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她提出了什么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新涌现的一大批女作家，按其创作风格似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沿袭了建国以后三十年来女作家创作的传统，即，虽然在笔触上带有某些女性的细腻的特点，但是，无论是在取材的范围上，还是在所揭示的问题上，都与男作家没有多大差别。谌容、戴晴等大抵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则是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这不仅表现于她们的笔法上，也不仅表现于她们作品的某些感情色彩上，更主要的是，她们的作品大都反映了当代妇女所面对的某些特殊的问题。这类女作家大概可以张洁、张抗抗和张辛欣为代表。
　　我们的文学创作，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当代的妇女问题，其实，这是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尺度。每个时代的妇女问题——妇女所提出的进一步解放自身的要求，总是与当时社会的一定的政治、经济或伦理道德的问题相联系。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平等，不但在法律上得到了保证，而且，由于我们的妇女绝大部分参加社会劳动，参加了几乎是与男子同样的体力与脑力的劳动，因此，我们的国家，也许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履行劳动义务上获得了平等的妇女，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舒展自己的个性、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却仍然经常会遇到——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比男子更多的困难与障碍。因此，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个问题，无论对，于进一步解放妇女的潜力，还是进一步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的这个侧面(尤其是伦理道德观念领域)，都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一类型女作家中，张辛欣的个性特点格外鲜明。她除去对于妇女的切身问题(特别是在事业进取与家庭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敏感之外，由于她是年青人，她对于成长于十年灾难中的年青人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折磨，从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到理想、信念的横遭摧残与践踏，也感受深刻。张辛欣把她在这两个方面的感受——妇女在追求事业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揉和在一起，予以再现，从而形成了她作品的最基本的内容。也就是说，张辛欣主要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女性、特别是那部分有抱负、不安于现状的青年女性的遭遇与心理状态。这一内容本身，就是引人瞩目的。再加以，张辛欣最近的作品又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方法：侧重于人物的主观感受，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袒露出他们最隐秘的思想活动，按照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进行结构。这就使她所提出的矛盾得到了更为强烈的表现，使得她的作品更加惹人注意。它所引起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热烈赞扬的，也有大不以为然的。
　　我觉得，张辛欣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正如她笔下的人物与社会生活一样，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对待它，也应像对待她所描写的男女青年一样，需要谨慎而仔细地加以分析，简单地全面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有害的。
　　张辛欣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贡献，首先在于她提出了一些新鲜的、饶有兴趣的、甚至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大都是大家平素有所感觉、而且时有议论，但却往往一“叹”了之的问题，从未引起过作家的充分注意，现由她第一次以文学形式予以揭开，于是立即获得不少读者的共鸣。在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产生这种效果的，除了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之外，还有在此之前发表的短篇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从表面看来，这两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和所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但是，仔细加以品味，则可感到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显示出一些青年妇女为求得自己事业上的发展而承受的一些有形的与无形的压力，所感受到的烦恼与痛苦，以及发自她们内心深处的带有反抗性质的愤懑情绪。
　　说张辛欣有时会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是指《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就题材来说，写的是一个电车女售票员“错过”了她所锺情的年青人。她的单方面的爱慕之情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故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辛欣在追究她为什么会“错过”他的原因的时候，却触及到一个由于人们几十年来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其实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所“提倡”的妇女男性化的问题。在小说一开始，张辛欣就直接出面介绍了她的女主人公的某些外形特点：“她照旧忙活着卖票、检票，照旧在乘客中挤来挤去。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着她穿着那么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的性别)！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用手去推。”接着，她笔锋一转，再通过车上时吵时闹的男孩子的眼光对她做进一步的介绍：被推到的男孩子们“照例立刻嚷嚷起来”，但是，“等话出口，他们才发现：是她！不饶人着呢！惹急了会有并不下流却十分尖刻的话甩出来，比那些什么话都骂得出口的小妞儿还难对付！”然后，又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回忆与“错过了”的“他”第一次相遇的场面，再次强调主人公的这种男性化的特征：星期六的傍晚，车特别挤，“我(女主人公)二话不说，扒开挤在车门口的一群人，把最后一个刚迈上去，整个身子还悬在车厢外的人揪下来”，自己挤了上去，又被推下来，再重新往上挤，“我使足了全身力气，用肩，用腰，用一双手，用两条腿加上嘴……讨厌的毛线三角头巾转了个个儿，像围嘴儿似地挂在前边，头发贴在眼睛上，可是没法腾出手来弄。……一刹那，我感到一丝委屈，我毕竟是个女子……可是我却仍在不屈不挠地拚命挤，使劲儿喊。我根本没功夫衡量我和这一大堆人的力量差距，我只知道，挤不上去也得挤上去，车不能老停在这儿！”
　　似乎用不着再多做什么分析，这几段“介绍”已经勾划出了一个精疲力尽、声嘶力竭的女售票员的形象。当然，这位女售票员与她心目中的“他”——就是被她从车门口揪下来的那位业余剧团的导演——相遇而又错过的原因，还不全是由于她的某些被职业习惯所磨砺出来的男性化的粗鲁表现，从小说的描写看来，那还有她的发展过份的自尊心，还有她的不肯让人的尖刻。在业余剧团排演她所创作的剧本的过程中，她与他(导演)的寸步不让的争论有时近于神经质，让人感到(一定也会使“他”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尽管“错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篇小说最惹人注意的还是在于它对妇女男性化这一社会现象所提出的抗议。这种现象自然首先使我们想起十年灾难，上山下乡，林场草原，修房铺路，男女无别，正像张辛欣也写到的：她们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挑水，扛着过百斤的麻袋上垛，在人生最爱美的年龄却只能来回替换几件单调的蓝色衣服。那十年，在革命的口号下，几乎破坏消灭了一切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然而，再仔细想想，问题还不仅止于那十年，似乎还更为源远流长。而且，问题还不仅是忽视男女的社会分工。多少年来，在革命队伍中，常常把女性的特点(包括生理上及性格上的特点)视为非无产阶级化的表现：某些劳动上的力不胜任被指责为娇气，而女性的柔和、爱美等性格上的特点又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割来割去(后来则又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回顾一下，我们哪次整风整党、政治运动不是把这些作为对女同志思想改造的一项内容？女同志只有越不修饰、越像男同志、越粗野才越革命。其结果，有些女同志，不仅在外形上、动作上出现了男性化的特征，甚至连性格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男人女性化是一种病态，让人感到丑恶、难以容忍。那么，女人男性化不也同样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畸形现象，理应加以矫正？这种对于妇女的不正常的要求究竟来自何方？这似乎倒不是产生于我们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因为封建礼教从它对妇女的三从四德、成为男性附属品的需要出发，倒是要求妇女德容工貌，从人格到性格都弱化。追根溯源，更大的可能似乎是在于长期的革命战争。持久而残酷的战争和长期的物质匮乏，要求革命队伍中的妇女除去承担好妻好母的责任之外，还要负担和男子同样的义务，比如扛枪打仗、劳动生产，另外，还要求她们对于爱美的天性做出牺牲。战争结束，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接踵而来，正如张辛欣所写：“现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高些，家庭义务，社会工作，我们和男性承担的一样，甚至更多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和男子一样强壮”。相沿成习，人们把非常时期对女性的特殊要求误解成社会主义阶段的正常标准。其实，这对于妇女的心理上与生理上的正常发展都是不利的。它违反了马克思所推崇的女性美德。张辛欣在这里所提出的虽不是什么关系重大的社会矛盾，但也是一个不少人具有同感、而且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它提醒我们，禁止妇女从事她们所不适当的工种、规定她们劳动所能承受的负荷，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则从另一个角度，以更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当前妇女所面对的、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从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与《我在哪里错过了你？》所提问题刚刚相反，但其实，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前一篇里，张辛欣表现了在劳动上在社会分工上，我们过于男女无别——真是太平等了。而在这一篇里，张辛欣则表现了，现在我们男女在许多方面虽则平等，但在有些方面却并不平等。她在这里通过一对年青的知识分子的夫妇的离异，表现了双方都要求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所产生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所引起的烦恼、痛苦，和最后导致的家庭破裂。这个问题，即在一个家庭里，如何才能做到男女双方在事业发展上权利平等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里虽是一个刚刚升起于地平线上、现在还不很普遍，还仅仅发生于一部分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间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将会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她”与“他”(张辛欣没有为他们标上姓名，因此只得如此称谓了)的婚姻破裂的悲剧，不是由于缺乏爱情基础，也不是哪一方开始喜新厌旧，他们始终相爱，直到分手、直到去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彼此感情上仍然依依难舍。小说在表现他们这种矛盾心理(特别是“她”的心理状态)上，许多细微末节处理得很能打动人心。比如，她搬离两人共同的家，下了楼，回首望见忘记熄灭的灯光，重新跑上去，再次环顾空空荡荡的房间；他们分居之后，两人在十字路口隔着人和车流邂逅，他看到她仍然穿着两人分手时所穿的那件绿衬衫，而且开始显得肥大；中秋节的傍晚，两人不约而同地在不同地方买到月饼，手提着月饼感到“不知道该去哪儿？”的迷惘；以及她期待他的电话，她对他的工作成就、为人处世的成败得失的关心……，都表现了他们彼此未能忘情。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分手，又不能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为什么？这是因为双方都以自己的事业为重，都在全力以赴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着，不能为家庭为对方做出更多的牺牲。从理论上说，真正的爱情结合，应该彼此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不应该互不相让，互不相容。但是事实上，只有少数的家庭(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以为保证，并且彼此真正能够互敬互让)才能双方同时求得自己的发展，而在大多数家庭中则难于做到这一点。家务劳动、儿童家庭教育、上班挤车、购物排队，消耗了他们的精力，吞噬了他们的时间。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男女双方都有一定的才能与事业心，往往只能以牺牲一方的代价，来保证另一方的发展。在目前，大多数的情况下，被牺牲的往往是女方。当然，如果做为妻子的心甘情愿地当个好“助手”、好“后勤部长”，那也未尝不可，这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嘛。但是，她也要求自己事业发展上的平等权利呢？而他们又缺少保证两个人同时发展的起码条件呢？矛盾必将出现。这种矛盾，这种苦恼，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深有体会、非常熟悉的。在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中为了琐碎、无休无止而又必不可少的家务而产生的相互抱怨，我们听到的还少么？
　　张辛欣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有现实意义，她描写得也很是有声有色。他奔走得筋疲力尽，回到家来，只巴望能够在她身上“结结实实地靠一下”，得到温暖、慰藉与支持。他自以为这个要求是理所应当的：“我的奋斗难道不是为两个人！”然而，她不安于当助手、做后勤，她也要上第一线，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被退稿，她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整夜整夜地伏案写作。于是，他奔波一天回到家里，经常只能看到她伏案的背影。他要求她把自己的才能施展于为他的画展写文字说明，而她则要进行独立的创作，甚至宁可为此抛弃家庭投考电影学院……。这种矛盾，这类斗争，今天虽仅发生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家庭中间，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它将在现实生活中逐步蔓延。
　　张辛欣在这里虽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她在认识与处理这个矛盾时却有失偏颇，没有抓准矛盾的焦点，而且流露出一股愤世嫉俗的偏激情绪。
　　这种偏激，首先表现为夸大了他与她的奋斗的艰苦与紧张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特别是有关他的描写：为了争夺给一本图书插图的机会，在结婚当天都顾不上陪远道而来的妻子吃一顿晚饭；为了上一次电视，为了出一本画册，拚得眼睛发红，分秒必争，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描写本来就已失真(艺术分寸感是非常重要的，分寸失当，则会使人对本来应该同情的事感到不以为然)，而张辛欣又把这种高度紧张的原因归之于所谓“生存竞争”，这就使得问题变了调，使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改变了性质。张辛欣在这里多次使用了“生存竞争”四个字，反复强调这种竞争的残酷性，无论是他还是她，所面临的都是有你无我、“彼此不能容忍另一个存在”的竞争：他不能容忍才能平庸的徐飞比他早出画册，而她则即使在学校运动会的赛跑中也要压倒一切人。不能否认，十年大混乱，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生活轨道，它不但使许多青年人不能正常地学习、就业、施展所长，甚至在取得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上都遇到极大困难。机会难得的学校招考、城市招工，确实在一部分青年中引起过激烈竞争，有些人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这毕竟是反常状态下的某种畸形现象。当然，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长期被败坏的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得到匡正，有才华的青年得到社会的承认仍然很不容易，正像张辛欣小说所描写的那样，青年人若想开个画展(《心与心之间》)、出本画册等等，的确都是难上加难。但是，这些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有些部门的不正之风、官僚习气，而不在于人材之间的相互竞争(我们目前的人材还是太少了，何况在艺术领域内可以发展的空间如此之大，并不存在有你无我、互相不能并存的竞争)。而从小说中这两个人物所进行的奋斗来说，则早已不是一般知识青年中为争取起码的生活条件所作的那种“竞争”。他不但已做着一份绘图工作，而且已经开过个人画展，电视还做过他的专题介绍，可以说他已经在美术界崭露头角。他所惶惶不可终日的不过是急于早日出版自己的画册，根据这个人物的思想状态，更准确地说，他所孜孜以求的不过是出人头地，不过是迫不及待地企图“改变自己的社会位置”。他所谓的“生存竞争”不过是不择手段地扫除自己前进中的障碍。再以她来说，虽然她还没有取得他那样的“成就”，但是她也已经进了电影学院，开始了艺术创作生活。固然，在她面前还有更为艰苦的路程，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也算是已经“闯”过来了，比起他们的同代人，他们都已是“天之骄子”。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他们还抱怨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并以此作为家庭解体的唯一理由，那就失去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并且让人难于接受和同情了。
　　除去对于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把握得不够准确之外，作者的偏激情绪还表现于对待他与她、特别是他进行的所谓“竞争”所采取的态度上。文学作品有权选择任何一种类型的人物作为主人公，正面的，反面的，带有程度不同的缺点的，但是，作家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必须持有明确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不能也不应由作者直截了当地向读者讲明，而是通过作者对他的人物的行为、思想、感情的具体描写而自然地表露出来。事实上，作家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总会对他的人物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或同情，或赞美，或反对，或不以为然。《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大的偏颇就在于作者对于“他”的同情、谅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之辩护的态度。我们承认，他们吃过苦，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过许多理应享受的权利。我们也承认，他们今天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还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例如后门、后台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学无术的徐飞完全可能抢在“他”的前面跻入画坛、名显一时。对待徐飞这种借权势推销作品的市侩行径，采取什么态度？显然，他不是对之感到厌恶与不屑，而是嫉恨。他也千方百计地请客、送画，争先恐后地走门子、拉关系，甚至不惜与出版社总编辑的女儿去鬼混。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竞争”对手没有什么区别，他也不过是个名利熏心的市侩罢了。再有才气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如果脱离了人民的需要，而仅仅把它作为攫取个人名利的手段，他的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如“他”那样，不过是为了早些出版一本画册，在艺术上不惜曲意媚上，以讨好总编辑，那么，为了博得更大的名利，他必然也会去媚俗——他不是已经由于“俗人多爱虎”，就去逢迎俗意专事画虎？这些行为都说明他不过是个以艺术为进身之阶，把艺术作为商品出售的商人，他与徐飞的“竞争”也不过是争名夺利的勾心斗角罢了。小说固然通过“她”对“他”的过于卑劣行径进行了责备与非难，但是，在许多地方，她又为他做了辩解，把他堕落的主要原因推给了社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时代，即使是在黑暗的旧社会，真正的艺术家都不肯和那些丑恶、庸俗的东西同流合污，而是或愤怒或痛心对它们进行鞭挞与批判。因此，“他”，不配作个艺术家，更是不值得同情的。
　　张辛欣的这种偏颇，我觉得主要产生于她过分夸大了这一代年青人的痛苦遭遇。她没有能够把个人的遭遇放到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从刚刚经历过的那场社会大灾难中找寻个人灾难的原因，因而，也就未能从寻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出路之中寻找解决个人问题的途径。是为社会？还是仅仅为了个人？这是每一个革命者，也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刚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的年青人，对于记忆犹新的痛苦遭遇的激愤情绪是能够让人理解的。更何况，从张辛欣前几篇作品看来(《一个平静的夜晚》、《留在我记忆中的》、《心与心之间》)，她又具有那样敏感的气质，对于纯真的感情、对于美好的生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曾经表现出那样热情的憧憬与追求。但是，缺乏坚固思想基础与正确认识的热情，很容易在现实生活的挫折中转为失望。当然，失望并不等于绝望。她表现的是一种不甘沉沦、而又没有找到正确出路的挣扎。在我们的党刚刚犯过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之后，对于曾经有过热情与理想的年青人在思想上所出现的失望、迷茫与偏激，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指责，更多的应该是鼓励他们放开目光，开阔胸襟，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与探索，寻求更为合理的解决。只要我们遵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切切实实改进工作中的各项弊端，让年青人看到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希望，那些有思想有志气的年青人一定能够从由失望、苦闷而产生的偏激情绪中解放出来，重新燃点起理想的热情。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
　　(《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一九八一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