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或相对优势概念(Comparative advantage)起源于李嘉图国际贸易间“竞争平衡”的思想。它在狭义上是一个技术性描述，指生产成本与出口价格之间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正比关系。这样的关系导致生产率相对高的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后来引起争议的原理是生产率的差别决定国际分工，即出口商品通常是一个国家资本或劳动或智能相对富足因而密集的产业的产品。与此相连的“国际竞争力”则可能是一个更宽泛也更有用的概念。
　　比较优势原理在脱离了其本来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后，在今天大众化的新自由主义解读中取代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演化成为一个片面的教条。首先，自由贸易这一早已不复存在的前提被不加置疑地予以肯定，从而无视国际交换中真实的市场条件以及关税、出口补贴、货币因素和保护性贸易政策等具体现实。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在不知不觉中被转换为劳动生产率、进而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又被简约为主要取决于劳动的价格，劳动力越便宜，出口竞争力越大，廉价劳动由此成为最直接甚至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再次，古典理论中更深广的内容被弃之不顾，诸如地租、技术、劳资投入比例、需求的改变和完全竞争等等对价格形成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这些与地理、资源、原料供给、基础建设以及金融、流通等方面的现有条件与可行政策实现最佳安排，才可能形成理想中的竞争优势。换言之，廉价劳动充其量只是许多潜在的外贸优势之一。即使仅就直接的生产成本和物质转换成本而论，还有赖于资金及研发的投入，以及各种形式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因此，不同产业生产率的差别与外贸的关系是否以及怎样由收入或分配机制所调节，在经验研究中其实尚无定论。例如，为什么一个国家也许反而会进口某种其占有许多优势(产地、技术、设施……)的产品？如果原因是该产业的工资较高或劳动的单位成本较大，那么所谓优势已经定义在劳动市场的评价之外。又如，当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提高时，国际竞争亦可能导致该产业中密集的熟练工人相对工资的增加。工资水平有时会作用于出口格局，劳动收入间或要受到外贸形势的制约。但在低工资与出口产品之间、工资支付关系与出口结构之间从未发现清晰的相关性。
　　此文不争辩技术问题，也不深究词义。诸如劳动的投入如何分类和计量，不同种不同质的劳动怎样区分和定价，决定劳动报酬水平的因素、激励机制以及税收的定向定量等等。这些不仅与市场调节、并且特别与经济政策有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问题，以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力价格理论的正误得失也不讨论。至于“劳动”的含义，它针对不劳之获是一种意义，相对休闲是另一种，而在哲学上作为自我意识中人的固有需要又根本性地参加对人本身的定义。劳动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在劳动对人类发展的贡献的理解中自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外劳动(labour)与做工(work)或工作(job)的区别，工资雇佣劳动与非工资劳动(家庭作业、家务、义工、换工等)的区别，传统就业劳动与弹性工作制、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形式的区别等等都需另文讨论。
　　这里关心的只是所谓“廉价劳动”及其经济与社会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说到底，市场并不能“决定”工资及其他许多形式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除非当时特定的非经济因素处于完全消极的状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之外，政府的产业和工资政策对物价、利润、汇率、就业、福利等的干预，直接左右劳动价格包括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影响国民收入的总水平。此外，集体竞价乃至阶级斗争(如资本主义历史中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制的实行)也至关重要。全球经济此起彼伏，贫富分化到今天，无论劳动力便宜或昂贵都不再可能是自然的馈赠或简单的“事实”，而必然是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结果。以中国现时为例，近年来大学教师的工资大幅上扬，加上研究经费及各类补助，其收入增幅远超过一般的工薪阶层。这一现象与市场需求关系甚小，与决策意向关系甚大。又如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地区农民的收入递减，包括大量乡镇企业的职工和部分城市中的农民工，主要原因不外是价格税费中的政策偏向和户籍歧视。即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参加外贸的产业的劳动费用的压力也只能是有限的。其他本土条件包括道义压力有时更加强大。
　　那么“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究竟何在呢？显而易见，劳动投入的费用越小其产品价格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价格优势导致利润增加或竞争优势。尽管如前所述，各种劳动之外生产要素的准备，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往往可以超过人工便宜的潜在优势，后者的存在仍是不可否认的。问题在于，廉价劳动与成本优势之间在逻辑上虽不相左，在现实中前者对后者的比重却可有从大到小以至零的差别。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玩具和家庭耐用品中劳动价格的高低对成本举足轻重，但机电、技术的发展和规模效益会逐步减少劳动投入在成本中的重要性。工业、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进步不可避免地挤压着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使廉价劳动的优势萎缩和边缘化。
　　就中国而言，其劳动力资源过剩，人均收入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不可谓不低。但以农业为例，绝大多数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又有多少竞争力？所以在加入WTO后，即使有双层关税的保护限制配额以外的进口，我们的国内市场也立即受到冲击(如大豆)。事实上，中国农业的低劳动成本无论外贸还是内销，总体上都全无优势可谈，甚至无力改变该产业的竞争劣势局面。这种局面在竞争并不自由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常见的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巨额补贴，另一方面是我国以剥夺农村为代价的发展战略的畸形延续——更趋恶化。本来，或可寄希望于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但近几年国内通货紧缩、供过于求与全球性生产过剩相呼应的严峻形势不可低估。这样的形势不仅持续压低农产品收购的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指数也走低)，直接进入消费市场零售的农产品也大量贱卖、积压、浪费，给众多农民造成惨重损失(根据陆学艺的计算，一九九六年以后粮食等农产品和菜蛋瓜果的价格都是下跌的，仅粮食一项一九九九年就比一九九六年下滑了三千二百多亿元，当然，由于粮食的商品率仅占30%，所以农民的现金收入没有减少这么多，但是实际收入总的算起来约减少了四千亿，几年下来约一万六千亿以上！——参见黄平：《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视界》，第九期)。成本低廉的潜在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化为乌有。
　　进而言之，既然廉价劳动的优势以既有的国际市场为前提，它就也必然受益或受制于那个市场的种种条件。不错，东亚战后的工业化确曾成功地利用了出口导向的机会，但有关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进口替代时期的财富创造，特别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没有一个“发展型国家”选择性地指导和扶持民族工业，节制资本与压迫劳工并举，同时有效地抑止两极分化，是不可能的。此外，更直接的激发因素是大量的美援和广阔的美国市场。美国因冷战的需要向其亚洲盟友特许开放，给予各种经贸优惠，这与它对中国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即便当年中国有意沿袭类似于“四小龙”的工业化道路，也绝无可能。自力更生的内向型发展方针虽属自择的英雄壮举，却是迫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
　　更根本的是，潜在的廉价劳动优势即使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也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上，由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能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包括产业的外移来减缓，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利用殖民地出口资本和商品，进口便宜的原料及初级产品。至今发达国家在高筑本国关税壁垒的同时，最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追求廉价劳动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就会面临两难困境：或者提高劳动的价格和自身的国民生活水平，于是迫使资本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方转移；或者为保存其优势抑制工资从而大众的消费水平，因此也压抑需求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正是以维持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对贫弱的国民经济为代价的。发展的目标本身因而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廉价劳动相对优势的过渡性质。同理，这些国家或地区一旦以其代价高昂的暂时优势加入国际市场，不但会直接或间接地打击发达国家中的某些劳工群体(欧美工会对第三世界工人抢饭碗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而且特别引致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甚至穷国与更穷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时兴的“双赢”承诺往往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当然，话说回来，由于成本优势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的费用，加之成本以外的种种考虑，资本的流向也不限于劳动价廉的地区。中国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吸引的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并不是由于其劳动力特别便宜，而是因为它在政治稳定、增长速度、市场潜力、投资环境(包括优惠外资、低税收、工会的无力等)、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以及全球华人社会对祖国和家乡的支持。以上的论点不过是强调把廉价劳动视为发展中国家最基本或最大的比较优势这一流行成见的局限。尚未提到的还有外部性、垄断、腐败、法制不完善、信息稀缺失衡、金融动荡、债务危机等国内国际各方面的问题，它们都对标准意义的廉价劳动优势构成障碍。高制度成本可以轻易抵消低劳动成本，使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不能趋向均衡。
　　说到底，“廉价劳动”在今天的世界与中国不是一个无辜的概念。它不能不指认着劳动对资本关系中的劣势地位和劳动对剥削的认可与屈从。当它因外贸中的收益而被视为“优势”时，更把人为的低劳动收入水平在“发展”的旗帜下合理化。劳工不再神圣，资本就是一切。结果是，外有国际资本进攻，内有血汗工厂呼应，在这些工厂、矿场，以及服务行业某些部门中得不到基本劳动保护的农民工、女工、童工的价格可以低廉到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地步。在政府不强制实行其设定的最低工资，又未能政策性地普遍提高工资和农业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剩人手造成巨大的失业压力，进一步无情地压低工资，使超经济剥削在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工会法、环保法等因资本的强大与贪婪而形同虚设的地方成为可能。试想，如果这些工厂都被要求实行法定的四十四小时工作周，将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如果它们的工人真正享有法定的权利与权力，又怎能容忍廉价劳动越劳越贱，甚至导致生命的廉价？(王小强等以广东为例，指出许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资已封顶二十年。邵燕祥写“哀矿难”，悼惊人的频繁事故中死难的矿工：“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命！”)诚然，劳动力的价格绝不能等同于工人的人格，工资低本来不一定地位低。改革前我国在城市中实行高就业低工资的政策，附以比较全面的劳动保护和对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需求的公共供给，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不高，实际生活水平却高于收入水平，特别是政治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和社会共识中很高。相比之下，今天的廉价劳动日益扩展到社会意识和政治领域中，蓝领工人、流动民工和农业劳动者的尊严受到损害，与国家权力向资本倾斜的趋势互为因果。
　　这样讲，并不是主张从改革倒退。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开放为先导，对外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内开始了对封闭体制的革新，意义极为深远。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手段，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产业更新和企业的现代化改造，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打入世界市场，以出口扭转汇率瓶颈，以进口克服资源短缺(如土地)，使国内各种可能的比较优势在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得以发挥，达到产品种类和质量的改进换代，包括资本和智能密集的产业和产品。需要澄清的是，这样的发展战略与“出口导向”虽关系密切，却不能混为一谈。且不论后者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史上的成败优劣，就中国来讲，它只是开放的一种形式或一个局部，并不能取代其他许多与出口并行不悖的政策举措。如国有企业的重组或金融机构的调整，纵然起源于开放，却未必与外贸有关。把改革战略狭隘地理解为出口导向，把发展的成绩仅仅归功于出口的扩大，再把贸易顺差全算在劳动成本优势的账上，似是而非，无助于找到中国真正的优势所在。
　　那么，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处的秘诀在哪里呢？不可否认，劳动力便宜是一个事实，出口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到二○○一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23%，二○○二年进出口总额超过六千亿美元，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有必要认识到，外贸对GDP的贡献首先有赖于改革前几十年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建成的工农业基础和基本国力。其次，也得益于国民经济在改革时期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其强大的加工和制造能力。再次，国家对特区的优惠，对出口的补贴，对技术转移的重视等等形成对外经贸的强大后盾。最后，美国能以美元霸权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弥补其贸易逆差，使目前倚重美国市场的中国外向格局得以维持。加之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持有仅次于日本的大量美国国债，其中的利弊风险可想而知。所有这些帮助了中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的因素都不是“廉价劳动”挂一漏万所能概括或代替的。更何况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因市场机制的引进和收入的普遍提高而引发的八十年代的一场平民消费革命，是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一系列围绕政府职能、地方权益、企业自主而进行的体制改革。
　　事实上，日益明显的是劳动力价格过低的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或零增长甚至降低；城市贫困面因下岗和民工流入而急剧扩大；城乡免费或低收费公共服务减少以至消失，从而深刻地影响支出预期。据说国家每年在出口信贷上花的钱比对社会福利的总投入还多(崔之元引证的统计)。这些都导致总体性的购买力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致使通货连年紧缩，甚至经济衰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有一亿二千万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我们自己的标准，到二○○二年农村有三千万贫困人口，城镇有一千九百八十万户低保对象，贫富分化的程度几近世纪之最(参见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载《社会蓝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二○○二年版；秦晖：《关于吉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载《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与整合问题姑且不论，需求被软已成死结。终究，单靠极小数量的富裕阶层乃至相对小康的“中产阶级”(不到人口的10%)是拉不动内需的。劳动价廉至此，上贻国计下患民生，是优势？是劣势？
　　由此，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试列举如下：
　　——确保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不依附外国强势经济和外部市场，不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借贷机构，不卷入突发的全球性或区域性金融风暴，不陷入外债和支付平衡危机。政府有能力控制外资的出入和本国的货币资本市场，着眼于内资，保护国有和民间的民族工业。
　　——坚持公有制主导，建设经济民主。以大量、兴旺的民营小企业为依托，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全民、集体和职工控股等经济实体手中。通过立法、企业改制和工会革新等实现民主管理。
　　——国内市场的广大开发潜力。这也是大国的优势，就产业而言，部类齐全；就需求而言，人多势众。能依靠自己，以本国消费带动生产，包括信息等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商业、服务业和科学技术的扩展提升。同时主动利用和控制国际竞争的利与弊。
　　——巨大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源。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和律己是举世闻名的。改革前后五十多年在普及教育、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职工培训、男女同工同酬等等方面的积累更是中国极大的财富。同样重要的还有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单位，以及基层自治的一套虽面临改革但仍然有效的组织系统。其中关键是政府致力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型”国家能力。
　　——非“拜物”的文化传统。从小康到大同，从个人自由和尊严到民族解放和集体意识，从社区福利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追求要在二十一世纪梦想成真。与追逐金钱利润的资本主义逻辑不同，中国人的优势只能在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中，在劳工、妇女、环境、政改等社会运动中，在青年志愿者的服务中，在“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探索中和希望工程、扶贫救弱、法律援助等事业中发掘和再创造。
　　以上中国这些原有或应有的优势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遗憾的是，由于各种误区包括“廉价劳动”的干扰，它们或者尚未充分实现或者正在瓦解流失。若任其“自然”，中国的前途不外是拉美化，沦为全球化最大的牺牲品。理性的选择，是丢掉幻想，调整心态、观念、战略，重新认清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以便扬长避短。比如若能在可承受水平内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全面、均衡、有序地提高劳动价格，辅以适当的财经税收措施，就可使劳动成本提高后的生产和流通包括外贸在总体上不受影响。这不但是道义的要求，也是经济理性使然，否则内需、失业、分化等难题就无从解决。具体一点，从提高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和查禁少数人“掠夺式”私有化入手，各地的劳资冲突经政府介入会变成一个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社会改革运动，以求硬性保障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工人在报酬、工时、休假、医疗、劳保和养老保险、轮训和再就业、尤其职工组织等各方面的法定权益。在农村，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总目标而相应地调整税费物价和农用投入。此外，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修复以大众为主体对象的公共设施，变廉价劳动为廉价服务。不断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和质量正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刺激消费从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举一例说明，有人建议大学生每人年均交费三千元，四百万在校生就每年“扩大内需”一百二十亿元。但按初中在校生六千万中的四分之一，高中在校生一千二百万中的四分之三准备考大学来计算，如果这二千四百万个家庭每年为孩子将来上学至少储蓄一千元，就已经是二百四十亿不能用于当前消费，内需反而锐减。更有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他们又有多少购买力？其实，没有人为因素，劳动投入的费用通常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升扬。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因就业伸缩而灵活，而且因人力资本而强大，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做到这一切，资金从哪里来？从截断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从惩治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从合理的个人所得税，从减少投资、建设、官僚机构运行中的浪费，从可持续发展生产本身来。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国，以GDP总量(二○○二年十万亿元)计算，按可比币值比改革前(一九七八年三千六百四十二亿元)至少富裕了七倍。同期人口的增长远不能抵销统计表上人均收入的增长。如果很多人反而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农村基层政权反而负债累累，而城镇社保的财政缺口反而无法解决了，那一定不是没钱的问题，而是财富的走向、运营和分配问题。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人均”的概念无论数字如何都没有意义。一句话，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国力应该足以支持一支素质优良、费用渐高、社保健全的劳动者队伍和一个生活质量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的庞大人口(参看联合国发展总署Human Development年度报告)。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局部的真理正在退出中国发展的历史舞台。它曾以近乎意识形态的力量束缚我们思考和选择的空间，现在是从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从此，我们要为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正名。它不能再暗示血汗工厂，而只应该代表劳动和劳动者的光荣、智慧与成就——“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讨论比较优势，不能不提到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其经典表述是从俄国民粹派到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落后的优越性”(privileg- e of historical backwardness)。但历史上更多的实例却是落后的劣势。正是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前辈的中国人走向革命。中国革命本身于是成为中国最大的后发优势。有了这个根本的优势，前述那些比较优势才成为现实或可能。有了所有这些优势，才谈得上“跨越式发展”，才有可能主动“接轨”，而不为其势汹汹的全球化所淹没。
　　本来，在一个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时代，理想的格局必是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形成国际分工，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和保护地球的资源为全体人类谋福利。这类优势可以在产业部门间转换，在经济区域间转移，在劳动密集与资本或智能、信息密集间转变；一国一地的资源能得到于地方于全局于生态都效益最佳的民主协调与管理。可惜现实的秩序与理想相悖。而廉价劳动的观念与实践，不过是生产力增长与大众消费不足这一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典型例证。背水一战的中国，只有对自己的真正优势，对本国本土的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才有力量联合亚洲和第三世界，最终改变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走出困境，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