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叙述文革

　　德国批评家阿尔多诺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成不可能。”中国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略有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学创作也已变成不可能——除非你叙述文革。
　　一九七七年以来，很多中国当代小说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反复讲述有关文革的故事。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与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与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很少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假如不先讲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一个“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道德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也很难延续。文革小说的创作动机与目的可以很不相同：有的被写成历史见证，有的直接作出政治控诉，也有作品意在探讨人性或形式实验，却以文革为叙事背景。所有这些小说格式的“文革叙述”，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在现代汉语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因为某些特定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使得文学(尤其是小说)在近二十年来已成为国人谈论叙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而对年轻一代及后人及“外人”来说，所谓文革，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诠释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小说版本，很可能会比政治文献版本或历史教科书版本流传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想对文革故事的小说版本做一些抽样的形式分析。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文革故事”与作为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我无力也无意去努力考证探究当代小说中“文革故事”是否反映、记录或再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真实”的话)。我所关心的只是种种不同的“文革故事”在小说形式中是如何被“叙述”的，为什么会被这样或那样“叙述”，以及种种不同“故事”之间的某些共通的与小说形式有关的叙述规则。
　　我既无意通过文学做历史研究，也不想将有关文革的小说叙事模式只作为纯文学现象来讨论——虽然这些文革小说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大部分重要的小说家，如王蒙、张贤亮、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史铁生、张承志、莫言等，皆因叙说他们的文革经验而著名。但这里讨论的重点，却并不在于这些文革小说的纯艺术与文学史价值。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具有比历史、政治、法律、新闻等领域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才成为知识分子和民众谈论文革的主要途径。所以文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等多种功能，这些“故事”的写作与流通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法律传媒乃至民众心理的复杂制约。当小说家用文学形式将他们私人的文革经验变成大众论述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这种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忆”了历史中的文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而这种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写过程，正是我这项研究的全部要点所在。
　　我将一九七七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写作与发表的五十篇(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为例，整理和探讨文革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间的小说，以及文革中和文革后在香港、台湾及海外发表的有关文革的中文创作，将不包括在讨论范围内。我最基本的研究前提，是假定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文革故事”，具有叙述模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叙述模式的相似与相通，证实着当代小说所书写的“文革记忆”的“集体性”；叙述模式之间的差异，则显示着各种文化力量对“文革集体记忆”书写过程的不同制约。
　　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受到普洛普(Vladimir Propp，一八九五——一九七○)分析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的启发。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分类和组织时，指出变化的是登场人物的名字(以及每个人的特征)，但行动和功能却都没有变。这是普洛普“按照故事中的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民间故事”的基本出发点。我注意到文革小说中显然也有一些常见情节：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境遇、不同的道具、不同的背景，但情节模式及其叙事功能颇为相似，比如：
　　甲、右派章永瞞落难时获马缨花相救，既愿委身，又劝男主角“别伤身体”；章永瞞平反后却再也找不到马缨花。(《绿化树》)
　　乙、干部张思远下乡时得女医生感情相助，重新做官后想接秋文进京却遭女方婉拒。(《蝴蝶》)
　　丙、访问学者“我”在东京心情烦躁孤独时结识日本女友，却终因信仰不同淡淡分手。(《金牧场》)
　　丁、知青梁晓声在北大荒迷恋女指导员，在“我”获得帮助、鼓舞与爱情之后，李晓燕生病死亡。(《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正如普洛普在考察了很多民间故事以后所指出的那样：“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又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文革小说是否也具有这种“双重特征”呢？在上面列举的几部作品中，主人公社会身份不同(右派、干部、学者、知青)，文革遭遇各异(被迫劳改、主动下乡、出国访问、军垦开荒)，但基本的情节——拯救落难男主人公的女性，后来均会以不同方式自动消失(既不会再纠缠、干扰男主人公脱离苦难后的新生活，又可以使男主人公充满感激、愁怅与怀念)——却惊人相似。而且这些情节在不同的故事结构中的“叙事功能”也有相同之处。
　　这便是我的研究的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开始讨论，我没有现成的结论，只想尽量坚持方法的一贯与统一。
　　罗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这样评价普洛普的研究：“尽管小说研究的传统要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结构主义小说研究则几乎可以说是从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俄国神话故事研究开始的。普洛普为小说研究提供了‘简单形式’，这种简单形式对结构主义思想一直起着一种重大的推动作用。”按照罗伯特·休斯的概括，普洛普的工作就是“从一组拥有近似造型的一百个故事中，努力抽取一个原始故事的结构。这个原始故事的三十一个功能包括了在这整组故事中的全部结构可能性”。普洛普“关注故事的形式特点，它的基本单位以及制约这些基本单位的组合的那些规则。他实际上是在为某种叙事体裁制定一部语法和句法”。在考察“五十篇作品”的基础上，我也试图列出包括文革故事“全部结构可能性”的二十九个有一定秩序的“情节功能”与四个叙事阶段(初始情景：灾难的前因与征兆；情景急转：陷入灾难的过程；情景急转之后的意外发现：忍受灾难并获得某种解救；结局：脱离灾难后的反思，感谢苦难并拒绝忏悔)。在讨论上述“情节功能”的排列组合规则时，还将分析五种主要人物角色(受难者；迫害者；背叛者；旁观者；解救者)在叙事模式中的不同功能。罗伯特·休斯说普洛普的研究“教我们在分析情节功能和人物角色时注意它们之间的精确的和细致的相互联系”。而笔者在这本小书中想要做的事，也正是探究“文革叙述”中情节模式与角色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讨论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若干书写规则。换言之，即讨论“文革叙述”的特殊“语法和句法”。
　　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与文革拉开距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试想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在四十年代末撰写《新文学史稿》时，一九一七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似乎已很久远。但同样相隔三十二年，笔者一九九八年在国内某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关文革书写的论文时，讲者与听者都好像在讨论昨天的事情：会后引起争议的仍是“当初参与造反是否需要忏悔”之类直接牵涉切身经历的伦理课题。在缺乏心理距离的情况下，感性材料与私人记忆就在文革书写中显得极为重要。用“叙述”重组知青或右派生活的意义，用“故事”疗治自己也不承认的心创，显然是比“娱乐读者”或“为艺术而艺术”更实在的创作动因。但另一方面，再特殊的感性材料再隐秘的私人记忆，在文革书写中又总是要以历史“大叙述”的面目出现，总是伴随着对灾难前因起源后果教训的解释与总结。换言之，有关文革的私人记忆必须要以公众记忆的语法才能被书写被阅读。很多叙述者都以青春、伤势，甚至死者的名义担保他们的故事的真实，读者却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历史。这些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文革图景”及其对文革的解说当然联系着文革后不同诠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不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妥协与斗争。而普洛普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将很多小说作为同一个集体写作的“文革故事”来解读，以便分析在这个“文革故事”中的种种不同解说。第一，如何与作者的经历背景有关(比如工农兵大学生梁晓声、张承志对红卫兵及知青运动的理解；曾在文化馆或地方戏剧团工作过的古华、叶蔚林、张弦比较擅长满足百姓对文革的集体想像与大众趣味……)；第二，如何受到书写策略、艺术手法的影响(比如同样处理受伤的细节，伤痕文学含泪淌血，探索小说则不动声色。又比如女知青，在竹林《生活的路》中被村长强奸，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中却自愿上床)；第三，如何为叙述角度(作品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所制约(例如，干部主角大都反思文革前无心犯错，造反派主角多抱怨文革后的审判不公正。又如，男人落难可以为风尘女子所救，女受难者则必须得到知识男性的援手……)，等等。
　　以上三个层面中，以第三层面即人物的“角色”与“身份”对文革故事叙述规则的制约最为复杂，也最缺乏讨论。将几十部小说合在一起看，众多主人公的叙事角色(受难者、迫害者、旁观者、背叛者、援救者)与社会身份(知青、农民、干部、资本家、右派、红卫兵、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着虽然复杂却又不无规律可循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再加上男/女、多/少及上/下等因素的混合，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课题之一。
　　“集体书写”在书中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作家、作品之间的对话关系：每一位叙说者都希望自己的文革故事与众不同，而且能够更深刻地解释文革，每部文革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其他文革故事的修改、补充或重写。第二，“集体书写”也意味着读者需求、诠释群体及意识形态机器对文革叙述的介入——通过印数销量，通过评奖或选本，通过争议或批判。或许每个叙说者都在以叙述疗救心创，以求在灵魂意义上真正逃出灾难。但什么样的创伤值得(或可以)疗救？什么样的药剂有什么副作用？如果明知救不活，是否应该人道地毁灭？面对已死的部分灵肉，是切割还是保存……文革故事的叙说者无法不关心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获奖小说或畅销作品里大量出现的情节和叙述策略，便同时体现着故事叙说者们的集体选择与读者群体的公众需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制约)。这也正是我们可以像普洛普那样，在众多故事中统计归纳出一套常见情节程序并加以研究的主要依据。与大多数研究作家心理及社会制约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的当代文学评论不同，本书有意只分析文本，作家背景等，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只出现在注释中。“作者已死”(当然他们绝大多数健在，很多还是笔者的好友)，文本构成独立的世界。因此，所有特定时代的制约、读者大众的参与、诠释群体的规范，各种作家的独特经历、微妙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具体影响，都必须(而且也只能)在文本细节、叙事模式的层面才能被解说，被研究。
　　整理与书写有关文革的记忆，于我不仅是一个项目或一种学问，更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债务：偿还对自己以及几个生者死者的债务。在阅读了几百上千有关文革的小说后，我仍觉得自己的文革故事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被叙述清楚。但与其在上千部小说之外再增写一个文革故事，为什么不先来整理一下已有的这些数量庞大、内容既重复又相反的文革故事？看看到底在小说文革中已经“梳理”出怎样一些基本线索？已经“记录”下了怎样一些基本的经验？普洛普只是提供某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有可能讨论这些小说体的“梳理”、“记录”规则，如何体现着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国人理解、想像文革的一些基本方式，以及这些基本想像方式之间的重要差异与合作关系。研究“犹太大屠杀”(Jewish Holocaust)的学者费修珊(Shoshana Felman)与劳德瑞(Dorilaub)在《见证的危机》的《前言》中说：“我们虽有全部的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台北麦田，一九九七，24页)而我在整理文革故事时却觉得：“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知道病是什么。”
　　普洛普当年所研究的一百篇俄国民间故事，根据的是俄国童话学家阿法纳西耶夫(A.N.Afanas`ev，一八二六——一八七一)所建立的俄国童话目录(从No.101到No.200)。为了确保这种从普洛普那里借来的方法行之有效，我的研究材料(即“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有关文革的小说)，也必须不由我(研究者)“决定”，必须依照“别人的标准”来选择。所谓“别人的标准”，包括读者的标准(所以销量印数比纯文学价值更为优先)、评论家的标准(因此参考权威选本)，以及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标准(特别注意获奖与受批判的作品)。因为要坚持“别人的标准”，很多先锋佳作因读者范围有限也没有入选，不少自己并不喜欢的得奖小说也要列入讨论范围。本书尽量避免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论据)的研究方式，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看法，而是尽可能自我统一贯彻到底的方法。至于从这个方法出发能在“五十篇作品”中看到什么，我现在(写导论时)，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十年前柏林墙未倒之前，我在西柏林图书馆里看过一个有关“二战”期间德国律师坚持或违反职业道德的案例展览。我当时很奇怪：纳粹当政，哪个律师能不违心而自保？还不都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可是德国朋友告诉我，其间的复杂情况，依然可以梳理。后来去日本，知道有个纪念馆，每天接待很多中小学生，老兵义务讲解驾机撞舰的神风队员虽然行为错误，精神却很勇敢。
　　中国人在整理文革记忆时，是应该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清算历史的残酷呢，还是如某些日本人那样坚持歌颂精神理想之“浪漫”？或者两者都做不到彻底，而只是建造一种“为了忘却的记忆”：于个人，以讲述灾难故事来疗治心创；于国家，则将灾难叙述成“少数坏人迫害多数好人”而且最终“坏事变成好事”……
　　我不禁想起文革初流行的一段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许子东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