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常书鸿先生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以后，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
　　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份，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三六六——一九六六)。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涉及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一齐都爆发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这一派要打，说了另一派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我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蒙着灯抄好，第二天夜里，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野蔬充膳甘尝藿，卧听檐马忆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箧，书成蝴蝶画成带。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没。
　　讥誉要须千载定，谁能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雕栏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名山一卷有异代。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藏四海。
　　凭寄语，劝加餐，诗情画意未可灰。
　　且向冰天炼奇气，隐几萧条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眼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他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众生不饱，有目共睹。以小民为敌国，事情弄成这样，也应有目共睹，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约定一个地点，放置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人每月只给三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一九六八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之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登出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抄家抄得黄金无数，决议在纽约港口被砸烂了的自由女神像原址，竖一毛主席金像代之。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百月五日　国际科学家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给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
　　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象，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无需做。但在毒日头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千。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一九六九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着那一愣，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
　　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
　　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打倒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儿道行，能玩儿得转吗？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名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要人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呆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的，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中央有关领导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为一佛寺画壁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炷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