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似乎自胡适以“截断众流”的大气魄讲出一番哲学史以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方法。当读过一两本这类著作的人闭目回首思想的历史时，出现于脑际的总是睿智清醒的思想家从古到今地列队而来，仿佛古代中国思想史真地如此严肃而高雅地由这批思想家系列构成，而那些曾经弥漫在更广泛阶层的思想似乎不是思想，被剔理出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之外。我常常怀疑思想史这种叙述的真实性究竟有几成，也常常怀疑思想史这种叙述的全面性究竟有几分，一九八六年为写《道教与中国文化》，读了些被思想史摒弃的资料，这种怀疑便从无到有生出了三分，一九八九年为写《众妙之门》，从另一角度考察了思想史常用的语词，这种怀疑便由三分变成了七分，现在读到李零所著《中国方术考》，接触了更多更新的思想史资料，这种怀疑便由七分达到了十分。于是，我想到了写《癫狂与文明》的福科，福科在他那部著作的一开头便写了一句“宣言”式的话：“我们必须写癫狂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同样，读了《中国方术考》之后，我也想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福科(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曾对迄今为止的思想史提出挑战，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了秩序与意义，于是总是试图在时间轴上将散乱无序的现象与事实重新选择，排列组合使其显示“秩序”，以期在逻辑上建立“意义”，因此常在“体系”的建立中或一厢情愿或削足适履，把事实中的历史变成了思维中的历史，于是历史学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找寻一以贯之的“主轴”。但是，历史或思想史本身并无所谓“主轴”，四散分立杂乱无章倒有可能更吻合其本相，因而福科提醒人们，“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冲突或渗透的确能够构筑“主观的历史”，由于选择与解释的权力的不断筛选，历史“中轴”逐渐与历史“现象”疏离并凸显起来，而四散分立的，本来或许也应该置诸历史视野的思想、行为、习俗、制度则被轻蔑地逐出历史学的伊甸园，以致于后人并不能看到先人的真实本相面只是从书本中看到一些侧影或剪影，就仿佛看惯了京戏的人一想起关羽便是五彩钩画的枣红脸，一想起包拯就是黑漆打底的大黑脸。
　　但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却为我们多多少少地制作了一幅古代思想世界的复原图。占卜、式、择日、刑德、风角、占梦、厌劾、相术等等数术问题的考证与溯源告诉我们，思想的古人不都是只专注形上或道德的，古人的思想也不都是由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这些哲人表述的，我们的先人相信龟卜、筮占、历忌、望气，也相信物验、梦验、择日、方位，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想像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数术来了解“大宇宙”(macro－cosmos)；炼丹术、祝由科、行气导引、房中之术等等方技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告诉我们，思想的古人不都是那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古人的思想也不都是表现为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的，我们的先人相信熊经鸟伸、服食养气，也相信玉器生肌、硃砂防腐，补脑还精、赤子饭气，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方技来了解“小宇宙”(micro－cosmos)。
　　钩勒这幅古代思想世界的复原图并不容易。“方术”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下风行的两类书，一类是墨守陈说的数术方技类古籍，那些书囿于传统思路总是把古人想得玄而又玄，落入神秘主义窠臼，伏羲制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上可测天下可窥地中可验鬼神，风角云气、天盘地盘，能占验祸福能预卜吉凶，终于陈陈相因无法解释；一类是自出机杼的新数术方技类图书，这些书倒是不墨守陈规，单凭一己之见便借古人之尸还今人之魂，总是把这些数术方技变得新奇古怪以哗众取宠，造成新的神秘主义泛滥，周易与预测学息息相关、八卦与基因组合不谋而合、河图洛书与天外来客心有灵犀、养气导引与特异功能彼此呼应，最后终于落入魔障。而李零《中国方术考》却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从考古发现探讨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书名中那个可能被读者忽略不计的“考”字实际上已暗示了这部书与上两类书的本质差异，李零是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来钩勒古代思想世界的复原图的，从“奇字之谜”到数字卦对卦画的破译过程的梳理与叙述便足以打破笼罩在《周易》上的神秘，从尸体防腐到炼丹术起源的探寻与追踪便足以突破道教对还丹之术的神化，从马王堆房中书到明清小说中性描写的研究与解释便足以阐明过去玄妙晦涩羞于启齿的古代性学的朦胧，在他所整理、归纳、梳理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全方位地看到了古代思想世界中哲理与迷信、科学与巫术混沌一片的真实本相，也看到了古人心灵世界中理智与非理智、清醒与不清醒搅成一团的复杂本相，因而书中虽然有“呼风唤雨、兴云作雾一类法术”，也有“求签问卦、测命看相的本事”，但这些资料主要在于凸显“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不仅包括古代的各种占卜和神秘法术，还包括许多实用技术和科学思想”，正由于李零是把“方术”作为古代思想世界的资料来处理的，他这部《中国方术考》便不属于上述两类书的范围，甚至也不属于数术方技的一般性考证与描述范围，而“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因此，这部书中对于天文、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数术方技的研究与考证，正如作者《后记》中说的，“可能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失望，因为作者既不谙‘功法’，书中也没有‘带气’”，但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却令人喜出望外，因为作者既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又对文献极为熟悉，而且对于思想史研究有着独特的视野。
　　当然，复原古代思想世界并不是要消解历史线索的理性追寻和史学主体的透视与选择，没有这种“追寻”与“选择”思想史便杂乱无章，就仿佛摄影时失去了焦点景物变得一片模糊，福科“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这种“追寻”与“选择”是来自对古代思想世界的全面观照还是来自现代概念的演绎。我们的思想史常常就如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批评的“以理想化的方式返回到被视为简单的、原本的、正常的、纯洁的、规范的和自身同一的根源，然后去想像衍生物和复杂的情况”，思想史习惯地把古代思想切割成政治、哲学、科学等“简单的、原本的、正常的、纯洁的、规范的”几大块，又将这几大块切割成进步的、落后的或唯心的、唯物的几小块，然后才排列思想的序列。这种做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野性的思维》第一章引森姆帕森的话所说的，科学“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因此他们预先假定“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但是，这种假定的秩序是不是吻合大自然的本身秩序则是科学史首先要追问的问题，同样，对古代思想世界的分类切割固然有其叙述上的意义，但这种分类是否符合其本身的分类也是思想史首先要追问的问题。庖丁解牛顺其腠理自然无妨，混沌凿七窍违其本原则大杀风景，很多人都感到现代的、西方的思想史秩序对于古代中国是圆枘方凿，乃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是混沌不分的，科学与巫术、哲学与神话之间并没有天堑甚至没有壕沟，于是，那种从现代概念和主观理性出发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而李零《中国方术考》则在对古代思想世界一个侧面的复原基础上追寻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总体背景，这样便打破了科学、哲学、巫术之间人为的畛域，与古代思想世界的“秩序”比较地吻合，比如从“式法”追踪阴阳五行说的背景，从死尸防腐、服食金玉追踪古代生命学说的脉络，从房中术追踪古人合天道、养性命、和合夫妇的观念，特别是从古代式法、周易八卦、九宫之数、月令日忌等方术中归纳中国古代宇宙认识框架，实际上都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古代思想世界重新进行解释的途径，这种途径便是抛开后人自行设计的那一套概念与分类系统，按照古人当时的思想脉络归纳出一套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叙述语言，用这种语言重新梳理思想的“秩序”。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也经历过一番“绝地通天”与“民神异业”的巨变，正如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智慧之路》(Wayto　wisdem)中所描述的那样，神话时代的宁静心情和自明真理从此终结，这个“轴心时代”的成果在西方是使混沌时代的思想世界发生了“分离”，人文思想、抽象哲学、实用科学从天地人神杂糅不分的体系中逐渐分化并远离了它们的土壤，以致于后人追溯到此处便如同孙悟空到了如来佛五指山前一样止步不前，由于这一止步不前，便使得思想史缺少了一个能最终解释的钥匙，也使思想史缺少了一个追根溯源的机会，仿佛思想的分离在轴心时代已成为事实时，它就把自己身后的帷幕闭拢了，人们再也无从窥见它在后台的真实面目，但是，在古代中国，这一分离远不像在希腊、罗马那样彻底，人文思想、抽象哲学、实用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与民神杂糅时代的思想藕断丝连，因而这幅帷幕仍留下了一道缝隙，使人们可以从中窥见它的来龙去脉，李零《中国方术考》正是为我们撩开这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纯粹思想”的背后。举一个例子，在第七章《马王堆房中书研究》第五节中有一段也许与现今思想史大相径庭的论述：
　　过去学术界在讨论“道”、“德”这类范畴时，往往用现代哲学概念生搬硬套，不管学术源流和古人自身的理解，其实先秦道家是什么样的派别，这点本来很清楚，它和阴阳家不同，阴阳家讲“天道”，即天地四时、阴阳五行，而道家是讲“人道”，即养生延命，通于神明。前者主要与数术有关，而后者主要与方技有关。
　　姑且不论这一结论正确与否，这种把看似抽象的哲人玄思与帷幕后的思想背影直接挂钩的写法已经突破了思想史惯熟的套路与现成的秩序，与古代思想世界的图景更加吻合。
　　李零在《绪论》中表示，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弥补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的不足，二是与晚期文献印证以衔接此类思想的后来发展，三是为进一步上溯提供比较可靠的起点。我想，在李零《中国方术考》中这三个目的都已基本达到。我非常钦佩此书细致严谨地爬梳考古资料以印证文献记载的功夫，但更钦佩此书以考古资料透视思想史的方法，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大块宝贵而丰富的史料宝地，也忘记了数术方技对于思想的意义，考古学家们又长期以来画地为牢不愿意介入思想史领域，对数术方技方面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只愿意进行“初级加工”，以至于汉界楚河隔岸相望不相往来了许久，王国维早就说过学问的发展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可是发现了这么多这么久的资料却被思想史“三过家门而不入”冷落在一边。现在李零此书的问世，终于使这汉界楚河上有了一座桥，我们也许可以经由这座桥去追寻思想史的深处了。
　　不过，并不是说这部书已经完成了古代思想世界的探源，事实上这一探源在《中国方术考》中才刚刚开始，正因为是开始，所以它在论述中还有一些疏略之处，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具体的考证与分析——在具体的考证与分析中当然也有少量不尽如人意之处，像讨论“式”时似对《墨子·法仪》未加注意，在讨论“丹田”一词时忽略了蔡邕《王子乔碑》“或弦歌以咏太一，或谈思以历丹田”，——而是指《中国方术考》在自身理论设计上的欠缺，因此，我在这里更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方术考》在思想探源上能不能更进一步地“对数术方技与科学技术、古代思想和整个文明背景的总体联系做进一步探讨”？
　　我总觉得，中国古代所有的思想、政治、科学与数术方技等等都有一个总体的背景与久远的渊源，即民神杂糅天地未绝时代的思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古代数术方技、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及整个文明有一个总体联系，即“天人合一”，我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称之为“宇宙、自然、社会与人同源同构互感”，当轴心时代“分离”之后，这种“总体联系”虽然逐渐退隐淡化，但仍作为一个极其潜深的背景存在，暗中支配着人们对各类现象的思维。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虽然着意打破了现代哲学概念对古代思想世界的硬性分类，但在叙述中仍受到“分离”时代思想分类的影响，于是常常落入“单线追踪”的窠臼。比如《绪论》中某种知识出于某官的说法，不仅显然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而且很容易把各种知识的起源与发展单线化，在打破了现代概念分类的畛域之后又落入了古代学术分派的局限；又如前面所引论阴阳家、道家一段，固然为抽象思辨找到了具体经验的根源，为思想流派寻到了滋生发展的土壤，但又在这种“探源”之中割裂了天道与人道在古代思想世界的一体性，其实依我理解，在上古混沌的思想世界中，天人之间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限，大宇宙和小宇宙固然有大小之别，但在古人心目中，它们在起源、结构、运转上是一致的，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帝内经素问》卷一讲的是小宇宙，但它也讲求“通乎天气”，“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张家山汉简《引书》讲的也是小宇宙，但它也强调“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籥也”，而天地正是所谓“大宇宙”，即使在“分离”发生的轴心时代之后，各种思想也并没有绝对的分野，数术背后有古人对大宇宙的认识，方技背后有古人对小宇宙的认识，但大宇宙与小宇宙在古人心目中是彼此关连互相感应的，阴阳家讲天道也讲人道，道家讲人道也讲天道，运气养生与天体运行可能都是他们体察的内容，宇宙、自然、社会与人之间和谐统一，同源同构的上古思想背景依然在各种流派中显现折光，即使它们在渊源上各有独特背景，但过分凸出其独特背景却无意中消泯了更广阔更久远的背景，就好比摄影时虽然只取一块背景但这块背景仍是更大背景的一部分一样，忽略了更大背景的存在则无法为摄取对象精确定位，因为数术方技作为思想背景实际上弥漫了整个古代思想世界，把这一背景切割开来是否会造成刻舟求剑或胶柱鼓瑟的毛病？再如李零此书名为《中国方术考》，自然重在从数术方技追溯古代思想，但从本书的内在理路上看，李零似乎是将“数术方技”与“人文思想”分别开来的，当然，这是处理研究领域与资料来源上的权宜方便，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正因为这一“分别”，那种“总体联系”的背景便不那么完整，事实上，中国的“人文思想”与其他思想是有共同渊源的，阴阳家也罢、道家也罢，他们关注的领域都横跨天、人两界，儒家也罢、名家也罢，他们思想的依据都既来自宇宙也来自社会，明堂宫室、祭祀祈禳、伦理道德、行兵布阵等等看似毫无干系的领域，其实都与宇宙观与社会观两面搭界，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第一编七节说希腊人是“先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只是逐渐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带有人文主义性质”，但中国似乎并非如此，如果说希腊思想依梯利所说是时间轴上的单线转向，那么中国思想从混沌走向分离的过程则是一源分流，从古代民神杂糅天人不分的思想世界中各各引出一条脉络而形成百家争鸣，因而在各家思想中都蕴含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如同基因在各家思想中同样存在，如果能将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与“数术方技”同样作为探源的对象进行总体分析，寻找其混沌未开的起点与永恒关心的主题，那么，“数术方技、科学技术、古代思想和整个文明背景的总体联系”才能显现出来。
　　也许我的批评近乎苛求，不过，苛求表现奢望，奢望与希望正同，因为读了李零此书颇受启发，所以兴奋欣喜之余不免萌生“毕其功于一役”的希望，这种希望太过殷切，又不免成为贪婪之奢望，这一点尚请李零海涵。因此，对于读者，我想说的是不应苛求李零在一本书里把上古思想都说清楚，那个思想的时代古老而渺远，即使现代考古与传世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资料，它的面貌仍是如在雾中半显半隐；那个思想的世界玄奥而浩瀚，即使研究者毕其一生精力半世功夫，也只能描述出极小一部分。李零《中国方术考》只选择了几个切入点进行具体的研究，在对这几个切入点进行的学术性很强的分析中，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那个世界的一角，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李零为我们所作的工作已经够多了，因为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于京西寓所
　　(《中国方术考》，李零著，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