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五题

　　一　雨后蛙鸣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一部六百万字的巨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几亿人民的民族在一个时期的心声，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凄风苦雨夜的“望帝春心”。
　　清末的中国，连狗也可以来咬一口。怀着“国亡有日”的预感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象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所描写的，寻求着救国奇术与济世良方。各种争鸣的呼声，象暴风雨过后的夏夜的蛙鸣，叫得人心绪更加烦乱。
　　在1897年(清光绪23年)《演义白话报》创刊了，刊载了一篇二十四回的《通商原委演义》，(后改名《罂粟花》出单行本)借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激励国魂，严复、梁启超、天僇生、柳亚子等撰文主张唤起民众：“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如何凤阁龙楼外，一夜惊闻敕勒歌”；“拼将一副新亭泪，併入唐山旧管弦”(李伯元)。到本世纪初，写辛亥革命历史的《新汉演义》，写清史的《神州光复志演义》以及《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先后问世。吴趼人发表《历史小说总序》，想借演义的酒杯，浇自己爱国的块垒。可惜写了半部《两晋演义》他就没有写下去。应该说，象吴趼人、李伯元等人来写演义是很合适的，他们熟悉通俗演义。但毕竟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宿愿有人替他们完成了，这就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蔡东藩。
　　这朵爱国思潮里涌现的演义的浪花是有着必然性的，蔡东藩不是唯一的弄潮儿；蔡东藩一生也不止写这部书，但这是他为祖国所作的最大的贡献。
　　二　四十字谱
　　蔡东藩是一个诗人、教育家、编辑、历史学家、演义作家与医生。他的第二个孙子曾想以下面的四十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先天不足，从兄学习，乳臭未干，舌耕糊口，汤染试卷，赴京赶考，福建候补，债台高筑，毅然返里，临浦才子。
　　这十句四字谱每句都包括一段故事与历史。这里不必详叙这些故事。从这四十字谱中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印象：1.他的童年环境，家学渊源；2.他的气质、体质与性格；3.他的早慧，早入世；4.官场失意，一个书呆；5.赢得“临浦才子”。
　　其实，他不仅是一个临浦的才子。他的声名，今天已越过国界。
　　他名郕，字椿寿，用过东帆与这一类音近、义通的笔名，生于1877年(清光绪、丁丑)，卒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活了六十九岁。他出生在靠近绍兴的萧山临浦镇，是秋瑾与鲁迅的同时代人与小同乡，是那个产生过爱国者陆游，畸另人徐渭与发奋图强的勾践的地方。
　　这是个孕育名山秀水与才智毅力的地方。
　　是的，我说了毅力两个字。从1916年到1926年9月的十一年里，蔡东藩按清、元、明、民国、宋、唐、五代、南北朝、晋、前汉、后汉的次序写了这部完整的通史演义，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从秦始皇写到1920年，一千零四十回，六百万字。
　　人们计算时间的标尺是不同的。十一年有多长呢？八年可以战胜日帝，十一年也可以只做个逍遥派。蔡东藩为了写这演义，光正史就看了四千零五十二卷。我国的二十四史，从古代到明代，有三千多卷；新元史257卷，《清史稿》576卷。至于野史与其他写演义所要参考的稗官小说、轶闻笔记，又是一个海洋。如果把二十五史(加上清与民国是二十七史)比作太平洋，野史杂记比作大西洋，蔡东藩是以十一年时间游泳横渡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一个神人。
　　三　自吹自擂
　　我国的演义经历了四、五百年雅俗分流的道路，经历了(如果从《吴越春秋》算起)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光荣的道路。
　　演义二字，晋泮岳《西征赋》中就出现了。泮岳爱好历史，对下属讲过《汉书》，但《西征赋》还不是演义，只是借山川人物“晋献言以演义”。现在学术界论证产生于汉晋之间的散韵夹用的《吴越春秋》却是一部演义。同样，六朝的《晏子赋》与唐代大量长篇演史变文也是实质上的演义。
　　被当作最早的演义的元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宋代三国平话的整理加工本，是元刊全相平话(包括《三国志平话》)的发展，是至少五百年来讲史演义的第一个总结。明代是演义的兴旺的也是分裂的时期。兴旺，演义如放闸之水；分裂，杨尔曾、冯梦龙提出“无一字无来历”，出现了俗的评话演义与雅的书斋演义。
　　清代一般是同情俗本。章学诚与稍早的明代的胡应麟反对俗本。其他写章回小说与历史题材的传奇、评话的人则持开明的态度，他们常混用小说、演义、平话、传奇的称呼。以上简述的演义史说明我国的演义创作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蔡东藩的演义观是近乎章学诚的。这一点想在下面一题来叙述。他的创造性的贡献是自批自评，写了夹批、后批。金圣叹、毛宗岗只是批点别人的作品。
　　有人说夹批象说相声，可以调侃。蔡东藩的夹批有更多的作用。柴德赓教授指出有考证出处与异同、解释名词、说明史事前后关系与批评演义内容是非的作用，这些都是对的。还有一种作用是自吹自擂。
　　蔡东藩吸取了金圣叹的作法，于行文得意处或合于古文法的地方，常要毛遂自荐。什么“眼高于顶、笔大如椽”、“别具只眼”、“眼光四射”、“插入此段，包含无数笔墨”(《两晋》第三回)、“补叙……文法不漏”(同书四十五回)、“写景语自不可少”(《前汉》第三回)、“贺死用虚写，笔法一变”(同书十四回)、“摹写有致”(同书二十四回)、“杀苏角用虚写法，比实写大有神采”(同书十七回)。他也讲究欲擒故纵、背面傅粉、暗渡陈仓、草蛇灰线等等所谓文法。
　　蔡东藩这支笔经过多方面的锻炼，我们从本书的夹批、章回题名、下场诗、咏史诗、写景摹人等处可以看出来。他未经出版的诗作有《风月唫草》、《写忧草》、《劫后余生》(长篇叙事诗)，已出版的有选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客中消遣录》(短篇小说集)、《楹联大全》、《续增唐著新尺牍》、《新幼学琼林》等。他的文笔是通俗的，描写常用俗语。自然，他生活的时代，白话文刚刚兴起，而引史据典，总有艰深的地方。
　　四　历史癖好
　　他写《后汉演义》时常与罗贯中抬杠，写唐宋演义也常批评别人的演义：“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以上《唐史演义》)；“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宋史演义》)
　　这就是他自己标榜的“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但这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例如《宋史演义》三十七回写朱寿昌弃官寻母，他不据宋史，而依苏轼《志林》；又如写明建文帝下场，他相信不是明初人的王鏊、陆树声、朱国祯等人的传闻之辞(《明史演义》二十五回)；孙德崖的邀宴与下落也据稗官(同书第四回)；辽金元各族的人名，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他也加以注释；写《元史演义》，他嫌《元史》太简，不能不依《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与外国有关蒙古史的译文。这些作法，有的是必要的，有的则属多事。从历史的角度看，蔡氏这种治学谨严一丝不苟的作风无疑得到历史界的称赞，帮了历史教学与普及工作的大忙。这是一套历史学家的工具书。
　　他没有估计正史也多乖误，他的唯心历史观不容许他提出这种质疑。同时，这种做法与他的演义观，他的理论是直接背离的。他说：“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文以载事，即以道情，……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也。”
　　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与解释这种矛盾呢？我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要看国内对《李自成》这一姚雪垠同志的杰作，也有意见分歧的地方，而姚氏本人对《空城计》这一杰作也多非议，这可见读者的要求，作者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是十分不同的。我想：这方面大约也以多加探索为好，容许九实一虚，七实三虚，也容许三实七虚。一般说来，虚过分多了，将向另一种文艺体裁过渡。蔡氏这部书无疑为这方面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标本。
　　五　望帝春心
　　蔡氏写这部书，始于一九一六年，即五四运动的前夕，第四部《民国演义》该成书于五四运动的刚刚结束。我们可以了解：《民国演义》对于他不是历史，而是时事。他把自己的书生之见都融溶在袁世凯与蔡锷等形象的塑造之中了。正是这种对于祖国的爱与对军阀误国的恨使得这部书带着政论的色彩。吴泽同志认为武昌革命促使蔡氏的思想起了一个大飞跃，这是可信的。
　　蔡氏的爱国热诚，使得他在不少地方突破了自己的偏见与局限，歌颂了他歧视过的妇女与下层人民。他以夹批的方式点明不少足为模范的爱国妇孺，也在好几部的自序等处，“再三致意”，强调爱国、爱人民、爱民主的必要。
　　“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吝，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至今勿替……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这便是开明……(《前汉演义》第一回)。他接着写吕后专权，一二社稷臣，拨乱反正；写光武中兴等都贯串民主的观点。在《两晋演义》中，他说“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这段话分明是对袁世凯之流说的，这和吴趼人从《两晋演义》写起是一个用意。
　　然而我们也须指出蔡东藩的一个矛盾现象，他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比他的同时代人要落后得多。那时，称扬太平天国的人，比比皆是，蔡氏却大骂洪秀全，对清廷与汉奸走狗如曾国藩者颇多好感，这不是很可怪吗？
　　统观全书，蔡氏的封建观点每每扑鼻而来，骂女人特别骂得凶，“女祸论”简直是一根主线，贯串清以前的所有演义，而清以后对复辟的张勋还说了一句：“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民国演义》第八十四回，总批)。似乎意在言外，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他在皇位继承问题方面的观点就是例证，什么“弟不可先兄”，迂得可以。这种封建观点使他不顾是非曲直，说：“以子证父，不得为直”。因此，我们不能片面表扬他骂暴君与批判迷信的言论，他捧明君，赞礼法，宣扬天命论，甚至相信鬼怪的地方并不少于他的所谓“批判”。这一点，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探讨蔡氏究竟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在《民国演义》中固然骂了军阀，但也有津津有味地或相当冷静地介绍军阀替换的“法律程序”与传统依据的地方。
　　蔡氏这部书也还有其他缺点，如关于少数民族的描写，宫闱丑事的渲染等。总的说来，是瑕不掩瑜。
　　“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杜鹃是在蔡氏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编历史演义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