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文人的俏皮话

　　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多，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匾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匾还没有挂哩。”
　　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匾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
　　　——鲁迅
　　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
　　　——钱钟书
　　或问：什么文章最难写?
　　答：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最难写。比如说：邻居二大爷年七十，无疾而终。他少年时是个连模样也并不惊人的少年，到老年也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至多，我只能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文人的灾难来了!二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现任官居某机关科员——送过来讣文，并且诚恳地请赐挽词。我本来有两句可以赠给一切二大爷的挽词：“你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可是我不敢用它来搪塞二大爷的科员少爷，怕他说我有意侮辱他的老人。我必须另想几句——近邻，天天要见面，假若我决定不写，科员少爷会恼我一辈子的。可是，老天爷，我写什么呢?
　　在这很为难之际，我真佩服了从前那些专凭作挽词寿序挣吃饭的老文人了!你看，还以二大爷这件事为例吧，差不多除了扯谎，我简直没法子写出一个字。是的，我得把别人的长处硬派给二大爷，而把二大爷的短处一字不提。这不是作诗或写散文，而是替死人来骗活人!我写不好这种文章，因为我不喜欢扯谎。
　　在挽诗与寿序等而外，就得算“九一八”、“双十”与“元旦”什么的最难写了。年年有个元旦，年年要写元旦，有什么好写呢?每逢接到报馆为元旦增刊征文的通知，我就想这样回复：“死去吧!省得年年教我吃苦!”可是又一想，它死了岂不又须作挽联啊!于是只好按住心头之火，给它拼凑几句——这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说到这里，相应提出：“救救文人!”的口号，并且希望科员少爷与报馆编辑先生网开一面，叫小子多活两天。
　　　——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