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山水·历史·人间

　　抽斗里到现在还放着一个本册，硬皮面，中等开本，风光插页。那时便属意于插页上的山水亭园，想着有朝一日，或可一一寻访历境，有好心思，将些记游拾得的文字补到本子上去，也是一个不坏的梦。可惜，碌碌十几年，竟不曾转梦成真。诸好山好水，既未能身往其间，便只好退而于想象得之。每读前人、今人记游述胜的诗、文、画、影，犹自可嚼，给市井庸常的日子添些遐思。其实又偶尔作惶恐想：都市中人的生活与自然总有一层隔膜了，旅游之成为“无烟产业”也难免不够清静呢。那时，在本子空白处抄了几句闻一多的诗：“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编蝠的翅膀……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忆菊》)至今回想，还有当初抄写时朦胧莫名般的感动。
　　自然无言地感动人生。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人心中隐秘的琴弦宜于由自然去拨动，影响及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艺术，所谓“师造化”。想起以前看抒情风景画大师柯罗的画，瞿然心动，默而不语：“一辆露水洗过的夜班马车，默默地在这昏睡的人世上奔驰；四下处处是一派迷茫，独有偏僻的一角勉强看得出‘柯罗’的名字。”柯罗把色彩融汇到自然中去了，他的画也是自然赐予人生的礼物。再说中国文艺史上的好例也不算少。譬如我们读明末张岱的小品，尤能感到自然与性灵的相通。《陶庵梦忆》写他“拿一小舟”独往西湖看雪的情景：“天与雪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几笔如画，如此境界，画师巧匠大约也该袖手了，曹聚仁先生以“何等境界”四字赏之。我后来读曹先生的文字，也感受到他受张岱的影响。如他的《湖上杂忆》写道：“丁卯秋，我从上海归杭州，时三更将尽，月色皎白，雇小舟直驶岳坟，默不作声，任桨板拍碎湖波。那年深冬，黎明，白茫茫大雾，把西湖整个儿包住了，对面不见人。轻舟从雾袋中穿过；到了湖边，才看见那么一条细痕。湖水真赏，只能这么体会，舌与笔都已穷了。”
　　景生情，情生文，文亦复生情。浮攘人世，有时若能得一与自然的机趣相契，如“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意思，便足珍置。常想“管领湖山”的机会不多，补的办法大概是借助于读读书。古今写山川风物的书不少，繁而损之，以笔记、小品更为相宜，轻叩缓发，可资浮想。这比起粗放式的观光，或许心头还留清兴，以待来日。有这样的念头，把曹聚仁的《万里行记》找来浏览，闲中意味或许不少，仿佛枕上片时春梦，但行尽江南千里，盘桓其间，也是读书乐事。
　　关于这本书，由泛泛地说好，进一步该体会到有特色。《行记》作者人们原不大熟悉。话说三十年代，曹聚仁也是个伏处书斋、执教学堂的文人。抗战军兴，他成为流动的战地采访记者，这一转变使他笔头天地渐宽，也有机会把“史与地”交织的念头作一番料理，杨万里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正是题中之义。只是到了作者一九五○年卜居香港后才开始动笔。《万里行记》陆续在香港报纸上刊出，后集为一书，我所见，为八十年代的大陆版，已是作者身后的事了。
　　前面说到特色，大抵在于熔文学、史学、地理、人情味、见闻与感想于谈天文字。或者说“杂”，杂中见醇，也就是读完了还能有余味，这就不似一般类型的游记。按作者透露的意思，又不过是对一种人生设计作一交代：文人的生活不都在书斋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原是古来许多文人的胸襟之想，到得近代更体现学术，思想和风气由纸上向路上的转移。像清代颜习斋、李恕谷一派的警惕于“书生无用”　(所谓“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王”)，就是鞭策。曹聚仁的思想路头及家学濡染，近于颜李的笃实、不尚空谈心性，所以想步徐霞客的后尘，上路时，带了一本唐宋诗集、一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正是“走读”。《万里行记》自述平生心仪，　乃在斯文赫定，即如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样做亚洲腹地的旅行。想法好，却不易实现。但对“人文地理”这一观察取向的重视，还是体现在对东南河山的“速写”中。行迹所到，史地、人物、古迹、物产、交通、风俗不妨贯串于“游”，于是“杂”便有了文化漫谈的意味，也是“走”而“读”而“想”而“考”的特点。就此，晚生者远观，多少还能窥世变之踪迹呢！
　　游记一文化景观，说起来也就是在“可视”的自然景观之间，再加上“可想”的人的历史活动，寻找人文现象与自然地域的某种关系。关系不一定要“决定”，但相互之间总有影响有感应。譬如说“感应”，由山程水驿而来的，更易于体会现象所孕生的环境气氛。这就是由写形到传神的一部分内容。使我们不能简单说是“环境决定”亦或“人文决定”了。气氛难以分析，但确也滋孳着某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文化个性。动中有静，山川同古今；静中有动，又有水流云渡。正如一条水路的情形：富春江上渔火点点，桐君山如老僧入定，由杭州而桐庐、而七里泷、建德、而兰溪、而徽州的水路，一滩复一滩，不仅风光秀丽，引得南朝文士吴均因写之而传不朽(“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等数语)，《行记》还有意思把它当作文化的背景来了解：小船将徽州商人载下沪、杭，也载去了雕板和清代的朴学，许多人物也正从这条水路走向更大的“舞台”。水路周边方圆，皖南赣北闽西浙东，被曹氏称为东南文化的摇篮，不是偶然的。
　　山水、历史、人间，分开来三个面，合起来一个整体。今天研究文化或思想史的人，如果能到儒、释、道彼此消长荣瘁的地方走走，也许会像曹聚仁，别生一番感悟。不能去，便随作者“风雨说鹅湖”、“三访牡丹亭”，游于“山阴道上”、“风月屯溪”……单就几百年间的风物谭，苏州、扬州、南京、上海的兴衰朝暮，已足够剪灯把盏、西窗夜语，兴或有不尽。其时仿佛重见诗人墨客徘徊于湖山；纸笔砚墨、诗书曲画、茶酒烹饪、古寺与舟船、春梦与杜鹃、塔影暮鸦、征尘战鼓，一一来而复去；林处士、苏小小、沈三白、陆放翁、汤显祖或执于“朱陆异同”的理学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并不很远；忽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宛然如复过往；又有“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的诗句，可发古今同为一慨。顺带想，彼时曾有诗派、画派、曲派之各领风骚，学术上皖学、浙学、吴学、扬学纷起卓然，也都见出文化源流、风气，到本世纪又开这出新局面来。
　　房龙曾说：“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它赋予地理以时间和意义。”大概倒过来也能说通。这么看，《行记》写到的地理环境，是历史的空间，也是人间戏剧的大舞台。华夏文明也有相当一些性格气质与辛稼轩所谓“剩水残山”息息相关的。我们试想历史上有几度大迁徙与文化重心的转移，六朝时的南渡、南宋时的偏安、海禁的松开，前尘影事，沧海月明，《行记》或也能证其消息、观其推移的。其中还有一个小例子，倒是和文化的大题目有关。书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三十年代丁文江氏曾要助手替他整理一份材料，　即把二十四史中立传的人物，依现在的省籍作一统计，按时代先后排列，这份统计表定名为“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曹聚仁据此而说大轮廓是这样：“中华民族所经营的文化，首先在黄河流域生根，沿汉水流域南伸，发展到长江流域，再沿海发展到闽粤一带来。用我们自己的话说：过去三千年，不妨说是河流文明；到了近三百年，不妨说是海洋文明。过去的中国文化，自北而南，自西而东；近代恰巧换个方向，变成了自南而北，自东而西，这便临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该书第31页)
　　这一文化格局变动的大关节，是不是这样，还可思量，值得注意却是“看大形势”的眼光，而且并非凭空臆断。更具体说，重心的转移趋势表明，一种较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促成传统格局及地域观念的变化，这就涉及了文化选择的主题。还有其他话题，　如怎样评价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关系，如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深层文化景观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又都属于读后的联想了。
　　“处处山川怕见君”，从来言情写景的诗人，能得着这一语，足以平生快慰。就诗言，天真圆转，出于性情；散文有生气，大约也在见性情的真。有这一条，不妨它散一些，也不妨加进博闻的材料，疏密繁简、或情或理，都无不可。写山水如此，写人间，我想大体也如此。记得以前读《知堂回想录》，喜其盎然有韵致，有一份史料价值，也有一份性情，并不枯窘。也才知道这里边有曹聚仁先生的促进之功。其时曹氏在香港与在北京的周作人书信往来，此事能成，端赖有心人。按说曹氏本是鲁迅的好友(宋云彬曾问过曹：鲁迅为什么没骂过你呢？)，且与周作人并无深交，他促成此事，自然也可说是处事多从人情上去着想，——萧伯纳说得不错：肚子饿了的恺撒，也就是一个穷人。后来终于读到他晚年写的《我与我的世界》(未完成)，觉得他也正是取史料(第一手)与性情并茂的路子，与《万里行记》相通；若干篇什，渗透了人间味，挑灯夜读，一时不能释手。《我与我的世界》性质上近于自传、回忆录、感想录、随笔的混合，望闻问切，在反映时代生活上，也还十分春色映到三分。尽管多为一枝一叶，大泽涓滴，也可当“世说”来看。只是这一部要比南朝的那一部多了些烟火气。
　　今天来看，曹聚仁(一九○○——一九七二)该属上一代的人。晚清、民国、五四、大革命、抗战、解放，他所亲历的，乃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变迁的时代，也是读书人有过歧路徬徨的时代。昔风旧雨之间，说到个人，不免有种种升沉穷达，事关大义，则天下兴亡。这样，看世界也看自己，能看得透彻些通达些，颇不容易。这同观者的态度有关。曹聚仁曾解剖自己：优柔寡断，赋性怯懦，近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写自传而不否认自己的弱点，好像便有个平实的立脚点和态度去看世事。人虽然不能完全超脱潮流之外，却还存在“有所执”与“有所不执”的分别对待。为人做事当然该执著个标准，择其善者；至于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又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重，仿佛演戏一定要在热闹处似的；有时看的更透，还不免落到曹雪芹的自语：无材补天，枉入红尘。改良知明事理是执，牵扯到事功、名累，从大胸襟讲，又不必偏执。曹聚仁说他在“边沿”上站着，以静观自得为乐，又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愿意躲在某一角落上作极安静之呼吸”，倒是坦白道出老庄在自己精神上的影子。
　　当然也还不至放纵到玩弄人生。实际不过是在经历了政治生活震荡和思想苦闷之后，作为怯懦者所选择的有限自由，或者说在‘任自然”与“重名教”之间达成精神上的妥协。他从浙东山区走出来，进入“五四”新文化天地，读书、问学、写文章、教书、作记者，见闻和思考都不会少，但看得出，直到晚年，关于自由和责任、入世与出世，在他心理上的矛盾，仍未了断。他引述鹤见佑辅《读书三昧》中的话：
　　“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孔门思想，和以个人自由为要点的老庄思想，过去三千年间在中国不断地冲突激荡，乃至长短相补而发达起来似的。不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大概于内部一面包藏这样两种思想的交流，一面向着永远的未来继续迈步……从古以来，人类所抱怀的价值判断中，有认社会秩序为中心的思想，和认个人自由为中心思想的两个源流。这两种思想，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民族，总常相并存的，取种种方式而表现出来。那最显著而又是最彻底实验过的，是古代希腊的时候，以秩序为中心而建筑社会的，是斯巴达；以自由为基础而经营集团生活的，是雅典”。(见曹书560页)
　　上述意见也可交代曹聚仁感到矛盾的心理情结。一九五○年，他由上海到香港，自白：“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法家天下……不过，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却恋恋于雅典精神而不忍舍。过了罗湖，我们所进的，乃是希腊精神的天地。”同时他又为新中国而鼓舞，向往于祖国的统一、富强，始终不把政治成见当作看世界的标准。眷怀反顾、两相依依的结果，必然使他还是要走到社会大潮的“边”上去。
　　“边”的意义何在，不谈事功，谈做文章。有人说，“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金克木《说“边”》)试也想，看人看历史，从边上看与卷在中间看，肯定不一样，有价值，是否能说看得比较自然，正史不取的，也能不拘泥，留些侧影、素描。翻曹氏“世说”目录，可见边边角角、野草闲花，却涉及不少有意味的人和事，未始不因其边际眼光而看出纷纷的音容个性，反显出难得，不写出来真是可惜了。
　　“世说”写人物，有几类：一是师长辈的，二是朋友同事，三是亲人，四归其他。尤以前两类为疏落有致，得其妙肖。以叙事夹议论，求其生气；轶闻趣谈如颊上添毫，衬其性情；这也是随笔的“活”胜于志传的“死”，最宜体会到人情味儿。可举例子太多，读时曾折角为记，后来，不堪折了。
　　——“经(亨颐)校长，他是那么高，怕有六尺三寸高吧，站在讲台上，俨然是我们的家长似的；他留着短短的胡子，说话慢慢地。大概《雷雨》中的周朴园，就是这么一个样子。说经校长气度很好，大概可成定论了。他就像汪洋广阔的宰相，兼容众长，又能获得众人的钦仰，也就是孟子所谓谓之似人君，不似君子的意思……他写得一手好魏碑，也会画山水花卉，刻得一手好印，他会喝酒，饮酒赋诗，遗世独立，颇有魏晋文人的气象。他一直是一师的家长，谁想到了一师，就会想到经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单(不庵)师是一个博学的人，并不是没有见解，而是不敢有所主张。他一生用力之处甚多，经史子三部，寝馈其间，用红笔添注过十几回的很多。那部《后汉书补注》的补注，依我看来，该已差不多了，他还是慎重的很，直到他逝世前一月，还没曾完稿。单师逝世后，那位不识字的师母，把那本批注本《汉书》带走了；他一生心血所灌注的工作，就此石沉大海，无影无踪。”曹氏说他的老师乃“古之人也，古之人也”。
　　——曹礼吾“可以说是《世说新语》中人，……我相信他早生一千五百年的话，一定会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合得来。他在文澜阁睡过了整个春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地。有一年夏天，那时已在真如，潘伯鹰兄，　午后照例到曹家去看礼吾，恰逢礼吾睡着了，他就在客厅上也独自睡下去；有时主人醒来了，客人没有醒就让他睡下去。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这些故事我写下来，放进《世说新语》中去也颇相称的。”
　　抄几条，也想说，现象是内容，有意味而兼意义，则还要借文笔的力，有本领用一种艺术形式表达出他的资料。其中就有古代小品的影响，“散而庄，淡而腴”，不干燥也不拖泥带水，呼吸自如。此外还有些条近于小说的素材，婉转动人。也少见世间流行“穿靴戴帽”溢美溢恶的情词，关于吴稚晖，戴季陶的文字，也并不离谱。
　　曹聚仁称赏高尔基的小说《卖牛奶姑娘的故事》，这小说的结语说道：“这群不幸的囚徒们，他们是爱着这一送牛奶的小姑娘的了；人类，无论处怎样的境遇中，总不由得您不爱什么人或什么事物的！”这话或也能解释“世说”文字所氤氲着的人间性。他虽是站在边上观世事变化的人，但并不曾以冷眼相视；而且自知，“可喜固在此，可悲也正在此”。一隅的呼吸总与时代有距离。虽然买得青山好，却恨归来白发多。尾声，总难免有“命矣夫”的感叹入怀，其实，一腔曲衷里的意义，也并不因书的陈旧而陈旧的。
　　曹氏浮萍一生，却著述甚丰。“三联”近年还出版了曹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港版名《国学十二讲》)与《书林新话》，皆宜于漫读。
　　一九九○、二　北京小街
　 (《万里行记》，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62元；《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1.70元)
　　(文前曹聚仁头像，丁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