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语天然万古新

　　和读《谈艺录》、《管锥编》时不一样，读杨绎先生新近写就的《记钱钟书与<围城>》这本小书，眼瞅着钱先生从灰蒙蒙的铅字中浮动起来、活份起来，而且在笑。
　　猜不透的钱先生也许因为这本小书更令人猜不透了。但无论怎么说，这本仅止一万六千余字的小书，实在是钱先生的为人和他那部奇书《围城》的最好注脚。
　　这本小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真切平实。
　　“好学深思”的钱钟书、“忧世伤生”的钱钟书、“痴气旺盛”的钱钟书，都在杨绛先生毫无雕饰、天然质朴的文字中向我们走来。——连同钱先生鬓边的白发和额顶的皱纹，甚至还有那眼角眉梢一起进发出来的书卷气，都不禁使人感到：钱先生是博大精深的一代学宗，又是一个质朴的人——一一个老人，一个好人，一个心心相印的丈夫，一个童心不泯的父亲——钱先生原本也是一个凡人呢！
　　应该说，杨绛先生笔下的钱先生是最真实的钱先生。
　　因为没有“多余的真实”，也便没有“欠缺的真实”。
　　是杨先生使钱先生“真实”地存在并再现并面带微笑。真该谢谢她。
　　这种“平实”的文风该不是一种致力于实践之中的倡导吧？从《干校六记》到《倒影集》，从《回忆两篇》到这本远比“亡夫行述”要使人平添智慧、赏心悦目得多的小书，杨绎先生似一直把“真实”作为立言的准则。以《干校六记》看，它写在一九八○年。尽管那时候还几乎无人以文字涉足那段令人心碎令人肠断令人五内俱焚的往事，但那其中对于文革里“五·七”干校种种情形的描绘，今天读来也令人落泪并同时对作者的胆识肃然起敬。
　　因为什么呢？
　　当然因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当然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似乎更因为杨先生和钱先生曾一同相濡以沫地经历了那样一个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盛极一时的时代，因而杨绎先生如此的实践本身便是一种“矫枉”，一种“宣告”，于是也便就是一种倡导。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两句古诗移来概括杨绎先生在这本小书中展示出来的风骨似很合适。笔至于此，私下悬想，杨先生若能再写些这类真实的故事给我们听，那该有多好啊。
　　一九八六年九月
　　(《记钱钟书与<围城>》(骆驼丛书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