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批评或有之隔

　　作家其实是很注意批评家的言论的，尽管作家往往有那么一种“我写了你评”的优越感，也要常常摆出一副随他评去的清高状。但作家又往往觉得与批评家隔着一层。其实隔着的倒不是“创作甘苦”之类，世界上干什么没有自己的甘苦呢？娶媳妇生孩子，做官当“老爷”，没有一件事是容易快活的。也没有一件事是不叫批评的。
　　更大的“隔”还是衡量作品的尺度。例如：一、经验的与主观的尺度。一些可敬的、有资格有学问的长者，多喜欢以自己的经验做尺度。他们例如批评一部小说时喜欢说：“这个阶层这种身份的人是不会这样说话行事的”，“那个时候的人物根本没有这样的”，“余生也久矣，始终没遇见过你写的那号人”，“这顿饭怎么能在那种地方吃呢？”“求爱也不能求得那么简单呀。”“弥留的时候怎么会顾上想这些”，等等。没有更多的道理，我没见过，我没听说过，我不信。这是一种无法讨论的批评。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自信，是一种返老还童式的表述模式。有的真说对了，有的却未必。
　　二、分类学的批评。这样的批评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给作品归堆。例如哪几篇作品是属于“伤痕”的，哪几篇作品是属于“反思”的，哪几篇作品是属于“爱情”的，哪几篇作品是属于“怀旧”的，以及寻根的、现代的、新潮的、传统的、讽刺的、黑色幽默的、改革的、五讲四美的、乡土的、……反正或按题材、或按手法、或按主旨、或按结构、或按时新潮流，能划的类越来越多，越分越新鲜。最近又加上“论资分治”的，即将作家按年龄资历区别对待，叫作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直至第六代的。有认为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是小耗子们欠缺了实践，吃了(“四人帮”的)狼奶，受了错误思潮泛滥的影响，羔羊迷途，需要大喝猛醒转弯改辙的。也有认为辈份越小越好，越小越能“审父”以及审爷审祖审宗，最好把父爷祖宗都及时提前埋起抛掉才好的。文艺学变成了断代学，真叫省事。
　　概括、归纳、分类，作为研究把握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方法的一个侧面，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分类的表面性、浅层性，特别是为分类而削足适履挂一漏万的代价。其实，越是好的作品，内容深刻、蕴含丰富的作品就越难分类。比如《红楼梦》，算“家庭小说”“爱情小说”“怀旧小说”“纪实小说”似乎都可以，算“政治小说”(至少是“治乱明鉴”吧？)“寓言小说”“劝世小说”“神秘小说”也并非绝对不可。如果简单分一下类就走，《红楼梦》伸伸胳臂伸伸腿就会把“类界”突出许多破洞。说实在的，一个作者，眼看自己精心炮制、颇为厚实立体的一篇作品被抓住一端、顺手一拨、归入一类、与一些与他的作品全然不同的他人他作共享一个帽子、一种赞誉或一种挑剔批评，他感觉到的与其说是“归类”，不如说是“不伦不类”。对不起了。
　　三、与分类法有点瓜葛的，可以称之为按帽子要求脑袋的批评，即评论一个作品是否符合某个概念、某个定义的批评。如批评一篇作品不够现代派、不是纯粹的正宗的意识流，或不是全然的现实主义。这里有一个前提命题，即作家的创作必须符合某顶帽子的型号，如果找不到适合的帽子，那么需要的不是去制做新型号的帽子而是去责备脑袋长得不合规格。
　　四、反过来，还有一种是用对帽子的批评代替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一篇作品发表了，有二、三好心者或好事者称这篇作品是××派、××主义、××潮、××流，然后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一篇××派、××主义、××潮、××流的作品出现了。拥护赞美者拥护赞美的是此派此主义此潮此流而不是此作品，反对愤怒者反对愤怒的是彼派彼主义彼潮彼流，也不是彼作品。拥护与反对者还都引经据典，美国拉美苏联东欧都引一个遍，以证明某派某潮的优劣，越引离那篇具体作品越远。这里也有一个前提性的命题，似乎一篇作品的价值判断决定于该篇作品所属类别的价值判断。这简直也成了“站队”，队站对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受用不尽；队站错了，也就化神奇为腐朽，活该倒霉。其实，文学史所呈现的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是“派”的属性决定一篇作品的价值，不如说是一篇(或多篇)杰出的作品决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价值。
　　五、有一种跟着作者跑的批评，搜集作者自述其作品的一些话，加以论证分析，以此作为解析作品的钥匙。孰不知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是因为：①一般地说，创作家无兴趣于阐释自己的作品，创作家宁愿意自己的作品更含蓄些、更深邃些、更耐咀嚼些。应该说，眼看着各色读者论者各执一词、各有千秋地争论你的作品，实是作者一大享受，犯傻时才会自己跳出来参加搅和。②一般地说，创作家未必能完全地理解自己的作品。当然，大致的构思与追求是有的，但创作中确实有许多激情的东西、直觉的东西、即兴发挥的神来之笔，这些究竟造就了什么达到了什么，作者本人并非十分明晰。在这里，创作就像爱情，热恋中的情侣未必能分析清自己的爱情。③尤其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家谈起自己的作品喜欢回避正面的阐释，而常常采用一种旁敲侧击、调侃自嘲、云山雾罩的方式。(轮到一个作家需要不断自吹、为自己做广告的时候，这个作家也就够可怜的了。)这可能是由于一种谦虚。这可能是由于回避自己解释自己的作品的窘态。这可能是为了更加引起读者论者的阅读兴趣，为了给读者论者留下更多的联想和思索的余地。总面言之，这是一种特殊的作家的“外交词令”，希望我们的论者不要太老实了。
　　例如海明威的战着写与坐着改之说，难道这不是幽默吗？当你问一个作家“您为何写得这样简洁”的时候，这个问题之难以回答的程度不是与问他：“您为什么写得这样罗嗦”一样吗？再例如当费定讲述自己写《初欢》与《不平凡的夏天》的动机的时候，说是由于看到了敖德萨的白雪，难道可以由此判断小说的由来吗？
　　笔者写过一篇名为《球星奇遇记》的小说，笔者戏称之为“通俗小说”，因为它在我的诸作品中，确实是比较通俗易读的，它吸收了某些通俗小说的手法，然而，它毕竟不是张恨水、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而是王某人之作，是另一种追求另一种风格。批评这篇小说哪儿哪儿写的不成功当然是可以的，批评这篇作品还不是正宗通俗，就有点上了笔者的当了。唉！笔者还曾把另一篇小说《要字8679》号称为“推理小说新作”，难道要以《福尔摩斯侦探案》《沙器》的样板来评价这篇小说吗？那不无异于要求“要字……”的作者王某人成为柯南道尔或者松本清张吗？
　　六、还有一种用作者的早期前期作品来要求作者的近期作品的批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毋宁说，这样的论者是可爱的。笔者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听到不止一位论者的意见，他们希望笔者的新作能回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规格上去。其后人们表示过希望王安忆的作品总是像《雨、沙沙沙》，(王安忆在篇文章中谈到过的)铁凝的作品总是像《啊，香雪》。更有一位当年极度赞赏过《森林里来的孩子》的朋友为了张洁的新作的“粗野”而困惑且又悲伤失望。我们的一些读者论者(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承认过由于“香雪”的“阴影”，使我有时难于接受铁凝的某些新探索。)是何等的善良、天真和孩子气呀！这样要求作者，不是与幻想人们永远不长大，永远当天真活泼的孩子一样美丽而又不可能么？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家从他的不无稚气的“少作”开始，逐渐写得老辣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积极地面对这个现实呢？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作家成名以后越写越粗制滥造，那样的问题应该也可以指出来。
　　七、以A作家A作品为样板来衡量B作家B作品的批评。指出B作家的B作品例如不如A作家的A作品简练，不如A作品的语言富于地方色彩，不如A作品的古朴，不如A作品的庄严沉重……所有的这些“指出”可能都是有道理的，但这又能说明B作品的什么特点呢？不如A的简练，这可能是由于B的冗杂也可能是由于B的丰赡，难道我们可以用契诃夫的或者鲁迅的简练去要求托尔斯泰或者狄更斯吗？不如A的庄严沉重可能是由于B的油滑也可能是由于B的豁达、潇洒、超拔、智慧。难道我们可以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近乎疯狂的痛苦去要求泰戈尔的赤子的温馨，或者作为散文家的庄周的飘逸，以A衡B法的批评搞下去，那才有趣呢：我们可以批评《罪与罚》不如《贵族之家》清新，《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如《项练》好读，《西游记》不如《老残游记》真切，《唐吉诃德》不如《三国演义》认真。呜呼！
　　其他的还有印象式的批评，草草一看就大发评论的批评(某报纸刊登过一篇对拙作的批评文章，该文竟然没有弄清拙作的题名，题目都没搞对就批评上了)，显然没读完没读全读了不足十分之一就说大话的批评，以及各种旨在取得轰动效应，前前后后配置上许多活动的批评等等。
　　以上着重谈的是从创作的角度看评论的不尽如意的一面。(有另外一些非文学的评论，这里未有涉及。)这是自然的。因为一般地说，评者都要有一个尺度，而这个尺度、这种价值观念，这种取舍，都是在阅读与分析你的某篇特定的作品以前就已经形成的。这种价值取舍，既受一定的世界观、文艺观、美学观的理念的影响，又受他的人格、学问、智力、经验乃至个性的深刻制约。没有一定的价值取舍的论者或表现为随波逐流顺风扯帆，或表现为左右前后常有理，或表现为什么都捧什么都吃，这样的评论固不足取，取舍太鲜明了又往往缺乏变通，缺乏广阔胸襟，缺乏对非常规的、超常的、特例的文艺现象的接受能力。
　　而创作者们呢，固然同样受自己的理念、经验、人格、学识、智力、个性的影响支配制约，同样有自己的尺度，却又常常在创作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十分自觉的被驱动状态，(有人称之为“迷狂”，如果觉得“迷狂”不雅，至少有点沉醉陶醉执着迷恋吧)往往只是在作品完成之后，他才知道他到底搞出了个什么东西。甚至于是作品完成之后，他还说不清是搞出了个什么东西。他怎么能轻易接受评者的早有的固有的尺度呢？
　　某些时候，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隔”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有“知音”式的批评。如当年我在《读书》上看到李子云评宗璞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看到黄子平评林斤澜的文章，就颇为宗、林之获得知音而熨贴。我本人也很感谢一些论者的知我爱我。本文所述，重点在于讲述作者的思维模式与论者的不对茬之处。并无对批评不敬之意或贬斥之意。因为，第一，“知音式”并非批评的价值所在，至少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取向。评者无需取悦于作者，评者首先是对广大读者负责。第二，一个作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评论呢？当然不是姚文元式的批评，也决不是蒙头盖脸的一阵捧吹。总之，他自己多半也说不清他到底需要什么评论，他自己更写不出对自己的评论。即使有点隔的评论，也还比无人搭理强。
　　说不出写不出需要什么评论也还有大致的希望：叫作大致准确而且有所发挥发展。说好说坏，说东说西，至少是认真地读过作品抓住了作品精气神之后，而不是之前之外。有所发挥发展就是说希望有作者未曾自觉的发现，有令作者为之叹服的解释，使作者击掌：原来我写的是这么回事！一九八八年《文艺研究》上刊有南帆一篇评拙作《要字8679号》的文章，便有这等厉害，令作者长了见识，服了。
　　如果从评论者的角度谈谈对创作者的不满足乃至挖苦挖苦创作者们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嘛。那就是另一篇“欲读书”的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