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津门书话

　　一
　　今年春天，我到了一趟天津。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海河悲愤地呜咽着，人们饥饿地挣扎着，文化的饥渴更使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文化沙漠。天津本来就是一座半殖民地的商业城市，商业文化倒挺发达，跳舞厅、酒吧间、黄色小报比比皆是，一部分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就在这繁闹区的天样商场里，二楼却是一个冷冷清清的旧书市场。一家家的小书摊，恰好围着商场转了一圈儿，足见旧书之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最留恋的地方。我从这儿知道了世界上那么多闪光的名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雨果、高尔基……还有我们的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
　　我贪婪地翻检着每一本旧书，每一本书似乎都引我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增加了一个少年读者的幻梦。一位作家说，少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往往是谜一般的神秘，有些感觉和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四十年过去了，可我分明记得我怎样在这儿买到过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又逃课跑到天祥商场二楼来。旧书摊前昏黄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就在这灯光下，有一位穿着灰布棉袍的姑娘，潇洒的围巾是白色的，头发是剪得短短的，正是一个高中女同学的打扮。她站在那里静静的翻看着一本书，我好奇地想知道是什么好书那样吸引了她。是《春潮》。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屠格涅夫是哪国人，也不知道《春潮》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总之，不知是书名吸引了我呢，还是那位娴静的姑娘吸引了我，我也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从那个小书摊上找到了一本《春潮》。
　　哪里看得懂呢？我还是一页页地坚持看下去了。对于美的、新鲜的、神秘的事物，人们总是乐于追求吧。现在我又来到了天祥商场的二楼。灯光明亮红火，现在却只有一家旧书店了。我发现在拥挤的读者当中也有不少少年，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寻找着自己心爱的书。不知怎么，当年买《春潮》那本书的旧梦又浮现眼前。我心里暗自发笑，又象是在说：一去不复返了，那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少年时代啊！
　　不过，我还是要说，生活里旧书摊是不可少的。正如其他文化娱乐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一样，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有不少人是爱逛旧书摊的。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便改变人们的习惯，消灭这一门行业。记得我从这儿买到过鲁迅的《野草》初版本，买到过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的精装本，也还买到过一些不知名作家的集子，以及零本的刊物《水星》和《文饭小品》等等。有几种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而这些知识，却是不能从课堂上或教科书里得到的。近几年，碰到了当年在天津读书的诗人辛笛，还有在南开同班同学的周汝昌、黄裳、黄宗江同志，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天祥商场二楼旧书摊曾经带给他们以温暖的回忆。能不能说，这里是当年文化沙漠里的一个小小的绿洲呢？我想，可以的。能不能说这里是不需要交费，也不必办理什么手续的自由开架的图书馆呢？我看也可以这么说。
　　二
　　在商业文化充斥市场的时候，天津也培养了两位土生土长的小说家。一个是写社会言情小说的刘云若，一位是写武侠小说的宫白羽。现在已经把他们列入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之林了。
　　刘云若的小说我只看过一本《春风回梦记》，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印象是它的反封建的内容，以及值得同情的主人公的命运。当然语言也是出色的。后来又看过一部根据他的小说《红杏出墙记》改编的电影，除了胡闹和庸俗之外，什么印象也没有了。听说他写的《旧巷斜阳》还可以，《粉墨争琶》也改编了电影，由魏鹤龄和童芷苓合演，但我没有看到过。总之，除了张恨水之外，刘云若应该说在北方是最享盛名了。可惜关于他的记载很少，评介他作品的文章也几乎不见。
　　刘云若的小说风靡一时，这是历史，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客观存在。我们可以褒贬，可以研究，也可以不加提倡，但是，不闻不问，好象从来没有此人，没有过那么多作品，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似的，我以为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只读过刘云若的一本小说，而且是近四十年前的印象，当然不足为据。但是，我以为就写天津的地方风俗和人情世态来说，刘云若是他同时代写这类言情小说当中的佼佼者。莫怪连郑振铎先生也说，刘云若的造诣之深，远远超出名家张恨水之上。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对画家吴友如的评价，鲁迅颇为赞赏画家对上海市民生活的熟悉，以及表现手法上的高超，但是他究竟又只是熟悉流氓和妓院老鸨。刘云若的成就颇有点象画家吴友如。我真愿意研究天津地方文学史的同志，不要漏过这个人。是不是刘云若真的超过了张恨水呢？摸一摸情况也好么。
　　可惜的是刘云若只能奉迎那个社会的低级趣味，他沉溺于南市“三不管”的歌场、妓院、烟馆之中，他的才华被廉价地出卖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社会的罪恶。
　　关于宫白羽，这也是一个被社会残害的文学青年。当年他是一位追求新文学的大学生，同鲁迅先生有过联系。可是为了生活，他把自己造成一位武侠小说家。这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
　　但是，在同时代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当中，宫白羽也是有特殊成就的一个。我看过他的《十二金钱镳》，虽然也是近四十年前的印象了，却可以明确地指出他的几个特点。比如，他一扫流行的陈套，主人公都不是嘴里可以吐出宝剑来的神侠，而是苦练绝技的普普通通的人。另一个特点，他的小说是以刻划人物取胜的。他曾经是新文学青年，便把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运用到他写的武侠小说里了。一部《十二金钱镳》，开头便是寻找劫镳人，写了十多本，仇人还未公表出来。可是读者却都急坏了。那时的连载小说家就有这样出奇制胜的本领。难道这当中就一无可取了吗？在继承章回小说的写作技巧方面就全无参考价值吗？直到今天，海外的写武侠小说的作者们莫不乐道他的作品，并认为至今还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却把他忘记了。
　　宫白羽本来也可以成为新文学队伍的一名成员，可是他走了歧路，这中间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天津这个半殖民地的旧城市是陷人入泥坑的罪恶的都市，刘云若、宫白羽都作了它的牺牲品。无论是从他们个人的写作才能，经历的道路，或者从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来看，我们都有必要作一点调查研究工作，并给予历史的公允的评价。
　　三
　　当然，即使在黑暗的旧社会，在这座迷漫着钱臭的商业城市里也有着光明和战斗。在文化园地里也不会没有严肃的耕耘者和无畏的战士。
　　那时的天津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出版社，有的话也只是印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但是，偶然间也可以买到一两本当地出版的较为严肃的新文学书刊。作者的名字是生疏的，真的是名不见经传。比如，我买到过一本叫《风沙夜》的诗集，作者是邵冠祥。这本书作为“诗草丛书之一”，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天津出版。诗人臧克家署封面，王亚平为它写了序。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刚好是二十岁。
　　依我看，这本诗集还带着少年诗人常有的那些特点，热情而又飘渺。所以臧克家希望作者今后写诗还要“再向深刻处探求”。不过他的目光也还是放眼社会的，诗集分别给码头工人、农民、渔夫、退伍士兵们描绘了一幅幅凄惨的图画。可以说这是一条健康的创作道路。
　　诗人在本书的《自跋》里这样述说他写诗的心情：“我常在病态的情绪里抓住诗情，深夜我燃烛扎录过绮丽的幻梦”，看来，他打算以后要结束这样轻飘的吟唱了，他将走向坚实。“走，大胆地走！”“我夸口，也许我能在较正确的路上走去，我决不回头！”这一本不怎么显眼的小书，自从我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上买来，已经保存了几十年，压在书堆里快把它忘掉了。不想这一回重访天津，又在天样商场的旧书店里买到一本《白河》，这本诗集作为“海风丛书之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天津出版，作者也是邵冠样。显然这是作者的第二部诗集，恰好是“七七事变”时出版的。我急于想听到作者前进的脚步声，并以偶然能够买到这样的一本旧书而欣悦不置。我想若非在天津，恐怕很难找到此书了。
　　我觉得这本《白河》果然胜过了《风沙夜》。作者也毫不掩饰自己在前进，他在本书《自序》里说：“由于所取的题材，证明着我另一倾向的开始。”好一个“另一倾向的开始”，诗人的心地广阔了，他的悲欢与愤怒都紧紧地同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他“感叹的是这污浊的都市，如何给异邦人糟踏着。”他的诗不是歌咏为民族而战的壮士们，便是严正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我记得》写于“九一八”纪念日；《天下第一关》呼喊着要收复我东北的领土。仅仅相隔一年，这位年轻的诗人迈出的步伐有多大。
　　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诗人的创作情况，翻遍作家目录也查不到邵冠祥的名字。我只好向臧克家同志打听，可是他也不知消息。但是，热情的克家同志乐于为我去打听一下，最后还是从天津的老朋友那里得到一点消息。那位朋友说，一九三七年八月平津沦陷，当时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上学的邵冠祥，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敌人逮捕了。被捕以前，他还让同学们代他发售诗集《白河》。我怀疑，他的被捕也许与这本宣传抗日的《白河》有关系。他的《白河》就此成为人间的绝唱。被捕不久，便传来邵冠祥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消息。但，至今也不知道诗人牺牲时的细节。
　　我抚摸着邵冠祥的这两本诗集，心里想着：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诗人，就这样英勇地倒在民族解放的血泊里了。我们中华民族出现过多少优秀的青年，出现过多少壮伟的爱国志士！难道他的作品不值得进入烈士诗抄，难道他的两本诗集不是研究天津地方文学史的珍贵史料，难道邵冠祥这陌生的名字不应该写入中国现代诗歌史吗？……
　　我感谢天祥商场的旧书摊，我怀念那个给我带来不少知识和温暖的地方。那里是绿洲，那里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不要轻视那些旧书摊吧，它可以引领无数少年读者进入那谜一样、梦一般的神奇世界，并在那里任意飞翔。
　　一九八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