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伯克莱的势头

　　我在国内的时候，多次听人说过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几乎所有学科方面都站在美国前列，整个大学名列第一。后来我看到纽约时报登了专家根据广发问答表，综合各方答案而得的各校成绩评定，果然如此。
　　到了美国，我不免要向美国朋友提起此事，问他们：到底这类评定可靠性如何？
　　他们的回答大致是：不可尽信，又不可不信。
　　另外，他们总要加一句：伯克莱确是颇有势头。
　　在东部看了几所名牌私立大学之后，我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初到了伯克莱校园，就想进行观察，看看伯克莱的优越性在哪里。
　　一所大学不是一个局外人几天就可看清的。从外表上说，这个校园里山坡起伏，除了一座高高的钟塔，建筑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倒是有一大片尤加利树林子，值得留连。学生会大楼前面有五颜六色的招贴，有时也聚着顶着标语牌的学生，在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我在那里的两周里，正逢校董会开会讨论是否要从与南非有关的美国公司里撤回加大的投资问题。这是学生所要求的，为了反对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援南非有色人种的斗争。一时形势紧张，连带枪的校卫队都出动了，有一天还有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
　　朋友们告诉我：样子有点象六七十年代了。伯克莱在学生运动上也是打冲锋的，往往天下未乱，伯克莱就动了。为此学生们同校当局也常有冲突，特别是在一位美籍日人当校长的时期。
　　这一次，虽然校董会否决了撤资案，倒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潮。
　　我也进图书馆观察情况。伯克莱有一个新图书馆，专为本科生用的。里面全部开架。我看一些衣着简单(许多人拖着拖鞋)的男女学生在用各种姿势看书，并不象我们那样人人正襟危坐。他们似乎也不甚讲秩序，把看过的书丢得到处都是，时时有图书馆员推着小车来整理。
　　但我没进过实验室。有名的劳伦斯实验室在山上，另辟一区，生人不好随便进出。
　　倒是在校园以外的电报街附近的大小书店里，我看见不少学生在仔细阅读。这些书店多的是新书，陈列也尽量方便顾客，起了图书馆所不能起的作用。
　　问问在那里晋修的中国学者，他们各有各的说法，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喜欢伯克莱。
　　同样地，大部分教师也这样。他们口上不大说什么，但似乎愿意长期留在伯克莱，这在美国这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里也是异常的。
　　是因为他们的惰性么？还是因为加利福尼亚的天气太好了？
　　那里的天气确实好。夏天晚上出去作客，回时真是夜凉似水，使人想写诗。
　　但总有别的原因。有一次，我碰见一位生长在英国并在伦敦大学学习过的教授，问他是否有时怀念英国。
　　他说：当然是怀念的。伦敦还是一个颇适宜住家的都市。但是他更喜欢加利福尼亚。
　　什么原因呢？
　　“这里比较随便，自由，不受传统那一套的束缚。”
　　“就在社交上也这样，”他的夫人补充说。她也是英国来的，至今依然一口高贵的伦敦西区口音。
　　人种的更多聚合与交流也是一大特色。当然，每所美国大学都同美国社会本身一样，是“各族的大熔炉”，但我在伯克莱看到更多的西班牙和亚洲血统的学生，后者好象占了五分之一。露天咖啡座上，各种肤色的学生在交谈，人来人往，一片热闹。
　　加州各方面，包括州政府和工商业，对于伯克莱提供的经费多，也促成了大学的加速发展。你舍得化钱，我给你的效益也大，这也是一种“反馈”吧。
　　这就是说，伯克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然而学术不只是这三者加起来的和。在学术上，伯克莱有些什么妙招呢？
　　说来也不惊人。根据道听途说，无非是不搞近亲繁殖，自己的博士生一般不留下，让他们去外面滚打翻爬一番再说，出人头地的再请回来；重金聘请在各学科居前列、有势头的各国学者，特别是让他们来帮着建立新学科；尽力办好研究院，让别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为我所用，优秀的研究生又促进优秀的教师，于是各学科都越办越好。
　　这当然不是说说而已。需要远见，也需要实干，还需要在一时处于不利，能顶得住，能不改初志，坚持下去。
　　以伯克莱的英文系为例，它的教师当中既有传统学者，甚至版本专家，如以新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名的司蒂芬·布施，又有新锐的理论家如司蒂芬·格林勃拉特。
　　格林勃拉特来过中国，回去之后曾写一文谈他的观感，发表在一个学术刊物上，可惜我没读到。在我在伯克莱逗留的两周内，他往英国查资料去了，所以我也没有见到。但我曾听过他一次演讲，那就是他在普林斯顿作的《乐园里的戒严令》。
　　　这题目够逗引人的。它的内容大致是：从许多文献可以看出，十六、七世纪英国的上层人物，在争夺权利的时候，建立了一些制度，其用意在使下面的人经常保持一种惧怕的心理状态，以便利其推行政策，维持统治。这种心理恐怖统治也在文艺作品里有表现，例如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格林勃拉特对此剧和若干其他作品进行了一些分析。
　　当时，我只来得及同他寒暄几句(我们在北京见过面)，并告他我以后要去伯克莱。他也只有时间写下一个电话号码，就去参加为他和另一个讲演人所开的酒会了。
　　在伯克莱，我碰到了格林勃拉特的同事，女教授卡洛尔·克里斯特。她对于格林勃拉特在伯克莱的作用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说明。
　　“在文艺复兴文学这一领域里，伯克莱的师资阵容是美国大学里最强的。研究的主流是以司蒂芬·格林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
　　这位女教授年约四十，已被选为下届系主任，但还未接任。我同她见面，是为了想请她对于伯克莱英文系作一个全面介绍。
　　“新历史主义就是联系社会制度来研究文学，”她补充说。
　　我的印象是，这新历史主义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台尔的新历史学有关。勃罗台尔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期(一五五一 ——一五九八)的地中海世界》揭示了一个新的写历史的方法，它根据大量资料对一个地区进行三层研究，即：一、结构；二、心理状态；三、事件。把三者交叠在一起，就有了他所称的“全面历史”。
　　我从克里斯特的办公室出来，在校门附近买了一份简单的午饭—一中国式炒面和一大杯咖啡——坐在长凳上吃完之后，就去看拉尔夫·雷特教授。我同他约的是一点半见面。
　　我闻他的名已久。一九八二年我去都伯林参加乔伊斯百年纪念会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但是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只知道他在分组会上作过一次发言，但是我也没有听到。不过我从另外一些美国学者的口中，听见过他的名字，显然是在乔伊斯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
　　这一次在伯克莱见面，我发现他年约六十，有点发胖，是一个态度随和、说话实在的人。由于我对他房里那架微处理机发生兴趣，他为我表演了一下操作程序，并给了我一份由这机器打印出来的课程大纲。课是他所教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其着重点一是要认真阅读本文，二是要如期交笔头作业，一个学期要交小型论文三四篇。
　　他也送了我四、五份他的论文抽印本。除了爱尔兰文学特别是乔伊斯是他的爱好之外，还可以看得出他历年对于十八、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很有研究。过去英美文学研究界着重的是诗和文学批评，五十年代以来注意力转移到小说，特别是小说的形式、结构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可以统称为小说美学。因此雷特也可称为新派；事实上，他对于新派理论是熟悉的。然而他又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新派，即文章当中很少用新的术语，而且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上还力排众议，回到传统的立场。
　　例如，关于文学史内容问题。我已在上面各文中提到，美国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史应包括哪些作家、作品以及怎样评价它们，近年来颇有争论。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从来被认为“名著”(classic)的作品问题。确定某书是否名著，显然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影响，亦即背后是有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因素的，而意识形态只属一时一地，是可变因素，因此名著的选择谈不上客观性。这一点，已为我所认识的两位主编新的美国文学史的学者所接受，他们都说将增加讨论妇女的、少数民族的、纯文学以外的作品的篇幅。
　　如今雷特却提出异议。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举行于华盛顿的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他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学经验与确定名著的客观性》。文章的大意是：历代无数读者、批评家、特别是作家对于某些书的爱好构成了一种客观的总评价，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新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人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看法，但他们的观点也是会变的，最后则往往重归传统，只不过由于这一番折腾，传统也被刷新和充实了，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延续过程，某些旧的名著会被淘汰，新的名著将被接纳，而大部分原来的名著继续受到欣赏，作为它们核心的“文学之美”将会代代相传下去。
　　这是“常理”的声音，一个以研究乔伊斯小说为专长的二十世纪学者回到了十八世纪约翰逊博士的立场。他在文章开始处所引的，正是约翰逊的名言：由于时间的扬筛作用，“为人所知最久就是受到考虑最多，受到考虑最多也就是为人理解最深。”到了这种程度，当年推崇原书的各种动机也就失去作用，剩下的就只有它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身上引起的乐趣了。
　　在各种新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但又是符合文学批评上的英国传统的。英国传统的特点是：着重具体作品的品评，品评者主要是作家兼批评家，约翰逊之前有雪尼、班、琼生、屈雷顿、蒲伯等人，之后有柯尔律治、济慈、海什力特、安诺德、艾略特、燕卜荪、李维斯等人，形成一个连续的世代。而所谓“常理”也不是纯凭印象，而是掺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和着每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因此他们的批评具体而又不限于技术小节，有创见而又不故弄玄虚，看似着重欣赏，实则关心思想文化和社会上的大问题，而且这些人除李维斯外，都是文章能手，或雄迈，或清丽，或明快，或亲切，真正做到了使读者既有享受又得教育。他们不是思想与文学“体系”的建立者，这可以说是一个缺点；然而有多少“体系”站住了脚？而他们来自实际的心得体会却传了下来，至今仍是经得起咀嚼的好文章。……
　　伯克莱能容得下格林勃拉特，也容得下雷特，表明它的学术天地是广阔的，开放的。
　　但毕竟我在伯克莱只住了两星期，见闻有限，因此临到离开那里向圣马林诺进发的时候，心里仍然充满了问题。例如，我虽对英文系的师资阵容有深刻印象，却又不免想问：这么多专家之中，谁是今天的大师？也许，在眼前重专门家而轻综合家的风气之下，这样的提问就是荒谬的，但是我回想起我的老师一代，无论中外，都有若干位学术界的巨人。他们精通自己的专业——不精通无足以取信于师友——但又能跨越它，进入更高的境界，成为贯通文史哲学的大学者，而且高风亮节，对青年后进特别奖掖，在我们中国，还把自己的学问默默地献给了正在受难或奋起斗争的全民族。对于作为一个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自来有各种设想，希望，总是想要看到它既善于传授知识，又会提高全社会的格调，使它更加公正，更加高尚。伯克莱的势头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有什么文化上的抱负和对社会的使命感，则还有待深知内情的人来剖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