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国知识界解读布迪厄

　　“布迪厄死了”，二○○二年元月二十五日法国《世界报》头版的消息这样宣布。我无法相信这是事实：他才过七十岁，刚刚退休，去年底在高等社会科学院碰到他时还红光满面的。
　　元月二十三日周三晚上二十三点，布迪厄因患肺癌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据他身边的同事说，从发现患癌到去世不过三个多月，两周以来状况一直在恶化。他的朋友说，离开法兰西学院之后忧伤就占领了他失去“知识家园＂的心灵。
　　二十五日晚间新闻再次证实了这个噩耗。二十六日法国各大报，《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人道报》都花了大量篇幅报道这位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当代法国社会学家。他的死，在欧洲与世界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赞成与反对他的人都对他的贡献表达了敬意。他同时代的大学者哈贝马斯、德里达、阿兰·图汉都从不同角度公允地肯定了他的建树。法国总统、总理也都分别为法国知识界的这一损失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之情。
　　布迪厄一九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丹郡一个普通公务员之家。一九五一年考入高师，一九五四年通过教师会考成为中学的哲学教师。一九五八年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工作。一九五八年与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两部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en Algérie)、《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及其同时期的一些论述文字奠定了他社会学家的地位。一九六四年他成为法国高等实践学院最年轻的研究指导教授，一九六八至一九八八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的主任，并创办了刊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一九八一年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他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更是不胜枚举，最后一枚由英国皇家学院于二○○○年颁发给他的赫胥黎奖章代表着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荣誉。
　　布迪厄著述甚丰，至少发表过三百四十三种作品，还有的文本至今未面世。其中《论电视》(Sur la télévision)、《世界的贫困》(La Misère du monde)、《继承者》(Les Héritiers)、《区别》(La Distinction)、《社会学诸问题》(Questions de sociologie)、《再生产》(La reproduction)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议。他对电视媒体的严厉批判一度使媒体对他恨得咬牙。他批评媒体对“经济逻辑、商业压力的臣服”，指责其观众专制与市场专政，力图为“专家城邦”开拓一个自主的不受记者与媒体逻辑限制的、直接介入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传媒空间。记者们，尤其是《世界报》的记者认为他持论不公，忽略记者的职业特性，无视他们的文化抵抗方式，对他们一锅端地加以指责。托马·芬兰兹(Thomas Ferenczi)指出，其实“布迪厄对媒体有着巨大的激情，甚至想操纵媒体。他知道如何通过亲《解放报》去使《世界报》不快以使双方竞争”。(《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七版)
　　布迪厄的第二类敌人是他的学生与朋友。在带弟子与创流派之前，他有很多同事与朋友，共同关心着专业的发展与建设。可是自从他的名声大噪之后，内斗与纷争就陆续以戏剧性的方式登场。他所创建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云集着一批精英，有与他合作出书的巴瑟宏(J.－C.Passeron)，曾是合作研究的传奇搭档，却与他最早分道扬镳；卡斯特(R.Castel)、波坦斯基(L.Boltanski)更多因为理论上与布迪厄不同而使之不快。而对他攻击最激烈的是他从前的女弟子让妮·维迭－勒胡(Jeannine Verdèr－Leroux)。她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书就叫《学者与政治：论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恐怖主义》。
　　但他与法国其他社会学流派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激烈与痛苦。《解放报》题为“弟子与敌人”的文章说：布迪厄学派与阿兰·图汉的“社会行动者”学派、阿兰·布东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学派和埃德加·莫翰学派的关系是建立在某种全副武装的和平竞争之上的，双方相互尊重，没有发生戏剧性对抗，双方都以避开讨论以免纷争为原则。(《解放报》，元月二十五日第四版)。他理论上的劲敌、社会学家阿兰·图汉肯定地说：“他的去世是一个震动，因为知识界整体，尤其是我的工作范畴，当然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围绕着布迪厄展开的。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由于我的方向、我的工作一直是与他的背道而行的，这使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工作是重要的。像所有真正的社会学者那样，他总是将田野调查、知识、对问题的分析与对他自身的工作方法的反思结合起来。布迪厄的社会学对社会学有所反省，布迪厄反省自己，那是个力图自觉的世界。”(《解放报》，元月二十五日第六版)
　　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涉及范围之宽，领域之多，问题之纷繁，使人不易一下子把握住他的思想脉络。他出版的二十多部著作不仅有田野调查，也有概念分析；不仅有当下问题的介入，也有长远的社会理论反思。从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荣誉仪式到学校制度，从研究体制到婚姻制度，从文化趣味到男性宰制，从高官到语言，从海德格尔到电视媒体，他研究的对象多得使人眼花缭乱，如何从中找出其思考的连贯性，将这些多样性统一起来，是了解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工作的一个课题。
　　罗杰－坡尔·杜瓦(Roger－Pol Droit)指出，尽管不同时间不同阶段布迪厄的思想方式有不同的演变，他的工作方法还是有一种深度的统一性的，那就是对个体身份一致性的理论反思。“我是谁？＂“我知道什么？”这古老的哲学提问来自希腊的苏格拉底，但布迪厄对它进行了转化与别样的研究。他并非像古典哲学那样去追问人的本性与条件，也不想探讨一般意义上人的本质是基于什么之上的，他要做的是去了解一个特殊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包括其趣味、自我关照与策略是如何产生的。不过，他认为自我认识并不能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而获得，而是要通过对自身的前后上下左右的关照才能达到，即通过观察与分析自我成长的外部世界及其显与隐的社会功能才可获知。对自己的认知因此不是内省的结果，而是某种客观量化的结果：你不要自以为天生就是个艺术家胚子，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最好去看看你的出生时间与地点，你父母的职业与你的学习成绩单。这些并不高尚的东西能让你对自己的天赋了解得比想当然的多。主体的形成并非心理冲突的结果。
　　“个体并不是自己的中心＂，不过与弗洛伊德的向内求索相反，布迪厄认为应当向外在世界求答案。人对自身的了解并非是自明的。人的习性也并非天然如此，它是符码与区别之复杂游戏的结果。为了使这种隐匿的机制呈现，布迪厄锻造了一些新概念：如习性(habitus)(指借过去经验铭写于身体以使实践认知活动得以进行的一种感知、判断及行动系统)、场域(champ)、象征性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等。对这些东西的具体的、细致的而非抽象的、修辞的、一般的研究能使社会学“成为一种极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让每个人能更好的了解自己是谁、自己特有的社会生产条件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可是，通过这种自我在社会中位置的认识而解放自己的条件虽然存在，但其实现却是没有保证的，没有什么可以确保对社会决定性的清楚了解就足以挣脱它。因为对布迪厄来说，被统治者总是内化了那种统治关系以最终重新导致他们的被压迫地位。而这正是他所认为的所谓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功能。(《布迪厄，理性与激情》，载《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五版)
　　布迪厄的这种社会决定论也是他遭到各方面批评的主因之一，因为他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而忽视个体自由在社会活动中的位置，乃至完全将之边缘化。一九六四年他与巴瑟宏合著的《继承者》更新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阈。这之前，天赋理论一直在此领域占主导地位。布迪厄与巴瑟宏所展示的教育不平等数据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形式。可是如果因此只是承认学校不过是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的话，并不能完全解释实践理性的问题：比如，何以觉得自由的个体会在社会中接受命定论？为什么理性教学所给予的并不总是它所预设的？为什么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学习道路？社会学家夏洛特(Bernard Charlot)指出，布迪厄社会学的问题在于不愿面对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提出的主体问题。而眼下的问题不再只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有着不同历史的个体因材施教的实践问题。(《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七版)
　　一九六六年他发表的《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L'amour de l'art：les musées d'art européens et leur public)揭示出社会层次与文化趣味的密切关系，曾经深刻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文化决策，使得各种公众文化措施纷纷出台以弥补艺术享受的不平等。可是问题也依旧没有解决。菲力普·达亘(Philippe Dagen)指出如何理解艺术偏好的
　　机制并证明它们受到“区别”之欲的改变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能有那么多观众？而尽管有那么多的宣传与那么高的社会评价，某个罕见的音乐家或画家却曲高和寡？他认为指出社会提升欲、行为符码与限制固然重要，但却是不足够的(《爱艺术：复查与修正》，载《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六版)
　　一九八四年问世的《学术人》(Homo accademicus)用批判社会学的工具剖析了学术界，尖锐指出学术人行为动机、行为条件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及所提供的社会知识之间的暧昧关系，强调知识人要对自认为社会真知的话语之历史可能性条件的缺陷有批判的反思。布迪厄的这枚炸弹引起学界的反弹，随后也引发学者们一系列的反思。
　　一九九八年问世的《男性宰制》也出于同样的分析思路。强调性别差异与其说是生理事实不如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女性本身也加入了男性宰制关系的建构之中。在性别差异的社会制造与男权繁衍中，国家、学校、教会与家庭都扮演了角色。此书的出版在研究性别社会关系的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中间引起了十分矛盾的情绪。他/她们甚至对它有点失望：“布迪厄对那些再生产机制、那些男性宰制的恒数的迷恋，使他忘了去考虑那些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那些与女权运动相关的变动：如女生在学校的成绩优越现象，女性薪资的普遍改进，高地位女性的出现等等。该书的长处反而在于对男性自身的反省。布迪厄精彩地指出男性宰制是如何在男性关系中吸取资源的。”(帕斯卡·克莱美尔，《男性宰制之源》，载《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八版)
　　布迪厄的这种分析方法常常被认为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但他本人并不承认，他说他宁可认帕斯卡的账。笔者认为在诸种论说之中，柏林大学社会学教授伍尔夫·勒本尼兹的分析比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布迪厄的“决定论”之微妙处，他指出：“所有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家都关注相对稳定客观的社会结构与在此结构中个体的行动对策。有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个人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被动玩偶，另一些人则关注个体的相对主动性并承认显得虚幻的个体自由度。布迪厄则坚持一种悖论，他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所引导的，但它又并不那么有意识地追随这些客观条件。布迪厄并未从‘习态’、‘场域’、‘文化资本’这些概念中发展出一种伟大理论，但他用它们武装了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则使他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灵活的修补者。”(Süd deutsche Zeitung，元月二十五日)
　　布迪厄最引人注目、也最受争议的一面还来自他的“极端”介入型知识分子角色。如果说有人将他的影响跟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相比的话，他的战斗性姿态则直逼萨特与福柯。三张法国大报的数十个标题即为佐证：“左派之左派”、“知识分子”、“反对世界化，重建政治”、“一个斗士”、“铁枚耶的激烈攻击者”(《世界报》，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战斗的社会学家”、“科学斗士”、“反对的思想者，边缘的战斗者”(《解放报》，元月二十六日)、“布迪厄：贫困的极端性与极端性的贫困”(《费加罗报》，元月二十六日十二版)。《费加罗报》明显地对他批评多于肯定。哈贝马斯称他为“参与的人文主义者”，“像福柯一样，他属于那些抱负远大的知识精英，他们政治参与与知识参与的分离，越上年纪，他就越无法忍受学术的那种文质彬彬。他将自己当作反对新自由主义入侵的代言人”。(《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九版)
　　布迪厄的政治批判与他的社会学知识立场关系十分密切。他自许“斗士－研究者”，痛恨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的标签，可以忍受被称作“介入型社会学家”。对他来说，社会学不是为艺术的艺术，社会学要成为的是一个能有助于了解社会并改变它的学科。他从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社会政治介入主要表现为支持贫弱反抗并批判宰制权力：他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是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谴责；他通过对该国农业危机的研究与人合写了著作《背井离乡》，揭露法国军队大规模人口重整的暴力。从那时起，他就将被定义在人类学领域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纳入法国社会学的范畴，指出社会斗争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也是象征领域的，在所有社会斗争中，争取尊严的逻辑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之间。但那个时候的布迪厄，并没有直接投身法国的解殖民化斗争，他只是借助写作表达他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他那时的介入方式是传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斗争方式。(斯迈因·拉阿雪尔，《阿尔及利亚缠住了他》，载《世界报》，元月二十六日十八版)近十来年，布迪厄以他法兰西教授的身份不仅重新激活了六十年代以萨特为代表、七十年代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政治的传统，而且以他特有的方式更新了它：结束科学中立立场，强调科学的战斗性。研究的客观性被战斗的信念所取代。从支持“三无”(无证件外国移民，无住房者，无工作者；一九九八年他支持占领高师的失业者向左派政府抗议)到攻击媒体，从介入退休金制的讨论到激烈批判政府，从解构法国知识界到严辞批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从激烈反对全球化的经济方案到全力推动社会的欧洲，从反对波斯尼亚战争到介入法国地方社会运动，生命最后十年的布迪厄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运动者，有的人认为他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搞社会学恐怖主义，另一些人则认同他走出学术象牙塔关心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立场，尽管有时过激有时效果不佳。
　　他敢于挑战德国中央银行汉斯·铁枚耶的举动使莱茵河对岸的德国知识界自愧不如，因为没有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敢于挑战这个人物，为此，布迪厄成为德国同行心目中的“金融广场的左拉”与左拉式的社会运动斗士。
　　二○○二年元月二十九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