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

　　不知不觉之间，邓广铭先生已经仙逝三年了。纪念邓先生的这部《仰止集》，去年我曾从友人处借来读过，不久前又承小南教授亲赠一册，再读之后，更添怀想，邓先生的音容，跃然眼前。其实，邓先生去世之后，我也曾接到纪念集的约稿信，因为穷忙和出国，无暇动笔；又思邓先生门下，史学前辈如云，我的专业不算是史学，似无资格侧身其中，终于未敢应命。然而事过之后，总觉遗憾，这次获赠此集，不仅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邓先生为人为学的机会，也正好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仰止集》所载，都是邓先生友人、学生所写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十分生动有趣，读后对邓先生一生学问和为人，可有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尤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年问学过程中与当时学问大家的交往因缘，和其中留下的不少佳话。
　　在这些大家当中，从时间上数，首须一提的是周作人。邓先生是山东人，乡音到老不改，故张中行称他为“山左史家”。他一九三一年从山东到北京，当年考北京大学而未取，遂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次年再考，得如愿而入北大史学系。就在这一年九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该书版权页写明：讲校者周作人，记录者邓恭三。邓先生字恭三，他在山东省立一师读书时，就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反应快，见誉于同学，故一师校内名人讲演，多由他做记录。据周作人在此书的小引中说，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到辅仁大学去讲演，‘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9页)。以周作人的文名和地位，这一番说话自然使年轻的邓广铭在青年学子中广为人知了，金克木、张中行都是因此书而知道邓广铭其人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出版后，周作人将稿费送给了邓先生，初入北大史学系的邓先生便用这笔钱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他的史学生涯，从此开始。
　　在大学时代，邓先生又得到难得的机缘，即受知于胡适和傅斯年。邓先生在大学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他上过胡适的“传记专题实习”；他因读一名人的宋史著作，而写了书评，并以此为读书报告。胡适赏识此文，鼓励邓先生继续研究宋史；于是邓先生以陈亮传为题，在胡适的指导下写成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胡适对此予以表扬，说“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胡适还对邓先生说，‘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你这篇传记对他们的关系写得太少”。邓先生此后对辛稼轩的研究应是以此为契机。当时胡适任北大文科所所长，邓先生毕业即被留在文科研究所，这一定和胡适有关。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邓广铭作校长办公室的兼任秘书，又因帮助胡适编辑《大公报》的文史周刊而在东厂胡同与胡适比邻而居，可见邓先生与胡适的渊源实深。
　　邓先生在北大时，傅斯年任北大史学系主任，邓先生修过他的‘史学方法导论”。北大迁到昆明后傅斯年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很注重对年轻学人的培养。在昆明时，《宋会要辑稿》给北大文研所的人七折优惠，但其价格相当邓先生当时一个月的薪水，受家累之苦的邓先生本不想买，傅斯年硬是“逼”着他买了一套。后来傅斯年把史语所迁到南溪李庄，并指令属于北大文研所的邓先生也一同前往，正是在李庄的两年里，邓先生借《宋会要辑稿》等书写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邓先生晚年不止一次地说过：“傅孟真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后来，傅斯年又推荐邓先生到复旦教书。日本投降后，傅斯年约邓先生谈话，拉他回北大，说：“北大决定请你回史学系教课。”返北平后，又要邓先生帮助他处理校长室的一些事务，可见邓先生受知于傅氏匪浅。
　　陈寅恪对邓先生宋史研究的称道最为后人所称引。邓先生北大毕业后，欲向当时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申请研究经费，于是去见胡适，说明意向。胡适称好，说“三十以前做学问要鼓励，三十以后是本分”。当胡适了解到邓先生要以“辛弃疾”为研究题目，便说，这是梁任公研究的题目，你也要研究，先须写一篇东西。邓先生于是埋头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辩证》，一九三七年在《国闻周报》刊出，其结论是认为梁启超兄弟的辛氏年谱和辛词疏证都有许多严重错误，需要重新编写。陈寅恪先生看后很为赞赏，于是主动为之推荐，研究经费因此得以批准。邓先生后来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从此我就不回头了”(145页)。这个转折是就治宋史而言。当时邓先生三十岁。邓先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时，陈寅恪为专任导师，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间，实际上等于作陈寅恪的助教，常常聆听陈寅恪的谈论，受益不少，邓先生后来忆及于此，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518页)。以后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发表，陈寅恪更为之序，云：‘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异同，借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寅恪前居旧京时，或读先生考辩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及南来后，同寓昆明青园学舍。而寅恪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固难与之论学论史；但当时亦见先生甚为尘俗琐杂所困，疑其必鲜余力可以从事著述；殊不意其拨冗偷闲，竟成此篇。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愈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常为邓先生提起的还有词坛泰斗夏承焘。邓先生说，“夏先生有大恩于我，抗日初期我从北平经河内去昆明找西南联大，特意到杭州去拜见他。那时夏先生早已是全国有名的大牌教授，研究稼轩词多年。我带着自己在北大搞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材料，到杭州大学向他请教。我是小字辈的后学，刚刚开始两年，谁知他看了我的材料，不仅称赞有加，而且竟将他自己搞了多年的研究稼轩词的材料，悉数交给了我。还说，有了你邓广铭研究稼轩词，我就可以不往下作了”(536页)。《稼轩词编年笺注》是邓先生的名作，作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是他在北平图书馆埋头两年的成果，四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付排，前有夏承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序，中云：“予友邓君恭三治文史，了然于迁嬗之故，出其绪余，为稼轩年谱，并笺其词，曩予获见一二，惊为罕觏。顷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读其全稿。钩稽之广，用思之密，洪兴祖、顾嗣立之于昌黎，殆无以过。”他在结尾处还说“得恭三兹编以鼓舞之，蔚为风会，国族精魂将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顾比肩已哉！”邓先生完成此书时，才三十二岁。夏先生甘愿向后学转赠资料的这段佳话，后来邓先生在‘文革”前的教学中还常向学生提起，并不顾及当时‘鼓吹成名成家”、‘贩卖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些大批判的压力。
　　邓先生的学问和研究，得益于这些大师不少。而其所以能得到上述学问大家的赏识和奖掖，当然是邓先生自己的出众才学、过人努力和卓绝的成绩使然，而这些大师对他的提携、帮助、指导乃至表扬，又是邓先生得以成为史学大家的重要条件。邓先生临终前，曾回顾说，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大师指导(543页)。大师在学术发展和人才养成上的关键作用，确乎重要，邓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显例。
　　虽然《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宋史职官志考正》为邓先生带来了学术荣誉，但邓先生晚年说过，他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四部宋人的传，即《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陈亮传》。他说：“成也是这四部书，败也是这四部书。”(459页)这说明，一方面，青年时受《贝多芬传》的影响，他在性情上始终钟情于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式的人物研究；另一方面，这种兴趣又显然与二十世纪中国饱受外人侵略所给予他的刺激有关。他曾说：“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间，我正在攻治两宋和辽金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宋辽和金宋之间的和战问题，南宋的几个比较突出的富有爱国思想的学士大夫和社会活动家，例如大倡功利主义的陈龙川陈亮，以爱国诗人著称于世的陆放翁陆游，和具有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人物辛稼轩等人，便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即使是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其用意也绝不止于文学词章，而是要以英雄人物鼓舞中华民族的救亡与振兴，夏承焘《稼轩词笺注序》也揭示了其鼓舞爱国精神的意义：“国族精魂将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顾比肩已哉！”邓先生无疑是一位爱国史家，这种爱国的情怀支配着他考察历史的原则，也是他史学研究的根本动力。
　　照说邓先生研究的人物都是爱国志士和改革者，而且不属于‘评法批儒”中被批的保守的儒家，他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应当受影响较小。事实却不如此。举例来说，在他的这四部书中，“四写”《王安石》的过程最有戏剧性。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主席会见田中时，用他习惯而且擅长的方式对田中说，你这次来，很像王安石的“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科技发展到今天，天变不足畏大概不成问题，没有人再把科技和政事联系到一起；但历任日本首相都反华，你来访华，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祖宗不足法；你这次来，估计美帝苏修都是反对的，而你不管这些，这就是人言不足畏(298、523页)。毛主席的谈话传出来后，人民出版社马上派人找邓先生组稿，要求邓先生把他在解放初写的《王安石》扩大，要特别发挥三不足精神，希望三个月写好。邓先生一九七三年交稿，稿子打印后拿到北大、师大的历史系和学部的历史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没有反映儒法斗争。邓先生后来说：‘我说王安石法家思想是占了相当一部分，但他是以儒家面貌出现的，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反儒，这个道理讲不通。我只认为王安石是援法人儒，不认为他是反儒的法家。但是当时的大气候，要讲王安石反对司马光是代表了法家反对儒家，就照讨论收集到的意见写了。”(524页)改写之后，适逢批林批孔，出版社又提出要反映批林批孔，“我说王安石怎么和林彪联系得上，他是尊孔，不反孔。他们给了我《文汇报》的一篇社论，说就照这个意思改，无奈，我就照那样子加写了结尾部分”。一九七五年出版，‘后来毛主席看到了，对封面题签感兴趣，认为字写得好，其实这是集王羲之的字”(298页)。邓先生坦然说明：‘我回忆这件事，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大家都像喝了迷魂汤”，“我是为了要免得被划入黑作家之列，就顺从大气候写了这部《王安石》，但书内有些材料还值得用，……但是还有许多‘文革’儒法斗争的习惯用语保留着”(524页)。这也是邓先生坚执在其晚年重写《王安石传》的原因。政治干扰学术的不良结果，于此可见。对于‘文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邓先生与那些标榜自外于‘文革”影响的议论者根本不同，他坦承自己与大家一样，跟着当时的风气走了。这不仅真实、形象地表达了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也的确反映了当时高校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在北大历史系一九九七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510页)。其实，邓先生在一九六六年就被划入“牛鬼蛇神”的队伍，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成为革命的对象，接受各种批斗和劳改。而他的倔强依然不改，“那时每逢批斗，按例必先由红卫兵向群众介绍被斗人的罪状。那时每逢斗到邓先生时，红卫兵必宣布其罪状曰‘他解放前是胡适的秘书！’而每说到此，不论任何场合，邓先生必立即打断他的话，用那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浓厚山东口音反驳说：‘我不是胡适的秘书，我是北大校长室的秘书！’针锋相对，绝不含糊。”(150页)我读到这里，不觉地会心而笑，既佩服他的坚执，这也和我所了解的邓先生完全相合。‘文革”中他也被下放到鲤鱼洲，“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腿，手拿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想像着邓先生的如此身影，难免不对这种‘革命”对史家学术生命的摧残而感叹。
　　不无幸运的是，做过胡适秘书的这件事，似乎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对邓先生的影响不大，反右也没沾边，出版了几种著作。不过运动终不饶人，反右以后，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邓先生终于被“拔”到了。邓先生在解放后的教学中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史，必须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制度和目录学。邓先生被批判的最大理由，就是“忘了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很明显，这并不是邓先生的本意。结局是可以想得到的，那就是邓先生不再被允许上课，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恢复了为学生讲课的资格，这和摘帽右派的待遇也就相差不远了。
　　邓先生为人耿介，最反对“奄然媚世为乡愿”，有时甚至不免执拗，他的性格和为人在学界是广为人知的。而《仰止集》又向我们显示了他的另一面，他勇于承认学术上的失误，而对后学的成绩不吝褒奖。他收到徐规关于《涑水记闻》点校的意见，立即复书说：“待再版时，一一遵命加以改正”。他的学生梁太济指出其某文对一句史料的解释不确，他表示“所论极是，我当据以改正”。他的学生王曾瑜的《王安石变法新论》发表，与乃师观点有所不同，他说：‘我算是一家之言吧。”他对后学的表扬，正如陈寅恪等大师之于他自己一样，极尽奖掖之能事，如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他为之写鉴定，中云：“半个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然而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不应有之疏失”，表扬龚著：“说理都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以也都有极强的说服力”，‘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他在收到《袁枚续诗品详注》后，回复著者刘永翔说：‘高见卓识益我神智，实亦当今著述中之所罕睹”，“今特寄奉前年印行的稼轩词笺及小女谈宋代官制小册各一，均所以表示虔诚求教之意也”。提携后学、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表露无遗。
　　在这个方面，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历史系的老先生中，我和邓先生是比较相熟一点。三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劳动之余，曾细读过《稼轩词编年笺注》，故对于邓先生早已高山仰止。又因为我曾多年研究朱熹和宋代理学，也算是和宋史研究有一点关联，且又在北大学习工作，也就有意识地寻找一些机缘向他请益。
　　一九七八年我到北大做研究生，论文专攻朱熹，我的路子是从考证文献的年代入手，所以先作朱子书信年考，盖由朱子论学书信特多，不理清其历史脉络则无由研究。大概在一九八○年夏秋间，因考证朱子与程迥书遇到困难，便想起去求教邓先生。我请张岱年先生为我写一封介绍信。记得张先生的介绍信第一行是“邓广铭教授”，第二行作“邓广铭兄”，第三行以下是介绍我前去请教。我拿了信，到邓先生家，讲明来意，说想找一些程迥的传记材料，邓先生说‘程迥程可久”，见邓先生连程迥的字也都能随口说出，心中很为佩服。然后邓先生从书柜中寻出《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给我看。(这次看《仰止集》，才知道此书是陈学霖教授在一九八○年初由美来访时赠给邓先生的，后来我在北大文科教员阅览室也看到了这套书，大概都是那时美国学者所赠。)我又说起如何了解朱子晚年思想的环境，这当然涉及到庆元党禁，邓先生说要看看《道命录》、《四朝闻见录》。谈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即告辞。
　　一九八六年我因《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定稿的过程中，对宋代致仕制度有所不明，曾问过邓小南，随后我即赴美。次年秋天我到纽约开的中国留美历史学会讲演，遇到在马里兰访问的小南。一九八八年春天，旅游后回波士顿在车站又遇到小南。这两次遇到小南，提醒我把在美国找到的一些材料送给邓先生看。盖因先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的《晦庵集》，从未见过。此集刻于朱熹生前，印本后附昌彼得跋，言此集中有许多佚文。我翻阅之下，即发现昌氏所说佚文，其实在《朱子文集》皆已有之，只是题名有异。但此书亦有价值，即其中所录与人书信，完整保存了书信前后礼节用语及时日，这对考证行年的人很有意义。一九八九年春，我去拜访邓先生，将其中与陈亮有关的部分的复印件，连同我写的一篇介绍文章，送给邓先生。当时邓先生送了我《陈亮集》的增订本。
　　一九九○年我去找邓先生帮忙。起因是，在一九八九年评职称的时候，开始有破格升等正教授的规定，我本来毫无意愿，系领导朱德生先生要我申报，于是就报了。我报的新著是《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结果未成，这我倒不在意。我所在意的是未成的理由，据朱先生告诉我，哲学系的学术委员会有人认为此书只是我作朱熹哲学研究的副产品，而不予赞成。这等于否认了《考证》一书的独立的学术价值，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到了一九九○年再评职称时，我虽然又增加了《有无之境》等，但“朱书”一事，仍未能去怀。于是我就想起找邓先生评断。邓先生见我如故人，听我说完情况，立即应允为我写评语。几天后去拿，见邓先生不顾手的颤抖，竟为我写了整整一页。邓先生的评语题为‘我对《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评价”，针对哲学系有些同志的错误认知，邓先生写道：“陈来同志所撰《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是继他的《朱子哲学研究》一书而出版的另一新著。它实际上是可以与《朱子哲学研究》并行的一种独立的著作。在南宋中叶，朱熹在学术思想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当时的学士大夫与他具有学术思想上的联系的，实繁有徒。因此，朱子书信的涉及面便极为广泛。惟有像陈来同志之具有深厚的功力，才能进行博洽的稽考，才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对这大批书信的作年及其受者作出精审确凿的考证，从而不仅使朱子思想见解的先后发展变化的脉络有线索可以寻溯，而凡其时与朱子有学术关联的广大学者的思想言论，依此书所系年次而加以追寻，也大都可以借窥其端倪。故作者若以此书为基础，再扩而充之，则更将成为南宋中期的一部《学案》，或者成为该时期的一部《百家争鸣实录》，对于南宋期内学术史、思想史的资料的勾勒和实况的探索，是全部都有所贡献的。总之，这本《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是一本极见功力的著述，也是一本具有广泛作用的著述。”有了邓先生的支持，我的升等顺利通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书的价值正如邓先生所说，而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赞许。邓先生对我的这段恩情，外人甚少知道。我把邓先生的这篇文字拿出来，就是想为大师奖掖后学的风范，多添一个事例。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与邓先生的几次谈话中，颇感受到他身上所浸染的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深，此即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后来看到他的自传，对此认识更深。邓先生民国元年人村塾，当时新编小学国文教科书已传到乡间，但正规读物仍是三字经、四书、五经，邓先生以为这‘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可见他对旧学已相当厌恶。进县城的高等小学后，他从一位教员借得《胡适文存》，对新文化运动有了初步印象。他到山东一师后，校长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倡导学生多读京沪两地的报刊，延请北大教授短期讲学。受此影响，邓先生积极参加文化社团活动，博读新书，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崔东壁的几种考信录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给他的影响最深。由此可见，他的心灵完全是‘求新”的，没有丝毫的守旧。北洋军阀时代，山东一师采用复古教育，受新学影响的邓先生自然“深感腐臭之气不可耐”，故与同学举行全校罢课，要求驱逐校长和某些教员。其结果，是在开除学籍的布告上，邓先生成了名列榜首的一人。‘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四年半，这时期我竟成了一个醉心于北京大学的人”，很明显，邓先生之“醉心”北大，不仅是学业的，更是思想的。他后来在北大与胡适、傅斯年往来甚密，受知于二人，也显然不仅出于学术的理由，更是因为他仰慕胡适、傅斯年的新文化主张，受到他们所主张的这种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重大影响。直到他晚年对四库存目丛书的批评中，也未尝不可以看到此种精神的表现。我觉得，他自己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启蒙与救亡”的追求和渴望。这是我们了解这位史家绝不能忽视的地方。
　　虽然内心盛着启蒙与救亡的渴望，但学术的建树更是一个史学家的终极关怀。朱熹死后，辛弃疾有祭奠朱熹的文字，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暮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的“终极关怀”。他八十五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他晚年所以坚执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这大概在许多老先生都是如此。的确，他在宋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无疑地是不朽的。早在四十年代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序中说，“先生始终殚精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已点出“不朽”二字。顾颉刚当时总结三四十年代宋史研究时也对邓先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当代中国史学》)在此之后，邓先生便成为公认的我国‘宋史研究开山者和奠基者”(黄宽重语)，宋史学界皆尊之为‘空前的权威，当代的泰斗”(徐规语)，能得到前辈史学大师和在世同行的如此赞许和推崇，足以昭示出，“自致于不朽之域”这句话对于邓先生，是众所公认而当之无愧的。
　　《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6.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