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雨天杂写

　　一
　　三十二年前我印过一本小书，《旧戏新谈》。那是上海《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上陆续发表的一个小专栏的结集。这个专栏前后只不过写了两三个月，报纸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掉了。因此这本书也只能是小小的一本。
　　《旧戏新谈》应该说是杂文而不是戏剧评论。当然，这些小文章谈的都是旧戏，因此至今还有人误会我是一个“剧评家”，这使我一直非常惶恐。不过多年来我自己对这本小书总是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倒不是为了书的本身，而是因为，它总能使我记起那段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当时为衣食奔走，白天整天工作，晚上才能到报社去编报。这些小文章大半是抽中午的一点点空隙写出来的。写好就拿到报社去发稿，晚上就去看大样。因此这是一些不折不扣的急就章。回忆当时真是“文思泉涌”，从来没有为题材发窘过，每天只要打开日报一看，题目就有了，而且总是写不完。祖国的戏曲遗产是如此丰富，要找一出什么戏来作“截搭题”，也是一些困难都没有的。
　　报纸被封以后，我们都失了业。不过老板对排字房的工人还是优待的，照样发给工薪。这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并非他们那时就已经懂得了工人与“臭老九”之间的差异。只付钱不作事也不是事，因此就又挂起一面什么出版公司的招牌来，好让工人们有些事作。急切没有书稿，就把我的两本小书——《旧戏新谈》和《关于美国兵》拿去付排。印出了一本以后，公司随即寿终正寝，已经排好并打了纸型的《旧戏新谈》就一直搁在那里。
　　后来我写信给叶圣老(圣陶)，问他开明书店是不是愿意印这本书？得到慨允。用作封面的明刻《西厢记》版画，也是他选定的，还请马老(夷初)题了书名。只要看看这本书的版式之特别和错字之多，与开明书店其他的出版物迥然不同，就可以明白用的是另一付纸型。因为它使用的是报纸上常用的小号铅字，不是用来印书的那一类。
　　这书印了两版以后，全国就解放了。多年来我也不再记起。最近整理旧书，偶然找到夹在书里的四页原稿，是“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所写，题目是《旧戏余谈》，属名还是当时在报上发表《新谈》时用的笔名“旧史”。稍稍翻阅，觉得其中所记的一些故事，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有趣的。现在就转录在下面：
　　“我给文汇报《浮世绘》写了两个月的《旧戏新谈》，这真是料想不到的一件事。我不曾料到我有那么许多废话好说，在有些人看来，旧戏是那么无聊的东西，几千年了，演之不已。正是看得眼睛都已经起了老茧，哪里还有谈的兴致？真是想不到的事，我谈得津津有味，写了那么多。老实讲，这本来是很苦的一种工作。差不多总是现写现排，我得在每天早晨抽出一点工夫来，用半个多钟头左右的时间写完，中午拿去发稿。我很为我的材料发愁，谈什么好呢？然而事有不然，如蒙天助。我几乎每天都不费
　　　　　　　　　　　　　　　　　　　　　　　　　　力地得到一个题目。只要一翻早报就可以了。我想不必举例了吧。我谈的虽是‘旧戏’，往往却是正在表演得起劲的新戏。于此我不能无感。‘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真是好一幅对联，一点都不错的。
　　“于此我更感到旧戏正是文艺大众化的最好的范本。今天得到×××先生给我写的一幅字，他说，‘自反饥饿运动起，余深有感于文艺大众化之亲切动人，诗歌绘画无不唤起人心之共鸣，文艺诚到一新阶段矣。’×先生还问我对不对？我觉得这意见是对极了。最起码的例子，我每天谈老古董，然而引起我谈老古董的兴趣的却正是一九四七年眼前的新事，如此新鲜，如此活现。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吗？
　　“话说那一天晚上，我到报馆里去。九点钟了，下着大雨。浑身透湿了，走进编辑部以后，听说两位同事因为到复旦大学去采访被打了。过了一会，麦少楣小姐与李肇基兄验伤回来。肇基兄的眼睛上蒙了一大块纱布，麦小姐的后脑有一大块突出的包。我十分愤怒。第二天，该写‘新谈’了，我想起了较场口、劝工大楼、下关……一连串的‘打’，我写了一篇‘打出手’。好了，第二天下午七时我冒雨踏进报馆，重门深锁，缇骑密布。我走了进去，拜读了查封的公文。那一篇‘打出手’自然未见天日。而眼前的一幕，又引起了我的联想，‘过府搜杯’，严世蕃与其奴才的狠状，跃然在目。
　　“从此我即不再写了(当然，没有了发表的地方)。然而一幕幕的活剧，层出不穷。我的材料实在还多得很，源源不绝的来着咧！
　　“麦小姐在寓所被捕了。那些人在床上把她拖起来。她只穿着睡衣。要求加一件旗袍还费了多少事。要求去小便，不许，那些人监视了她在地板上当场小便。
　　“这是怎样的戏呢？鄙人涉足歌场凡数十年，却从来未曾见过如此‘精彩’的戏，这一次是联想也失了效。
　　“交通大学的同学是在上海学运中起着领导作用的。他们认识清楚，有理性，组织严密，平心静气，给意图破坏者无可乘之机。然而太子来了，想出了种种方法来弄。话说那天夜里，在校内的‘正义大同盟’要造成事件，以便取得外援。怎么办呢？开始时，是他们找同学来打架，同学深知其意，避不与争。他们无法，自己人打自己人，热起来了，表演真切，如火如荼。同学们上去解劝了，他们将凳子一挥，打破了来解劝者的头。接着一声号炮，一个双响的爆竹放起来了。不久以后，外面也有一声‘双响’，不久，大批‘英雄’，或作小贩，或作工人，或作……一涌而入，底下是一场混战。等到捉了人走掉了时，同学往追，他们就将一条马路封锁起来，断了后路，前面阻住，中间大打。女同学逃入民居，捉出来再打。用了毛竹板与包了报纸的铁棍，那样子，就象《捉放曹》中曹孟德杀猪杀人的样子，一刀一个，好不爽快！
　　“至于那放号炮的一招呢？是从《水浒传》中学来的。‘时迁火烧翠云楼’就用过这一手。在京戏中，则‘大名府’是也。
　　“可惜我的材料虽多，执笔却已没有了机会。我想我大约该休息一下了。一个时期将专门看戏，不写‘剧评’了。这正是最‘理想’的事。请问，天下岂尚有比一面看戏，一面打算着如何写‘评论’再不舒服的事了吗？
　　“朋友索稿，聊写一段，算是‘新谈’的一条‘光明的尾巴’。
　　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文章写得实在很坏，不过里面所记的种种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我自己亲眼目睹，或从亲眼目睹者那里采访所得。这篇东西在当时的上海是无处发表的，写成的时间距离报纸封门还不到一个月。我想，这可能是吴晗的约稿，他当时在北平正办着一份地下刊物。是否寄去发表？为什么原稿还保存在我自己手里？这些也都一点都记不起了。文章自然也不能收入《旧戏新谈》，其实这作为一篇“跋”，倒是挺合适的。
　　我在这篇小文中记下的报纸封门前夕情景还是不完备的。麦少楣、李肇基(他们是夫妇)在复旦大学挨了打回来，确是引起了编辑部全体的非常的愤慨。一起动手，立即从大批来信中编成了整版的“读者的话”，还写了三篇抗议的短评。不过当时内部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意见，担心过于刺激了，会引来更大的压迫。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的看法却两样，看来封门已是指日可待，宁可封得轰轰烈烈也不能窝窝囊囊。这样一直争到深夜，结果还是稳健派占了上风，短评抽掉了，“读者的话”也换了一块较为温和的版面。我在离开报社之前，还到排字房去打了一张拆版以前的“读者的话”的大样，多少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孤本”，这次是在十年前被抄去，终于毁掉了。
　　李肇基兄是一九五四年随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因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被帝国主义、反动派阴谋炸毁而遇难的。麦少楣被捕后关在上海一家私人医院里，我们几个人偷偷去探望她，那些细节就是那次听她讲起的。
　　报纸封门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那一天照例下着上海每年此际必然要下的梅雨。我在大门口就已经知道报纸被封了，因为在门口墙上贴着一张巴掌大小的白纸，上面就写着那“命令”。我的所以不曾过门不入，其实是为了办公桌里还放着一本作者通讯簿和马叙伦先生的手稿，一册一寸多厚的《香影楼日札》，　一色精妙的墨笔小行楷，是向马老借来的。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又由“建文书店”印成两册的《石屋馀瀋》，就都是从这书里选抄的。这些都万万不能听任其落入那些“英雄”们的手里。
　　二
　　我的时时会记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日子，是有着种种理由的。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着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作风、方式。这种批判，是必要的，也有很多是批得准确、有力的。但缺乏分析，全面批倒，则是一种缺陷。
　　新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　这大概是公认的。怎样取得“新”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则是大有讲究的。同时，不只新闻要“新”，评论同样也不能“旧”，这也应该是没有争论的。
　　目前的情况是，刊物的出版，要有“周期”。一般都要在三个月左右。作者写成作品，即以最快的方式处理，给读者看到也将在数月之后。多少有些时间性的问题，都将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光彩。“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方式是我们的祖先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今天就未免有些失之迂缓了。
　　刊物如此，报纸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这里面当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很难在这里作细密的讨论。我只是想在这里介绍一段联想所及的有趣的经验。
　　胡适的著名的“过河卒子”诗，是在一九四六年冬在文汇报上首先发表的。这当然不是胡适给报社的投稿，也不是记者的采访所得，完全是一次无意的收获。
　　一天晚上，我到报社的时间较早，编辑部还不曾“上市”。当时我们的编辑部只有一间房间，几只写字台排在一起，六位编辑面对面地坐在那里，进行着国内、国际要闻，本市新闻，各地通讯，副刊的编辑工作。两位经济版的编辑就对坐在门口横放着的一只小书桌两侧。隔壁一间堆放杂物的小间就是采访部的所在了。编辑部里面靠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小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五花八门的通讯社的油印稿。这里平常是没有人理会的。人们注意的是专电和特稿、专访。那一天因为时间早，我就走到小桌前翻看那些通讯稿，就在一家从未注意过、据说是有特种背景的通讯社的新闻稿上，发现了胡适博士的新诗。
　　当时的胡适已经出席了伪国大，还参加了伪总统的竞选，当然也发表了不少高言谠论。不过他所有一切声明议论都远不及这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来得出色。寥寥二十四字，真是将一切的一切都合盘托出了，何况全部运用的是形象思维，毫无“以文为诗”的缺点，就诗论诗，实在要算是一首杰作。
　　这样的“新闻”，是万万不可过夜的。沈同衡同志就在身边，马上请他赶出一幅漫画，再配上一篇“小杂感”，一齐上版，第二天见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接下去从郭老以次以过河卒子为题的杂文出现了许多篇。
　　这件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只花了两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不使人为之神往的。记者的工作，真的就是这样可爱。
　　一九八○、元、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