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保守派犹太评论家的思路

　　一、波陶瑞兹钻入牛角尖
　　纽约市多的是犹太裔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学者，有编辑，有作家，有教授。在美国的文化思路及政治思潮方面，他们有莫大的影响。这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们(intellectuals，意义与中国将中学生以上程度的都归为“知识分子”不同)，多是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多年来生活经验与国际政治势态的动荡引起他们内心的剧变，使他们从左的倾向一变而为极端保守。美国目前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由这些当年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在他们所把持的各种刊物中，《评论》(Commentary)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刊物名《公共利益》，主编欧文·克立斯多尔(Irving　Kristol)，被目为“新保守主义”派首脑。不过我这里要谈的是《评论》主编诺曼·波陶瑞兹，因为他新出了一本有关文学的书。
　　与他的同代作家一样，波陶瑞兹与诺曼·梅勒，戈尔·维达尔，詹姆斯·鲍德温等都是于四十年代后期初露头角的青年文士。在起初，他的兴趣也是在文学方面，后来才趋向政治。也与这三位朋友(过去的)同样，他的著作跨于想象性的创作与论辩性的论文之间。他的成就却是在后者。他几乎成为保守派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这在犹太作家大部分是左倾的趋向中，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波陶瑞兹的新书名《血淋淋的交叉口：文学与政治的会合处》(The Bloody Cross Roads：Where Literature andPolitics Meet)。他所谈论的是文学，不过他要把他的政治立场明显的表达出来。他的保守思想曾引起不少开明派作家的讽刺指责。戈尔·维达尔讥称他为“以色列第五纵队”的“特务”，因为他常替以色列暴力政策作辩护；亚仑·金斯堡称呼他为“警察监视活动”中的一员。最刻薄的形容也许出自诺曼·梅勒的笔。由于波陶瑞兹常是大声疾呼的主张加强核子军备，梅勒这么描写他：“他非双臂抱住一颗导弹不可，不然不能站起身来。”
　　波陶瑞兹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成为美国右翼文坛的领头人物后，在里根总统的保守政治气氛中出尽风头，也使他相当自豪(数年前他曾写过一部形容自己如何踏入纽约高等社交界的洋洋自得的自传)。不过他的文笔才华是不能否认的。《血淋淋的交叉口》所讨论的作家有加缪，乔治·奥威尔，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索尔仁尼琴，以及史蒂芬·史宾德，李却·赖特，安德烈·纪德，依尼亚佐·西隆纳，阿瑟·柯斯勒。我们犹记得，后五名作家曾于一九五○年合作出版了一本《失败了的神》，解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失望。波陶瑞兹这本书就奇怪为何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至今不能了解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乌托邦。
　　波陶瑞兹另一个引人注意的见解是美国社会近年来所形成的“新阶级”：过去二十五年来，美国社会创出另一个“优越阶级”，他们的“资本”不是财产，而是教育与智力。他们蔑视统治者的市侩气，觉得他们自己应该接收社会的控制权。这些人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电影制片者，社会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六十年代以来，这些人物一面“嘲笑莫落他们周围的社会”，一面却反而受到“金钱、名誉与器重”的报酬。波陶瑞兹这句话倒相当具有真理性。上述那些人物都属于传播媒介职业，而传播媒介界在今日的美国社会确具有很大的势力。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优越阶级”。
　　对早夭的奥威尔(一九五○年逝世时仅四十六岁)，波陶瑞兹惋惜地认为，他如今日在世，一定也会自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新保守主义者。把加缪与萨特作比较时，他认为萨特过分的倾向苏联共产主义，而加缪至少在后期“倾向民主”。在一封致昆德拉的《公开信》中，他称赞昆德拉批评苏联在中欧的文化攻势，但又继续说，“作为一个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你应该反苏，甚至反共。但是为什么你轻易相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道德、政治或文化上没有什么差异可谈？”在波陶瑞兹的心目中，文化人似只有两条路可挑，不是倾向苏联，便是倾向西方。不过他应该勿忘细细研究昆德拉的这句话：“我们如要懂得地狱的作用，我们须先审视它的来源和天堂的作用。”
　　这里所谓地狱，是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Gulag)。波陶瑞兹当然称扬索尔仁尼琴揭露苏联集中营黑幕，可是他又对后者的反犹太立场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件例子很明显地表现出了美国右派犹太知识分子的苦闷。波陶瑞兹把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形容为“带了权威主义者色彩、又混合了反犹太潜在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他显然不能一把把索尔仁尼琴揽入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怀抱。
　　波陶瑞兹对这些作家的文学评论完全是从政治观点出发的。他认为加缪与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没有生气，不值他们在国际文坛所享的盛名。不过可奇的是他在同一本书中称扬亨利·基辛格为一“伟大”的作家。他所引据的片段来自基辛格自传第二册《动乱的年代》(YearsofUpheaval)。波陶瑞兹称此书为“杰作”，可以“安全的称之为伟大”。其实一般评论家认为基辛格的自传虽可目之为写得不错的“新闻体个人历史”，但当然不能列为“文学杰作”。
　　由于波陶瑞兹是一位极端的反苏者，他有一点不能同意基辛格。后者把苏联目为“类似他国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波陶瑞兹却以为世界只有东方与西方之分，不道德与道德之分。他自以为只有西方民主才是道德的，他甚至以为基辛格的助成中美复交也是一着错棋。
　　美国的从社会主义者摇身一变而为新保守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思路，往往钻入这么极端的牛角尖里，拔不出身来。
　　二、屈瑞林的“双重性格”
　　二十世纪美国重要文学评论家之一莱昂乃尔·屈瑞林(LionelTrilling)的性格对我一直是个谜。我摸不准他的高度智力头脑迅速闪动变化的方向。去世十一年后，他对美国文化趋势仍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对他的认识并不是精确的。也许，他的文学评论包含了在政治、社会、心理诸方面的深切见识是个原因。但是他的博学多才只增加了我的迷惑。我想，读过他的《自由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相对的自我》(TheOpposingSelf)，与《逃亡者的集合》(AGathering of Fugitives)　的，都会有这么的感觉。这三部于三十余年前出版的文学评论著作仍是今日文艺界的谈资。
　　比如，屈瑞林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信徒？是栖于象牙塔的学者还是与激进派青年为伍的作家？最近我读了一册有关屈瑞林的新书，对他的认识才清楚一些。
　　此书并非传记，书中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屈瑞林智力形态的解析。书名《莱昂乃尔·屈瑞林与文化评论的命运》(Lionel Tri－lling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Criticism)，作者是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系教授马克·克鲁普尼克(Mark Krupnick)，他从屈瑞林的著作去看他的文学生涯及智力的发展。这个肖像并不是传记性的，而是描写一位思想家的头脑活动与变化。
　　克教授的最清晰的见解便是将屈瑞林的文学生涯形容为连续的“双重性的相对”(dualistic oppositions)。在这两个相对之间，他的头脑“辩证地”活动。不过他所相信的辩证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变化必然性。他认为文化在动荡的时代必须保持稳重与平衡。
　　屈瑞林的出身是东欧犹太家庭。他的“稳重”态度也许与他的中产阶级背景(父亲以向纽约富贵阶级供应皮裘为生)有关。他出生一九○五年，青年时期醉心于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于三十年代成为反斯大林分子。五十年代时他返入象牙塔(他是哥仑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可是一面又为格林威治村的左派刊物撰文。到了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著文反对当时流行的激进文化，许多热衷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于此时摇身变为极右的新保守主义者，但他又拒绝加入。
　　他的思想是独立而多变化的。不过五十年来他的评论作品中所关心的一点仍是今日文艺的一个焦点，即是：艺术与群众一民主的冲突。许多人口嚷艺术要民主化大众化，问题是要不要将艺术的水准拉低下来？这类例子多得很：美国电视节目的“大众化”，结果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喜剧；纽约地铁车厢的乱涂乱画被某些人目为“无产阶级艺术”；宣扬暴力与法西斯思想的影片如《第一滴血》等被目为电影艺术；流行通俗小说被目为文学作品……我犹记得，六十年代初期，一位名叫狄威·麦唐诺(Dwight McDonal)的文艺评论家，因艺术水准的低落而沮丧，甚至著文提倡“艺术贵族化”，虽然他的一般思想是极为左倾的。
　　屈瑞林的“双重性格”从这个角度看来，就容易理解。我们写文章的，爱好文学艺术的，不是也在这种“双重性的相对”间挣扎：为大众所喜爱的，是不是一定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