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限定中掘取纵深

　　有人长于洒脱不羁、无拘无束的创造，也有人喜欢在严谨的节律之中驰骋才华。朱苏进显然属于后者。他对部队生活体验颇深，但对于自己的要求几近于苛刻——三年间，他每年只有一个五万字左右的中篇问世，不求创作成果的丰盛，而是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出艰辛探索的足迹。
　　还不止如此，朱苏进的叙述语言也常带有限定、节制的意味，他的作品的情节及其所折射的生活图画都是有限定性的。
　　在他的笔下，腾越的生命被条令所束缚，由衷的自豪因压抑而凝重，旺盛的青春和丰富的感情世界都碰上它的反向作用力的阻遏，运动的态势因受到限定出现暂时的静场，其意向却依然朝向动作线的前方，限定和克制带来的是内在的紧张和力度。
　　朱苏进作品的情节也是如此，在限定和克制之中透出内在的紧张和力度：袁翰终于带出了能打善战的连队，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演习中当会有出色的表现，作品却戛然而止；西帆和西丹石父子两代军人苦心孤诣地期待了几十年的战争终于找上门来，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绷了几十年的弓弦会由于发出箭镝而得到解脱，然而，在最后的瞬间，战争却又擦肩而过，西丹石再次进入引而不发的状态，在这里，朱苏进表现出了什么是对于真正军人的最严峻考验，箭在弦上，却引而不发，这需要有一种怎样巨大，甚至痛苦的自制力；《凝眸》中的鲨头屿和鲨尾屿两个小岛，白天黑夜都处于刀枪相见的态势之中，战士的眼睛和神经时时都注视着敌情，枕戈待旦，不战不和、不即不离的状态一晃就是多年，变成一场比意志、比胆识、比胸怀的心理战、精神战，心灵的冲突胜过枪炮齐鸣的拚杀，却又被那些不可解的谜限制视野和思维，造成运动和冲突的断断续续，时疾时缓。
　　朱苏进在走一条可能是比别人更加困难的创作之路。他写部队生活，摒弃一切侧面描写、烘托，从正面、从物体本身的神韵切入，他说，“标准像是从正面照的”，这是他为自己的创作设立的标杆，向此一次次地冲击、腾跃。他把视线投到军营之内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平凡生活中。在《射天狼》中他写了袁翰的家庭生活的困窘，到后两部作品中，他连这一类的描写也舍弃了，作品的全部内容都限定在军营里，即使是写到西丹石、古沉星的家，也没有多少家庭中的脉脉温情，而是着力于刻划父子两代职业军人之间既有承继又有变异、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望远镜——它虽然能使人望得更远，代价却是把人的视野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射天狼》)这句话也可作别一种理解，正是由于朱苏进把作品的视野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就不得不迫使他向军营生活的纵深处开掘，所望者远，所思者深。
　　服军役，应征入伍，对于大多数应征者来说，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插曲，对另小一部分人，却成为终身的职业。朱苏进对于职业军人的理解，在部队作家中是最有深度的，袁翰、西丹石、古沉星都因此而带有作家自己的印记。西帆称赞西丹石读军事回忆录说：“一般人会觉得这本书枯燥，专业性太强。而你读起来有感情有气势！……你既有热爱又有素质，是统一的士兵，理想的士兵。”正是在一般人都觉得枯燥，不愿意去写，不愿意去读，唯恐避之不及的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朱苏进写出了感情，写出了气势。从起床、出操、训练、观察，一直到夜里睡觉，饭堂吃饭，无不融进了作家的精确的叙述、冷隽的思索，又无不饱含着炽烈的情感。这些严谨的细节，似衔接很紧的链条，它取代了大起大伏的情节和军事题材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死亡场景，却都朝向着一个中心——战争。和平时期穿起军装的人，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准备来打仗的，只有对战争抱有强烈的向往、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才是名符其实的军人，才是我们判定职业军人气质的标识。
　　基于职业军人酷爱自己的事业、渴望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支点，《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构成各自独立而又有内在脉络联系的当代军人三部曲。
　　袁翰、西丹石、古沉星，他们共同的特点，一是技艺娴熟，二是“傲”气冲天。他们身上都有一殷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们的傲气是建立在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的才干，相信自己堪称合格的军人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他们更珍重自己的人格洁白无瑕，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邪念，也不屑于用世俗的眼光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掩饰和辩解的借口。在他们心中，战争的使命高于一切，而战争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所以，傲气，狂妄，几乎成为所有少壮派军人的共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宣扬平均主义、在思想上提倡中庸礼让的古老国度里，谦恭被视为美德，人的个性和竞争意识长期被扼杀，加诸前些年不断地“斗私”，更使人的品格和尊严不断遭到贬抑，因而，这种傲气的确有时会遭到非议。朱苏进描写了这种人物性格，正是对渗透在军队中保守本分的民族心理积淀的突破，从而更凸现出了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军人气质。
　　朱苏进的三部作品，分别是表现七十年代前期、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的，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具有相近性格特点的袁翰、西丹石、古沉星具有了不同的时代特点。袁翰所处的七十年代前期，一方面是反复宣扬的备战备荒，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冲击军事、“路线”高于一切，这就使得曾经是大比武的尖子的袁翰既处于被排斥被压抑的境地，同时却又使他保有坚定的信念，严格的训练必定会在战场上得到验证，战争的观念对于他来说是可感可能的，心目中的敌人是十分明确的。正是以这样的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袁翰在事业与家庭无法两全的情况下，执着地投身于部队建设。
　　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局面的变化，我国人民有可能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可是，表现在军营生活中，却造成了别一种境况。在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年代里，军队正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当社会生活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历史的轨迹发生巨大转折，依然以战备作为自己的全部目标的军队就显得与时代步调脱节，和时代风尚不协调、不合拍了。更进一步地，既定的备战目标也似乎变得模糊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或许会被长期地、年复一年地引而不发所替代，职业军人所渴望的战火洗礼、军功和勋章，军人价值的实现，都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军人，似乎也贬值了。在袁翰那里，“都知道战争不可　避免，也都在切齿痛恨它，即使今生不能消除，也愿把它推得远些，再远些。”危机感唤起了责任感和荣誉感；西丹石依然在等待战争，但是，父亲已经徒劳地等待了三十年，耗尽了生命，自己的等待又会有什么结局呢？“它在天际徘徊，生命却在等待中逝去。不知逝尽前它是否会来，它似乎遗忘了为它而存在的军人。”父子两代军人，熟悉手中的一切，却没有上战场施展身手的机遇。《射天狼》和《引而不发》都具有悲壮的美，但是，作家在袁翰身上较多地渲染的是悲慨，为他的绝技在身、忠心耿耿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家庭濒于破裂、个人得不到重用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慨叹，在西丹石父子身上，却令人感到悲凉、惆怅，同他们一起感到遗憾和失落。
　　军人是战争的产儿，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战场，是他们梦魂萦绕的地方；但是，正义之师并非好战，对战争的厌恶，为避免战争付出的努力，又使他们希望实现持久的和平，战而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样矛盾对立的两极，又相反相成，形成职业军人心理的冲突，形成内驱力，推动军人的心灵辩证法的演进和升华。它所产生的张力，也就是我军之所以能保持长期引而不发状态的能源。当然，这种张力作用于人的情感上，并不轻松，而是象两扇转动的磨盘，军人的感情就在这磨盘中磨炼。西丹石为此感到痛苦。西帆和袁翰一样，是相信能够进入未来战争的，自己的付出会得到事业的补偿。袁翰对此毫不怀疑，西帆则用生命的终结为这种信念划了休止符。西丹石却在刚刚起步之时，就看到脚下这条路的尽头和没有尽头。要是说，袁翰所面临的是事业与家庭无法两全的矛盾，付出的是感情和家庭的牺牲，那么，西丹石面临的矛盾其范围更加狭小，却更加深化，他挚爱自己的事业，但这事业也可能是一场无尽的、乏味的梦，他是一名理想的、有热爱有素质的士兵，现实的制约却使他的理想变得渺茫。作家的笔由此进入职业军人心理的更深层次。
　　时代的巨大转折给军人生涯也带来巨大转折，职业军人的传统心理受到极大冲击。新的时代要求产生新的精神观念，新观念的产生必然伴随着阵痛和迷惘。西丹石的痛苦盖源于此，(虽然作家为表现这种痛苦有时失去分寸感，让西丹石几次落泪。)其实，作家描写的这种转折带来的迷惘，观念更新所造成的裂痛，何止于是西丹石一人的感受，广而言之，这正是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人们的具普遍性的心理，是特定时代情绪的抒发。告别既往，告别那凝聚着父兄的思想和情感结晶体的既往，请注意，就社会整体而言，同昨天告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错误与挫折、苦难与伤痕分手，是从左的错误路线转向正确的轨道，这依然使人感到彷徨，军队中以袁翰和西帆为代表的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志向，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当时的形势下还是我们今天去评价，都无疑是正确的，是难能可贵的，当新的历史条件，需要对此作出修正时，怎能不使人感到极大的创痛呢？
　　痛苦、感伤、怅惘，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历史的前进终究会使人振奋、清醒，社会发展会获得加速度运动的动力。古沉星就是经过艰难蜕变之后的西丹石。他象西丹石一样，因为没有仗打不愿意从军，从父亲的葬礼中他得到启悟和感召，“……一瞬间，我愿意成为军人了，我愿意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再献上我一个牺牲者。”他懂得从容地对待没有仗打的军人生涯，他不是把军人当作等待战争的职业，而是把没有仗打的军人当作社会必不可少的职业。这可能意味着激情变为冷静，理想由高远的目标变作平淡的务实，即使在两军对峙的小岛上也缺少西丹石对战争的渴望和骚动，但是，他的心胸却更加开阔，心情更加坦然，理性的力量更强了。对历史和现实，他都抱有开朗健康的态度；他尊重父辈的业绩，丝毫不带有嘲弄和轻慢，他也理解自己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西丹石从父亲的遗憾中预感到自己的未来而惶惑，古沉星却能超越于父亲的遗恨，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在与国民党军老上尉的不动声色的决斗中棋高一着，击败对手，顺时代之潮流，促民族之统一，在紧张对峙、剑拔弩张的小岛上作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军人，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曾经是在社会上有着特殊荣誉的职业，也使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作着相同的梦走入军营，今天，它不再是社会所注目的“明星”，只是七十二行之中的一行，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行。在古沉星身上，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的调整已经完成，军人的奏鸣曲又一次融入时代的旋律之中。与此相应，作品的基调不再象《射天狼》、《引而不发》那样高亢悲壮，它更象一出正剧，刚性之中溶入了弹性，力度的追求中渗透着抓住人们好奇心的“谜”，情节的跌宕起伏中流贯着一串串妙趣横生的生活花絮。文字也由作品起始时与《射天狼》等相近的凝重逐渐变得明朗了。
　　现在，我们对于朱苏进作品在限定中掘取纵深的特色的理解，可以作出更深层次的阐释了。军营生活，尤其是基层部队，是被命令、条令、口令严格限定着的，军人的肉体和灵魂，行动和思想，意志和情感，乃至人生和理想，都必须纳入这部巨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之中。同时，军人又是活生生的、有着鲜明个性的人，有各自的志趣爱好，有各自的道德准则，有感情的迸发和力量的冲涌，有从生理到心理的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些又恰恰是命令、条令、口令所不能解决甚至相反地造成限制和束缚的；即使是优秀的职业军人，他对事业的着迷也并不就能消弭他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恰恰相反，他对军队越是爱得深，知得深，他心灵上的矛盾也就越深刻，因为对于别人来说，服役期满，部队生活中的矛盾就得以摆脱，他却不容回避地必须正视和克服这种矛盾，否则他就无法长期立身于军中而斗志不衰。对于这样的精神世界的冲突把握越深，作品的纵深感就越强，作品的力量感就越强。朱苏进的作品正是如此，表现了职业军人选择军职所必须面对的矛盾，矛盾也就是限定，限定越严密、越狭小，冲突的密度和力度就越强，螺旋式上升、向纵深运动的势能就越大。选材严，挖掘深，接触到“兵味”的蕴含，写出带“兵味”的小说，这就是朱苏进为文坛增添的新的气象。
　　当然，任何一部优秀作品，它都具有超越性，超越作品的表层意义，而成为人类生活的某种象征。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本身设立的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美学》第一卷第154页)我们从袁翰等人身上感受到的，不正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的强大的生命的力量和心灵的威力吗？
　　(《射天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收有《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刊《昆仑》一九八四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