泽东编辑的三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中有毛泽东致他人的信件十多封和他编辑通信集时写的一些评语)，还有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信社向报刊寄发的通信稿。这是黎在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害时的险恶形势下特意秘藏在衣柜里的。现在，他在每封信后写了按语和注释，详细说明了这些信件的来历和背景，题作《毛主席六札纪事并注释》，把它交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了。
　　还有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杨韶华，曾从毛泽东那里借去毛作了详细批注(共四百多条，一万四千多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多年没有机会归还。全国解放后，杨托他们的同学周敦元把书还给毛泽东，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的文字：
　　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
　　总之，这时搜集和编印毛泽东早期的文稿，已经有了条件。
　　最先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心人，是担任过《新湖南报》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锐。据朱正《当今轶事我书成》一文(《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六期)介绍，李锐在一九五一年初编成《毛泽东旧作辑录》一册。然而，“一番好意，没想到大受批评，印成的五十册也责令悉数上缴”。
　　从读书者和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自然是希望这样的书能够公开出版。从管理者和成为常规的管理思路来看问题，这样的书，要经过作者本人，经过党的有关领导机关，审核同意，方能出版，否则，不能出版，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旧作辑录》虽然未能出版，李锐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九五三年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这个连载，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轰动效应”的，起码在青年读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可以作证的。通过这个连载和后来增订出版的单行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广为人知了。
　　这种情况，即人们从李锐的书(当然还有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的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周世钊即周敦元的书《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等，知道有怎样一些毛泽东早期著作，知道其中一些大体的内容，但不容易看到原样的、完备的文稿，这样一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其间也有经批准正式出版的个别文章，如《体育之研究》，一九五八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印了单行本，如《民众的大联合》，收入中央党校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但都还是内部发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又是一个对毛泽东形成某种狂热的崇拜的时代。因为混乱，那种常规的管理失控了。于是，红卫兵印行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未刊文稿(确切地说是未刊文稿和建国以后未再正式刊行的文稿，因为有许多文稿建国以前已在报刊和出版物中刊行过)，有叫做《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做《毛泽东文选》的，有叫做《资料汇编》的，笔者见到过的篇幅最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七卷之多。这些本子中，搜集了相当多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笔者就是从这样的本子中读到了毛泽东早期的大多数文稿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见到过通知，说这些出版物是非法的，要通通上缴，不过已经广泛传播开来，要收缴干净，怕是不可能的了。不是听说海外都藏有并翻印了这些《毛泽东思想万岁》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曾有几处准备出版毛泽东早期著作，都因为没有经过确定的管理程序而未果。
　　这期间，在国外，日本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了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的《毛泽东集》第一卷，共收一九一七年三月——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三十九篇被推断为毛泽东所写的文稿。同时附页列了三十四篇文章的目录，说这些都是这个时间段的毛泽东文稿，已被发现但没有来得及收入书中。一九八三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一卷，一九八四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二卷，共收未编入《毛泽东集》第一卷的从少年时代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文稿一百四十三篇，比原来那个附页列的又增加了许多。一九八五年出了《毛泽东集补卷》第九卷，又补充了这个时间段的文稿六十三篇。日本的这个集子，显然受了中国出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出版物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掌握旧中国出版物和国民党档案材料方面的优势。日本的《毛泽东集》，收的不是毛泽东文稿的日译文，而是原文即汉文，在每篇文章的末尾，一一注明了所据的出版物的版本，尽可能用最原始的版本，并尽可能参照几个版本。
　　日本竹内本的出版，不能不反过来促进中国尽快出版自己的、权威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集子。外国人能够方便地读到搜集完整、编在一起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国人为什么反而得不到这样的条件呢？在中国，没有经过确定的管理程序，得到批准，不能随意编辑出版这类著作，那么，有这个管理权力和编辑责任的部门，就应该尽快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于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编辑组合作，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于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报端发布了新华社的消息：由这两家合编的《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已近完稿，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年底，预告两书将于一九八九年春天出版的征订通知已经发出。
　　然而，情况不久又发生了变化。这两部书并没有如预告的那样公开出版。
　　一九九○年，《毛泽东早期著作集》改名为《毛泽东早期文稿》，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书名重拟，含义是更为确切了。出版社更换，不叫换招牌，叫湖南人民出版社撤销，新成立了湖南出版社，那是由于别的原故。至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出版的事，没有再提及。
　　又过了五年，听说，《毛泽东早期文稿》获准公开出版发行。
　　此之谓“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