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决三农问题功夫下哪儿？

　　《中国经济快讯》二○○一年第十五期发表了拙文《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同期还有记者对温铁军、张晓山、陆学艺三位学者的访谈《试解百年中国“结”》。因对温、陆两位先生的观点不敢恭维，在此提出商榷。
　　陆先生对记者明确指出，农业问题不在农业本身，根本问题在于城市化落后；记得前不久在一个媒体上也有温先生关于“解决农业问题，功夫要下在农业外”的见解。总之，两位先生都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是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数量。
　　两位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功夫要下在三农外，有一定道理。我确信，温先生与陆先生都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但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市场经济和两位先生所钟情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为计划经济理论保留了一块地盘。这个问题在我国农经学界也具有普遍性。其主要表现是：认为计划经济时期靠剥夺农业建立工业体系是成功的。比如，温铁军先生虽然对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大加鞭挞，却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付出过去那样大的代价就在制度上获得了“重大成功”。像温先生这样力主改革的人士，对靠统购统销从农业那里积累资金的计划经济那一套也给予肯定。搞工业化确实需要钱，但常识告诉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物资做保证。而剥夺农业的政策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当时本来就供给不足的农产品更加短缺，那种工业化怎么能说是成功的呢？二元结构的弊端存而不论，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工业企业有几个是有活力的？莫非当时不剥夺农业就不可能建立起工业体系吗？这是我国农经学界至今没有认真反思的问题。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反思，沿着过去“剥夺农业合理”的思路，学者们面对工业品大量过剩、农村山河依旧、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政策思路。在他们看来，现在工业不应当再剥夺农业了，但国家也无力向农村大规模投资，换言之，政府向农村大规模投资效益是不高的，同理，农民在农村搞农业怎么搞也搞不出效益来，只有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农村放弃农业，剩下的少部分农民才能从有限的农业收益中获得同城市居民差不多的收入。总而言之，资金用于农业农村效益低，资源从农村抽出来有利。在这种视野中，看不透农村也是个巨大的财富创造领域这一点。
　　再简单分析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不仅三农问题是在三农范围内解决的，连城市问题也是在解决三农问题基础上解决的。从治国的基本理念上看，二十世纪的日本一直把源于中国古代的农本主义奉为圭臬(但搞泡沫经济表明日本人有点忘本)。日币五千元票面上的人物新渡户稻造就是农本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从实践看，日本政府大规模投资农业和农村是自一九二○年代中后期起。当时日本经济严重衰退，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但日本政府在农本主义指导下，创造了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的宏观调控手段，将筹措的资金大规模地投向农村和农业，很快就增加了农民收入，开拓了农村市场，改变了传统农村的落后面貌。三农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使日本渡过了世界性大危机，还很快积蓄了侵略中国的综合国力。我国农经学者普遍认为，日本是因为政府有钱才往农村投资，其实恰恰相反，日本是为了有钱才往农村投资的。
　　正是在日本农村发展经验与理论的启发下，我提出了“开辟农民增收第四条渠道”的主张：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为农民干活儿(干他们最能干的活儿，干最需要他们干的活儿)提供挣钱的政策环境。我国多数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认为，目前政府还没有财力为从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付钱。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政府的财力来源于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农民创造了财富，政府却舍不得印几张钞票来表现这些财富的价值，政府怎么能有财力呢？如何指望农民再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