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

　　钱穆先生在《余杭章氏学别记》中曾赞扬章太炎治学能“守平实”，“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大别于“极恢奇”的康有为。称章氏不“偏尊一家”没　　　　　　　　　　　　　　　　错，可说其不“轻立门户”则未必。世人常将偏尊一家与自立门户混为一谈，章太炎恰好是主张自立门户以破偏尊一家的。故章氏后期的主张诸科平等，兼取汉宋，与前期的推崇“矜己自贵，不相通融”，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矛盾，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
　　章太炎论学，门户之见相当明显，而且似乎并不想隐瞒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现代中国学术界并非过多门户，太讲独立，而是“其病多在汗漫”。学者立论之所以漫无标准不着边际，其表是缺乏己见不能自立，其里则是慑于一尊不敢放言。救治之法是重新高扬先秦诸子自立门户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首先是敢于自立门户，然后才谈得上百家争鸣。若都一味依人门下，所谓争鸣最多不过是补苴罅漏的小把戏，谈不上别树一帜推陈出新。当然，是否能够自立门户，还有个客观环境的限制，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这就难怪学者“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诸子学略说》)衡量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高低，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学者能否自立，能否别创新说。社会能否允许百家争鸣是一回事，学者本身有没有自立的意识和要求又是一回事。章氏主要着眼于后者，希望后世学人能追踪先秦诸子，“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
　　古学主独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不象今学多调和，明明风马牛不相及，也硬要说是殊途同归。章氏在评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时称：
　　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诸子学略说》)
　　门户之见并不如世人描述的那么可恶，因其能独立；宽容之态也不像世人设想的那么可喜，因其只是调和。章氏本人议政论学，颇多惊世骇俗之举，与其力主独立的学术宗旨甚为相符。
　　认准“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诸子学略说》)，章氏于是极力诋毁近世学人之貌似博学通达，实则无卓识难自立。这其间对具体学者(如魏源、康有为)的评价或许过分苛刻乃至充满偏见，但以能否自立来衡文量人，确能“见大体”，时有出人意表的精彩之论。至于怎样才算学能自立，章太炎没有专门论述，可考察其零星散论，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首先，学求专精，切忌博杂无所归依。在章太炎看来，“闻见杂博，喜自恣肆”，无论为学还是作文，都非正道，虽说比“凌乱无序”或“剽窃成说”好些，可远未及“成一家言者”值得推崇(《说林下》)。一九○六年章太炎致书刘师培，专论“泛览群籍，未若专精一家”，对世间俗儒之道听途说，纵偶有所得亦如孤魂野鬼一样无所归依非常不以为然。章氏论学旗帜鲜明，“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故对今文经学大家廖平多有抨击，列为近世经师末等。可即便如此，章氏对廖平仍不乏敬意，晚年更为其撰写墓志铭。就因为在他看来，廖氏虽“智虑过锐，流于谲奇”，可毕竟“学有根柢，于古近经说无不窥”。能专精，有家数，尽管是论敌，也还值得尊重；章太炎最看不起的是学界“漫羡无所归心”的“荡者”。
　　其次，学主独立，并非鼓励“放恣之论”。章太炎对康有为师徒的攻击正是“狂悖恣肆，造言不经”。这既包括为人，也包括论学。章氏本人虽自视极高，且多非常之举奇异之论，可治学毕竟讲究师承。七年诂经精舍打下考名物诂经史的牢固基础，所谓“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并非只是一句空话。而学有师承学有根基，说白了就是了解并能够遵守某种学界大致认可的学术规则，并因此使得自己的研究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某些“规矩”，随着时代的推移学术的发展，“规矩”自然也会变动；可在特定历史阶段，这些“规矩”大致凝定。承认不承认这些规矩的权威性，或者说遵守不遵守这些规矩，可以成为区分不同学派的最佳标尺。但也有些规矩超越学术派别，比如除非不搞考据或者存心犯规，否则附会臆测不足以定论这一“规矩”你就不能不遵守。古文经学派的章太炎固然是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今文经学派的康有为不也称“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长兴学记》)正是在这意义上，章氏主张治学守规矩。对“自谓精审”的《刘子政左氏说》和《新方言》，章太炎专门作了“然皆履蹈绳墨”的自我表白。完全不守规则，只能是野狐禅，纵有所得，绝难大成；完全守规则，最多只能算入大门走正道，离大成也甚远。其实，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规则，而在于如何在遵守规则中超越规则，也就是章太炎说的：
　　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又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与人论国学书》)
　　这个尺度实际上不大好把握，只能大致说，对初学之士讲“履蹈绳墨”，以保证其学入门上路；对积学之士讲“深造自得”，以免囿于师门裹足不前。不过，第一步应是入正门守师法，未入门而大谈破门而出超越前贤，近于痴人说梦。“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虽不若“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却也算二等经师，远胜于“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者(《说林下》)。乾嘉时代，学术规则的权威性被普遍承认，学界之弊或许在太守师法，缺乏创新精神。而在清末民初，世人争言变革，惟新是从，奇谈怪论风靡天下，学界之弊则在太不守师法，太多浮泛汗漫之论。章氏早年之推崇刘师培，晚年之赞赏黄侃，都是因其学有所守，学有根基。有感于“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箴新党论》)，章氏论学特重师法。但学有所守，不等于墨守师法，更不同于党同伐异。真正有所持守者，师法不同仍然可以沟通；最可怕的是随时流转，永远追赶潮流，随时准备反戈一击。不入门而侈谈创新，必然“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入了门则须破除门户之见，“兼采古今”，方才能“独树一帜”——章太炎之讥魏源与褒王闿运，用的正是这一标尺。赞俞樾为近世经师第一等，也是因俞氏符合这一有家法而又不为家法所囿的标准：
　　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俞先生传》)
　　章氏之非难墨守，并非只是消极的破家法门户之见，而是着眼于自创新说，自坚门户。重要的是“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有心得自然出新意，有新意自然超越家法门户之见。不是急于去破人家的门户，或者防异说的浸染，而是敢于独树一帜，力求自我完善。古学之所以能独立，表面在“破”(分与离)，实际上却是“立”——“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也就是章氏总结的，“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只有“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才能“自坚其说”；只有“自坚其说”，才能避免“同门相党专己守残”。世人多有攻讦“党同门妒道真”者，但若章氏那样借自立门户自坚其说，来破门户之见家法之陋者，实不多见。
　　民国以前，章太炎论学主独立，“但顾求真，不怕支离”，力破“汗漫”与“调和”，勇于向正统和权威挑战，这点学界不会有太大的争论。问题在于民国以后，章氏是否“开始流露保守的、调和的动向”。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人学者，老来不如年青时激进，立论日趋平实公允，此乃常态；越老越偏激的毕竟罕见，而且给人“冬行春令”的感觉。康有为曾引明人顾宪成语，“学者宜从狂猖起脚，从中行歇脚”，就是这个道理。晚年追悔少时好为高论，或者“激而诋孔”，这只能说明章氏学术思想有所调整，不一定证实他在学术上“放弃了先前坚持门户，不忌‘党同伐异’的原则”。先是著《齐物论释》，后又有《菿汉微言》，认可庄子“无物不然，无然不可”的说法，学术上颇有调和汉宋的倾向，如称“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不过，扬弃汉宋争执与不立门户是两回事。章氏只是承认学术上家数理路不同，各有利弊得失，“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与“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都有其存在价值；而并非主张所有学术不分高低。即便在“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时，章氏还是有个限定：“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菿汉微言》)换句话说，倘若外不能“利物”，内不足“遣忧”，此等“伪学术”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兼求训诂与义理，乃章太炎之超越清儒处，所谓扬弃汉宋争执，不过是个说与不说的问题。以融合“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自命的章太炎，早就非汉学藩篱所能限制。早年之力主自立门户，与晚年之倾向于调和汉宋，之所以没有根本区别，就因为章氏心目中的“门户”、“家法”，既包括思想体系，也包括学术规则。在思想体系层面上，可以百家争鸣，“各从其志”；而在学术规则层面上，则必须“履蹈绳墨”，不得胡搅蛮缠。其实，在一九○六年作《诸子学略说》赞赏“古学之独立”时，章氏就意识到这个难题，即如何区分“承受师法各为独立”与“党同门妒道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要有学派又不能闹宗派)。章太炎的答案很简单，却耐人寻味：“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乃“客观之学”，“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故必须博览群籍，不能专守一家之说，党同妒真当然不可取；诸子则是“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　故“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尽量避免“调和”与“汗漫”。也就是说，评价说经之学的标准是“实事求是”，而评价诸子之学的标准则是“自坚其说”。说经之学与诸子之学学术思路不同，评价标准也不同，就好像汉宋之学各有长短，不必互相攻讦一样。不过，倘言“义理之学”，确须持通达态度，不得党同伐异；而言“考据之学”(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则有一定之规，不妨讲讲家法绳墨。章氏晚年虽不争汉宋，可仍严守古文家法，一有机会必嘲讽今文经学；至于多次指责疑古思潮和甲骨之学，更显其门户之见甚深。
　　章氏论学的具体内容当然前后有别，可其“不惑时论”、“立说好异前人”，喜独树一帜自立门户，这一点则是始终未变。这与其性情志趣大有关系。《訄书》第一版上有章氏题辞，劈头便是“幼慕独行”四字。这四字可以说是其一生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论学时的自立门户与处世中的特立独行，其实是一回事。不管对章太炎如何评价，其多姿多彩的一生及其特立独行的性格，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时危》)这样的气概；“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样的壮举，千载之下还会令人感叹不已。高旭《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诗》，其实可移为章氏一生写照：
　　拔剑何峥嵘，侠骨磨青天。
　　不只生死关头，平日立身处世乃至品评古人，都以是否“惟我独尊”、率性而行为尺度。章氏当年之提倡佛教，看中的正是其“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其术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用世如此，论学也不例外，“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章氏本人正是以其提倡的“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的侠士气概，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
　　在章太炎看来，提倡游侠精神并非只是鼓吹种族革命的权宜之计。早年以独行侠自任，颇多惊人之举；晚年目睹山河破碎，重新阐扬侠士风神，将其作为真正的中国文化精华：“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答张季鸾问政书》)从一九○○年到一九一五年，章太炎三作《儒侠》，每次都有大的修订，对侠的理解日益深入，评价也日渐提高。《訄书》初刻本中除考侠之起源及表现外，更断言“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訄书》重订本则用两句话概括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到了编定《检论》，章氏更推盗跖“为大侠师”，与伯夷“贞横虽异，本之一宗也”，“要其主无政府一也”。将伯夷比拟托尔斯泰，将盗跖比拟巴库宁，自是不大妥当；可强调大侠精神不再只着眼于其拯危济难或自我牺牲，而是突出其独尊自贵，否定政府的绝对权威，这点颇有新意。古侠虽有“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不把王权法律放在眼里的倾向，可章太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更自觉地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认准“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章太炎因著《五无论》、《四惑论》。作为对专制统治的抗议，这一思想自有其深刻处，可“无政府”的命题毕竟只是偏激之辞。有趣的是，借用“无政府”的命题以及道、释的某些观念，章氏重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评法家之“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国故论衡·原道下》)从尊重个体自由和人格尊严，反对极权统治角度，章氏进一步肯定自掌正义、放荡不羁，因而“时扦当世之文罔”的游侠，这比单从“救人于危”立论深刻得多。
　　以此“依自不依他”、“径行独往”的大侠精神治学，自是易于冲决网罗，别树一帜。只是祸福相倚伏，性拙者易于守一家之学，无大成也无大失；才大者则易率其胸臆，无视规矩，汪洋恣肆，徒以新奇矜人。用章氏自己的话说就是“庸者玩物而丧志，妄者纵欲以败度”。(《王文成公全书题辞》)章太炎提倡“以儒兼侠”，目的是让血性之躯高明之士，行侠或论学时“自无踰轨之事”。这是有感而发的，提倡“儒侠相附”，针对的是当时之“新说恣行，而民如麋鹿”(《菿汉昌言》)。章太炎本人历来“径行独往”，立说好异前人与时人；可恰恰是章太炎，晚年往往批评时人之“好为瑰异”。
　　明清间说经者“人自为师，无所取正”，直到惠栋“以汉儒为归”，学术才走上正轨。如今又是“学者好为瑰异”，轮到章太炎来反“恣为新奇之论”，认定“欲导中国入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历史之重要》)于世人争奇好异之时，大谈“平易之道”，其实仍是“径行独往”，也可以说仍是“好为瑰异之辞”。
　　或许，这个大转折时代，本就很不“平易”，反是瑰异之辞更能道出其中奥秘。赞叹也罢，遗憾也罢，此等崇尚瑰异，只能属于那个特定的“始言变法”的年代。后人尽可嘲笑其偏激与浅薄，可其冲决网罗的气魄，自有其魅力。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于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