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先生私衷和时代侧影

　　一九二二年七月间，胡适读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先是感到“很有趣味”，继续读下去，“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认为“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胡适于是作了九首六言诗题此日记，其第一首云：
　　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
　　 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
　　以上见于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下册。我读此书到这里，不觉心中一动：胡适的题诗，莫非是夫子自道？他自己正在写作的日记，也准备他日付印，并指望为其读者引发类似的兴趣吗？
　　且引两段书中所记的“时事”来看看：
　　幼渔说，光绪丁酉，他考入叶浩吾所办□□学堂，试题为《三国多游说之士论》，试卷由江建霞(标)阅看。江批幼渔卷云，“可与谈天演。”时《天演论》尚未出版(至次年戊戌始出版)，人不知“天演”为何物。幼渔遍问人，人无知者；乃翻检佩文韵府》，亦不得！(十一，二，四。)
　　四时，茶会。到会者近二十人。……我很镇静的演说了约十分钟，……后来提出我的计划中“各省会议”与“消除奉直私斗”二事；大家都很赞同。亮畴说“各省会议”的四个困难：……(4)没有经费。“上回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去见孙中山，须发五百元的旅费，而国务院只有二三百元，须留作买纸笔之用。后来还是少川借了五百元出来。”(十一，九，廿二。)
　　考究“天演”，直至翻检《佩文韵府》，而且是听马先生亲述那么一段辛苦经过，实在太有趣了。马先生后来留学日本，“谈天演”三字批语，容或与有力焉。至于“好人政府”里的这位总理，在“智囊团”的茶会上发牢骚，叫苦叹穷，亮出真实家底，如传到熟闻北洋掌故的老人耳中，恐亦将诧为奇谈，则在研究民国史的读者看来，其有“可补”，殆无疑义。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中有一则《李越缦与胡适之》，略云：“鲁迅的话稍有传讹，因为原来是说越缦写日记时就预备付印的，这虽是诛心之论，未免苛刻一点，但李生前的确常将日记借给人看，很有藏之名山的神气，说得不为无因。其实这话表面上虽说越缦，实际却在挖苦别的名流，特别是胡适之博士，那时《藏晖室札记》未出版，已很有这种空气，他的新日记也时常借给人看去的。”文内所谓“鲁迅的话”，见于《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鲁迅说，“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并谓“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还说，“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胡适收到松筠阁送来《四松堂集》一部，他审阅后，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此本系最初的稿本，上有付刻时的校记，删节的记号，改动的添注”，遂从中详细札录出有关《红楼梦》的资料。过了两天，蔡元培为他从晚晴簃转借来此书刻本五册，来信粘在日记中，说：“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但请早阅毕，早归还耳。”胡越日即将刻本送还蔡先生，复信稿亦录存日记，有云：“今送上《日记》六页，记有刻本未收的材料，阅后请掷还。稿本尚未买定，须稍缓始奉呈。”知堂《随笔》中所谓“他的新日记也时常借给人看去的”，此是一例，“六页”云者，即十九日所作札录。可见胡适日记，亦如越缦，先写于散叶，然后装订成册，因此颇便于借阅或传钞。至于装订成册后，是否把“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者一总端出去，则不可得而详矣。
　　梁实秋《忆新月》一文，已辑入岳麓书社《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其中也有关于胡适日记的话。他说有一次和徐志摩同去胡寓，“他不在家而楼下适有他客，胡太太吩咐我们到楼上书房里去坐。志摩是闲不住的，进屋便东看西看”，于是翻出一堆胡适日记，不告而取，当下未悉“偷看”了几许，文中只概述云：“记载每日的活动感想等等，还剪贴了不少的报纸资料，不仅是个人的日记，还是社会史料。”所言颇似胡适题越缦日记的六言诗。总之，时代侧影在此随处可见，至于“先生性情”，或用曲笔廋语，毕竟还是写出了，要在善读耳。
　　读日记作品，每苦琐碎断续，此书却颇予人以前后贯串的整体感，这跟他当日在记事之外同时附入许多资料不无关系。如上引记《四松堂集》的一段，使人见其治学轨迹，以及朋友切磋情形，那“拼命向前”的精勤，亦遂流溢于不觉。
　　梁实秋偷看了胡适日记之后还说：“实在佩服他的精力过人，毅力亦过人。”这后半句话，不甚可靠。此书所收为五年中的日记：一九一○年仅得两个月；一九二一年不足七个月；一九二二年存十个月，算是最完备了；一九三七年六月缺下旬，七月缺上中旬，八月只有两日，十月下旬起又付阙如；一九四四年更显零落。虽经几十年的变故侵寻，原件或有散佚，然其自志一九一○年日记，即有“恒之一字不易言”的话。所以“毅力”如果是指持续写日记一事而言，则殊不能谓其“过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