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召唤·显影

　　在仓促的时代中透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以为“苍凉”才是文明的真貌，而这“惘惘的威胁”，又不断地通过荒毁情境和细琐美学而显现——张爱玲于大时代预告世纪末，和“五四”以来的启蒙之光大唱黑暗的反调，真在世纪末掀起热潮，成为时代的注脚。事实上，张爱玲在香港与台湾流行已久，大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也开始讨论她。随着开放改革，出版、阅读和评论并进，“重新发现张爱玲”自然渗透到了创作，影响所及，中生代一批作家纷纷被点名为张派。他们或有排拒，或表荣幸，而论评者指证历历，仿佛张爱玲的魂魄处处留下足迹，尽管招式各异，但张派系谱已遍及两岸三地，在政治上仍暧昧难判的时刻，文学史的想像版图竟早一步成形。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隔年和二○○○年分别在台北和香港两地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台北方面由媒体筹办，香港则是大学筹办，正显示了张爱玲在文化与教育上的影响力。而两方研讨会所着重的面向有同有异，相较之下，香港的会议更突出“张爱玲与香港性”。张爱玲所经历的香港和香港所认识的张爱玲，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成为彼此创发与回顾的契机。
　　在香港会议的论文集《再读张爱玲》序言中，编者刘绍铭表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台湾文学奖的作品“非张即土”，张腔和乡土写实成为两大潮流，时至今日，乡土热延烧不辍，还带着些许怀旧气味，而张爱玲则成为颓废美学的表征，两者曾在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交手”(杨照：《透过张爱玲看人间：七八十年代之交台湾小说的浪漫转向》)；“乡土”的意义迭经变化，张爱玲也从最早以反共文学作家之名被介绍进台湾，到现下变成苍凉、参差、末世纪美学的祖师奶奶。而在香港，张爱玲则似乎发挥了另外的作用，她曾见证了香港的孤岛时期，她的小说是香港—上海的“双城记”。今日我们在香港乘坐电车感觉那古老氛围，“怀旧之物”记忆的活生生的废墟，难道不曾想起张爱玲“封锁”中那切断了的时空？目前香港充溢着怀旧风，“旧香港”和“老上海”是否更接近，更使人思念张爱玲的倾城传奇？张爱玲不只是文学史上某种风格的标志，同时也是怀旧的象征；港台同被张派遗泽，但历史各有渊源，所怀之旧大殊其趣。作为时代的隐喻，“张爱玲”这一文化符码如何被应用在这两处“孤岛”而成就了不同的景观，可见一斑。
　　更富意味的，是香港电影界改编拍摄《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香港会议中，尤以许鞍华导演的前两者为讨论焦点。许鞍华本为香港八十年代“新浪潮”电影主将，论者称其“借着对香港处境的探讨建立起香港电影的本土意识”。论者或详细比较张爱玲自己对作品的改写，以及电影对文学的改写，或以香港的社会变迁与“回归”日程为参照。从五十年代的《十八春》到六十年代的《半生缘》，“光明的尾巴”被剪掉了，热血奔赴理想的场景转为出国逃避现实，小说的历史感遂消褪不少；从文学的《半生缘》到电影的《半生缘》，则是“历史的再消褪”，强化了张爱玲原本就和历史大叙事脱节的倾向。而《倾城之恋》以香港为主要背景，让战争中的“封锁”成就一段情缘，许鞍华改编这篇小说，被列为“怀旧电影”，因为“可能将会失去，因而特别珍视香港的‘香港回忆’”(石琪语)，看电影内竭力重现香港四十年代风貌，可为佐证。张爱玲与历史的诠释相扣，更有如浮动政治的一则借喻，昔日“为给上海人看的香港传奇”，经过电影挪用，竟成为今日香港人追索记忆的中介，论者谓此为从“她者凝视”转向“自我探寻”的过程；香港回归五年，走在“认祖归宗”之路上，张爱玲笔下的殖民都会与文化奇观，或许提供了喘息、缅怀和赋义的根据。用召唤张爱玲来显影香港今昔，张氏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历史感的后退，或许正应验了“香港，本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历史，不属于我们”(陈国球：《感伤的教育——香港·现代文学·和我》)的知识分子忧怀？
　　香港会议安排了《张爱玲与我……》的“表白时间”，算是落实了学术界尘嚣甚上的“张派”说。后来的书写者通过召唤张爱玲，“重复，回旋与衍生”，使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影，更可能是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刻骨铭心的镜像，将作为“女作家”的张爱玲戏剧化。这些论述中有“她刻意排除她生命中的男人；除了她自己，母亲、祖母、姑姑、炎樱都是她的爱恋所系，她在这生命的回溯中，显示生命犹如天体循环，是圆形的、滋长的，回归自己，也回归自己的血缘”(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的激情出演。亦有早经论者分析“张爱玲传奇”与“鲁迅神话”的不同处，正是在张的读者更多是出于个人的“迷恋(obsession)”意绪，进而形成一种难以化脱的情结(陈丽芬：《现代文学与文化想像》)，如爱深而责切者如唐文标、王拓，斥其势利沉堕者如黄碧云，“为张爱玲叫屈”者如蒋芸甚至痛斥胡兰成，或如朱天文谈及见文学奖上自己名字与其并列而哽咽失语。后辈的两极反应，正显示张爱玲魂魄缠人，如孽如恋。

从夏志清到王德威

　　香港的张爱玲研讨会，“溯源”味道很重，因而抬出在学术上“发现张爱玲”的夏志清。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比写鲁迅还多的篇幅来论述张爱玲，早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慧眼”、“胆色”(郑树森)；作为“张学”的“祖师爷爷”，其学术意见与论述方法，在这四十几年来得到了延续，也遭遇了批判。
　　夏志清受新批评派影响，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乃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表明不想写“流水账式的文学史”；对于个别作家进行深入研究，却限于其注重“哪几位作家值得专章处理”的体例考量，无法解答“特定时期小说为什么这样演进而不是那样发展”(陈国球：《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且难以提供一幅清晰的文类变迁图式，更像是“作家论”而非“文学史”。因此，我们知道了太多张爱玲的好，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的位置是什么，孤岛上海究竟给了张爱玲怎样的契机，张爱玲之前与之后的文学脉络为何，和上海之外的文坛比起来，张是否缺少了什么，又突出了什么。然而，就单一作家的论述来看，夏志清不只是在张爱玲研究具有首开之功，也奠定了论述的路向，他所指出的一些张学“关键字”沿用至今——“华丽”、“苍凉”，对文字本身和物质世界的爱恋，从景物设色来把握人物内心，西洋小说和中国旧小说的影响等等，后来的张学论文，莫不以此为底，添枝加叶，纵有别开生面者，也仍然是对夏志清说法的对话和修正。
　　夏志清之后，张学“续集”不断。八十年代以前，辑纂、论述与教学并进，如台湾唐文标搜寻海内外相关资料，编辑《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水晶出版张爱玲专论，且数次求见偶像，期间患得患失如恋爱中人，但他对张作品的解析却也带起台湾社会阅读张爱玲的风气，香港陈炳良在一九七七年返港大任教时便开了《张爱玲研究》的课程，使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学专题进入大学教育，而不仅只是小说通识课程中的一个节目。至于使张学得到扩张，点名其作为一种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有纠合成一流派的态势，且前有所承，后有继者的，却是在海外的王德威。八十年代至今，王德威在夏志清勾勒出来的几个点上揣摩衍生，不但翻转出张爱玲小说和现代性的参差对话，且更进一步，标举“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王德威：《小说中国》)，《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的情色血脉，鸳蝴小说半新半旧的人际情爱，新感觉派的欲望竞速大观……归结到张的身上，金粉与家常，眷恋与崩毁，世俗情爱的花火中自有闪烁的启悟契机；张爱玲之后，王点名白先勇、施叔青、朱天文、蒋晓云、钟晓阳、苏伟贞、黄碧云、王安忆、须兰、苏童、叶兆言、林俊颖、林裕翼等等，同样以文字演义荒凉缛丽的痴怨故事，色色不同，又仿佛潜脉相通，他以“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香港传奇”、“世纪末的华丽”、“庸俗人的喜剧”、“到底是上海人”等等角度切入，故事模式、角色打造、语言风味，在在都能嗅得民国女子遗韵，即使物换星移，小眉小眼、谋生且谋爱的寻常男女犹在大城市里辗转。
　　王德威追踪“海派”到“张派”的踪迹，张爱玲“再读”《红楼梦》、“重写”《海上花》，或后辈作家对张爱玲的模拟、拆卸与重组，一种书写传统隐然浮现。夏志清奠定了张学研究的基调。而王德威则扩而充之，深化旧议题，开发新问题，同时或后起的研究者几乎也是把他的研究成果当作张学的“基本认识”。而他自己的评论文章素以华丽铺排见称，有称之为“现代骈文体”者，其实他从中透显的机智和想像力才更使人难忘，这一方面，或也可说是对张爱玲的“重复、回旋与衍生”罢。

红楼梦魇：文学史中的幽魅

　　夏志清曾在答复林柏燕的质疑时说：“假如林先生派定我是‘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我将引以为傲，因为我这里‘功臣’之‘功’，也是改写中国文学史之功。”(林柏燕：《文学探索》)他在香港会议中也提过类似的话，许子东还按语“注意：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张爱玲早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暗示自己所承续的古典爱情小说传统，而她又容摄了现代的、西方的特质，早在一九四三年，使她一炮而红的《紫罗兰》杂志中，周瘦鹃便下过这样的评语：“……(《沉香屑》)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m，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
　　但是，张爱玲真在中国文学史站住脚了吗？文学史书写往往带着经典化(cannonized)的意义，一名因为不符合原先经典化条件而被长久忽略或排拒的作家，要重新纳入文学史，则必然考验着史者的史识，同时也促使经典的条件产生变化。根据王宏志的分析，最早认真讨论张爱玲小说的迅雨(傅雷)，便毫不迟疑地把她置于整个新文学传统里，并赞扬她对文学技巧的重视；正式的文学史著作中给张一个位置，却要到一九八四年黄修己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虽然做出的描述和评价，仍显刻板，且挪用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极明显。在之后内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张爱玲和没落贵族、病态心理、题材狭隘等语汇时常连在一块；最近十年的著作，则更强调她的作品是新旧文化交冲的产物，以及强烈的故事性。每一次张爱玲在文学史内评价的变化，大致都可以循线窥见文化政治潮流的路向。
　　张爱玲与台湾没有直接渊源，但追随者众，朱西宁和王祯和以降，小说家们“嗜读”或“不敢/不愿读”张爱玲，“克服张爱玲”成为一项巨大的功课。但这样的影响力并未相应地显现在文学史内。“解严”前的文学史著作如尹雪曼任总编纂的《中华民国文艺史》，把张归入“华侨文学”范畴，且只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说她是“四十年代杰出的作家之一”，评析焦点却放在五十年代写成的《秧歌》，赞美其中以女性细腻文笔描绘的农村景象。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在“解严”后出版，其本土文学史观得到较大的发挥，则非台湾人、作品未“根植”台湾土地的张爱玲，自然不入青眼，仅仅提及“如陈纪滢、张爱玲、姜贵、潘人木、潘垒等背景、身份、资历未尽相同的‘来台作家’(张爱玲仅作品来台，并未长住过台湾)”。即将出版《台湾新文学史》的陈芳明，本身就撰写过数篇文章谈论张爱玲与台湾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预料将会对“台湾文学史如何接纳张爱玲”有更好的阐释，他的“三个孤岛”论。(陈芳明的《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书写》认为张爱玲一生中有三个孤岛时期，一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的沦陷区上海，二是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的香港时期，三是一九五五年张赴美至其去世为止，她的作品在“台湾孤岛”上大量流通，放射高度影响力。)素来为学者们乐道；有趣的是，一九九九年由文建会主办的“台湾文学经典”选拔活动，决选者们大概把“台湾文学”经典和“中国现代文学精华书单”搞混了，张爱玲《半生缘》入选，夹在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李昂的《杀夫》、陈映真的《将军族》等作品中，看来好不刺眼，其入选的“正当性”引发会场内外的激烈争辩；一向被视为本土文学评论大将的陈芳明，在此会议上发言，以为张爱玲应该放进台湾文学史来讨论，因此背上“背叛本土立场”的负面声名，张爱玲竟成为检验意识形态忠贞的引爆点。
　　比起张爱玲在大陆或台湾动辄搀入政治浑水的境遇，在她曾经落脚，曾经为之传奇的香港，命运是否较为顺遂？在《再读张爱玲》中，未有学者专文讨论张在香港文学史如何被书写的问题，而梁秉钧的《张爱玲与香港》一文中则提出“三四十年代的情况是香港的地理空间和人事为张爱玲扩阔了写作题材，五六十年代则是香港的文化空间为张爱玲的现代中文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和限制”，张在香港写出讨论土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当然不可能在当时的内地发行，即使在当时的台湾，《赤地之恋》也未能刊行，可见香港确实在左右之间提供了一个可进退回旋的处所。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不少“南来作家”在香港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于张爱玲却不是很注意，如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谈到孤岛时期的上海，便避开了张爱玲。目前并没有由香港本地学者执笔的中国或香港文学史，而由内地学者执笔的香港文学史，如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认为《秧歌》和《赤地之恋》在张已是强弩之末，因为她以政治来支配创作，且农村本不是她熟悉的题材；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史的重要性，在于其之前的香港经验，也在于作品突出的艺术性，以及对后来作家的影响，而《怨女》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替电懋公司编写电影剧本等等也延续了张爱玲与香港的因缘。
　　回到夏志清。夏虽然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且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使得战后海峡两岸的文坛开始注意张爱玲，因而开启了“张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种种名目的张学论文各擅胜场，独独在文学史内，似乎还不能得到很恰当的安排，各种非文学内部的原因，冲撞着文学史书写张爱玲的方式。一如王德威提出的“魂在论(hauntology)”，张爱玲一缕幽魅，正是漂散流逸，无有定形定处。

余记

　　中国内地在短时间内抬高张爱玲的地位，不论在学术界或一般读者之间都是，著名的“网易”(www.163.com)文化论坛上的“张迷客厅”，比较张与琼瑶的文章一直很热门，而琼瑶若也算一个“张派”，或者可以和张并论的“言情小说家”，都是学术界基本不涉及的，也是王德威“张派”地图没有的。所谓“张爱玲现象”，或者正如温儒敏所言，在内地是往通俗文化发展；在台湾，张被视为经典作家，但她同时也成为一个“格言仓库”，广告人喜欢从她这里索取灵感，架空原作的脉络，那精美文字本身的无穷魅力和商品结合后，往往能够发挥巨大力量；香港所提供的经验，曾使张写出最好的几个短篇小说，末了这些文本又反过来成为追悼一个消逝的时代的媒介。
　　《再读张爱玲》提供了可贵的香港视角。对台湾来说，张爱玲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张派”的流布以及如何因此塑成战后文坛的风景与生态；而张爱玲给予香港的，显然是一种更大，也更苍凉的文化想像，关乎一段逐渐模糊的历史记忆，也关乎一座城市的兴与倾。当年的“倾城之恋”，天荒地老，犹未下片。
　　(《再读张爱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