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想像生伪

　　关于《鲁迅全集》的校勘和注释错误，近年陆续有人撰文指出，《读书》今年第三期所载朱正先生《举一点例》即是一例。朱文举到十三处疵谬，其中有九处是注释的“硬伤”。当然问题远不止这些，朱先生文中说他举得出一百个例，这话我相信不是信口打诳。我仅查了《全集》第一卷中《坟》的注释(朱文指谬没有涉及这个集子)，错误就不能算少。
　　有些错处不知是怎么来的，比如《寡妇主义》注[9]“邑犬”一条，注文引屈原“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是《九章·怀沙》里的句子，却说是出自《抽思》。好像是凭记忆下笔致误。再如《说胡须》注[5]关于李颙(二曲)的生年，注文作一六二九年，其实应是一六二七年。这里差出两年，不会是中西历日换算的正朔之差。李颙的生年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清史列传》和《清史稿》本传都提到崇祯十五年“时颙年十六”，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亦同，可知生于天启七年，也就是一六二七年。吴怀清《二曲先生年谱》说得更明白，“明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未时，先生生。”看来，所有这些材料注者一概未问。有些错讹虽不能说注者一定偷懒，但也是粗心所致，或校对未精。像《灯下漫笔》注[9]“黄巢”注条，将黄巢兵败自杀处的“狼虎谷”错成“虎狼谷”，就属这类。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只因新旧《唐书》本传中都有这个地名，马虎眼就打不过去。顺便提一下，同注中还有一个疵谬，就是所谓“广明一年”，注者似乎不知道中国古代帝王年号纪元没有“一年”之谓，改元的第一年应作“元年”，就像旧历每年的头一个月称“正月”而不说是“一月”。像这样的一字之谬，还有《论睁了眼看》注[14]，此条将关羽的籍贯注为“河南解县”，亦颇随意。解县，汉代属河东郡，所以说到关羽的籍贯历来都作“河东解人”，连《三国演义》上关羽自报家门也道“河东解良人也”(解良，就是汉代的解县，春秋古邑，《左传》作解梁)。这里从河东窜到河南，很可能是校对的疏漏，但仅一字之差，可谓谬以千里。无独有偶，《坟》的注释中跟三国人物有关的还有一处错误，就是《从胡须说到牙齿》注[14]“髀肉复生”一条，是说刘备在荆州寄人篱下的事情。注文引了“《三国志·蜀书·先主纪》”中的一段文字，引文无误，但所据书名却有问题，《先主纪》应作《先主传》才是。这里一字之讹是有违读史常识的，因为陈寿《三国志》创例之意乃以曹魏为正统，未予蜀吴二主帝王资格，所以刘备、孙权之辈则但立传，而不作本纪。
　　上边举到五六个例子，都是一般文史性错误。我翻了翻《辞海》，这几个注条中的问题，除第一例外，在《辞海》中都查得到，也都给出正确答案。所以，有时读书遇到疑问，手边若没有第一手文献，不如查查这类工具书。像《科学史教篇》中的注[19]“玄纽”一条，其释义就不如《辞源》对路。鲁迅原文是：“尔时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滥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纽而去之。”注文将“玄纽”释为“奥妙的关键”，是将“玄”解为奥妙，“纽”解为关键，显然是望文生义。其实，这里“玄”通“眩”，而“纽”是纽结、交织的意思，注者将两个字的训释都搞错了。《荀子·正名篇》有“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一句，郝懿行注：“玄即眩字，纽系也，结也。言名实眩乱，连系交结而难晓也。”王先谦注同此说。所以《辞源》释为“混杂难知”，意思大致不差。近读王士菁先生的《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见有“宇宙之玄纽”注条，释义作“宇宙之谜”，虽嫌含混，倒是避免了“关键”之误。像这种涉及汉字训释的错误，《坟》的注释尚不止一例。另如，《文化偏至论》注[36]“拘于虚”一条，注为“囿于狭隘的见闻”，未谬。但注文引《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一语后，解释说：“虚，洞孔。”其义则谬。由井蛙联想到“洞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联想不能代替训释，问题还在“虚”之字义上的探究。这里，虚，同墟，恰恰跟井洞没有关系。《释文》：“虚，本亦作墟。”《广雅》：“墟，凥也。”(凥，居的古字)所以，王念孙释此语为“拘于所居”。可见，《鲁迅全集》中像这样一类语词注释，如果沿循清儒训诂的路子先搞清字义，就不至于发生强作解人的谬误。这里或许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由于鲁迅是倡导新文学的，对其文章的注释方法上也当尽量避免旧学的路子才好。可是，离开了旧学能真正读懂鲁迅么？鲁迅自幼所受的教育就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所以他文章里的语词跟经史诸子大有关系，也受历代儒者训读的影响，其典奥之处亦非想像所能意会。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春末闲谈》里有一个注者没有下注的语词，也不妨一说，就是“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一句中的“挺生”。以《鲁迅全集》注释的通例，这“挺生”一词必注无疑，否则有些读者会以为是“诞生”之误。此处若作“诞生”，似乎也通。《鲁迅全集》的校勘者没有擅改，大抵是心存审慎之念，因为一九二七年由未名社印行的《坟》的初版本就作“挺生”。我还见过北新书局的一个本子，即一九三三年的第四版，其“挺生”一词仍旧。可是《鲁迅全集》为何不作注呢？大概是注不出吧。这个词，《辞海》、《辞源》都没有。但是《广雅》有解释：“挺，出也。”《吕氏春秋·仲冬纪》有“芸始生，荔挺出”一语，高诱注：“挺，生出也。”可见古汉语中有此一义。由于《鲁迅全集》未作注，果然就有人以为这儿出了错字，漓江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初版的《鲁迅杂文精编》中就将“挺生”改成了“诞生”，读来果然顺口。
　　语词问题还有一例，便是鲁迅给章士钊挑错的“每况愈下”，即《从胡须说到牙齿》注[5]一条。注文说明此语原作“每下愈况”，谓“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又谓章士钊“也同样用错”。其实，“每况愈下”一义，亦早已有例。如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批评《后山诗话》所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一说，曰：“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又，清黄宗羲《外舅广西按察使六桐叶公改葬墓志铭》：“自公云亡，每况愈下。”既然已成文人习语，不能说章士钊用错了。鲁迅跟章士钊打笔墨官司，虽是真理在握，可是也有挑剔过甚之处，在这类问题上，注释不必着意回护。
　　至于涉及某些专业问题的注释错误，也可以举出一些，如书目版本一类。《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注[17]“《京本通俗小说》”一条，注文称：“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以后有各种通行本。”其谓“现存残本七卷”，显然是将缪荃孙刊刻《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中的七卷，误为该书残本仅存七卷。事实上，缪氏发现的残本是十卷，只是其中《定州三怪》一卷“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而“未敢传摹”，这在缪氏的跋语中说得很清楚。当然，如果比起同一注文中的另一谬处，这还是一个小问题，让人吃惊的是注文竟称“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据缪氏跋语中的说法，他所搜得的那个残本“的是影元人写本”，如果注者的根据来自这里，那么显然是将“影元人写本”搞成了“元人写本”。《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作品虽然基本上是宋人评话，但至今并未发现元代以前的本子，而对缪氏所谓“影元人写本”的说法(即认为成书于元代以前)，学术界多持不同意见。如郑振铎即认为该书“当是明代隆万间的产物”(见《西谛书话·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三)；李嘉瑞也直接反驳缪说，论证“它不可能是宣德以前的抄本”(《从俗字的演变上证明<京本通俗小说>不是影元写本》，《图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而胡士莹则以该书编成于“明代中叶”较为可信(《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一九八○)。如果《鲁迅全集》的注者留心一下这些学者的意见，或是对话本小说的书目和版本沿革略有所知，就不会以为《京本通俗小说》有一个七卷本的元人写本。
　　涉及书目的错误不止这一处。《看镜有感》注[10]“阮元”一条，注文说阮元所纂《畴人传》列“天文历算学者四百人”，是将罗士琳的《续编》、诸可宝的《三编》中的人数都算到一起了，而注文又没有提到罗、诸二传。阮传实列二百四十三人，附西洋三十七人。又，注文称“《畴人传》，共八卷”，亦误，阮传实为四十六卷。
　　注释中的有些错讹大抵是辗转抄撮所致，教训在于未核查原书。虽说鲁迅告诫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但是要读懂鲁迅的书，尤其是注鲁迅的书，是不能不看中国书的，这在鲁迅大概是一种悲哀。然而，如果他老人家的文章都碰上那些创造性误释，想来是更大的悲哀。以下几例舛误便是这种悲哀的一个注脚。
　　《论照相之类》注[4]“王莽诛翟义党”一条，曰“东郡太守翟义和他的外甥陈丰起兵讨王莽”，注文不知为什么要把陈丰摆到这个显眼的位置上。据《汉书·翟义传》，那位外甥绝对算不上翟义党的核心人物，翟义造反之前只是跟他扯过一通申明心迹的豪言壮语而已，意在鼓动外甥“亢磗国难”。如果说注者所据来自这里，那么也只是读到这里就匆忙下结论了。然而，除了“丰年十八，勇壮，许诺”一句，《翟义传》再也没有提到他一个字。其实，传文下一行，参与翟义反莽活动的几位重要人物就登场了——“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其中严乡侯刘信还是翟义拥立的“天子”。又不知何故，注文偏是不提这几位。这里表现的随意性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典型症候，可以让人了解史实与叙述的空间关系。注者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叙述的作伪功能，也许会想：陈丰既是有诺，跟随娘舅造反总是事实……不错，历史的空间总是容得下历史的话语，“毛主席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看镜有感》注[3]“汉武通大宛安息”一条，问题更大。注谓：“汉武帝刘彻从建元三年起，曾多次派遣张骞、李广利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道路。”这里扯上李广利是一个大错。李广利是外交使节吗？根本不是。他是带领着一批“囚徒”、“盗贼”、“无赖子”杀向西域的“贰师将军”。汉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距张骞下世已有十年之久)，他率军往大宛贰师城夺善马，从此开始了征伐西域诸国的一系列战争。《汉书》有载，其所到之处屠戮甚众，故“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西域传》)。他在西域的活动，是“汉皇开边意未已”的一个注脚，跟张骞通西域根本不是一回事。注文中将张骞、李广利并提，可能是受《汉书》记事体例的影响(《汉书》张、李二传并列一处)，而注者显然未通读二传，即望题生义，这也是朱正先生的文章里所说的“以想像之词作注”。
　　下边一例，也是用“想像之词”作注。《看镜有感》注[8]“时宪书”一条，注谓：“清代因避高宗弘历的名讳，改称历书为时宪书。”这条的错误，在于没有搞清楚讳字与改字的关系。乾隆时须避“历”(曆)字，亦为常识，可是按注文中的说法，是避“历”字为“时宪”，这就有问题了。其实，乾隆时的避讳是将“时宪历”改称“时宪书”，这在陈垣的《史讳举例》中专门作为一个例子举示。注文这样写来，还给人一种误识，以为“时宪”一词用于历书自乾隆而始。“时宪历”之名，是清初睿亲王多尔衮所定，这在《清史稿·汤若望传》专有交代，曰：“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癶民之至意。’”
　　《我之节烈观》注[11]“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一条，注谓：“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这也是想像推测之词。其称“必用之语”，也过于武断。元代皇帝诏谕的起首语并没有固定格式，这在《元史》各帝本纪所载诏书中可以看出。鲁迅所引的这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泰山岳庙保存的一块元泰定帝圣旨碑文中的起首语，该碑词旨鄙俚，旧称“汉儿字圣旨”，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泰定圣旨”条有著录。元代诸帝和蒙古大臣多不习汉语，颁布诏旨由汉臣译出并加以润色，所以一般亦称雅驯。只有那位泰定帝的诏谕多被翻译成鄙俗而又不通的汉文，《元史》本纪中所载泰定帝即位一诏也全是村妇里老之俗语，读来令人发噱。故清人赵翼《廿二史諸记》“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条，于鄙俗者惟举泰定帝一例。本条注文将个别举为一般，以孤例盖称元代诸帝，实际上亦是伪说。
　　以上举述的谬例皆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有关，语词的问题也属古汉语范围，那么是否还有涉及外国历史文化的错误呢？也有。且举以下几例。
　　《摩罗诗力说》注[45]“威廉三世”一条，注文中有“一八○六年普法战争中被拿破仑打败”一句，这里用“普法战争”一词，显然不妥。“普法战争”是一个专有历史名词，指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一八○六年，普鲁士因加入英、俄、瑞典等国组成的第四次反法同盟，对法国宣战，但战事持续时间很短，普军于耶拿一役大溃，随即投降。普法之间的这次战事一般称为“耶拿战役”。
　　《文化偏至论》注[8]“戈尔”一条，注为“高卢”，大谬。“戈尔”是鲁迅所用的译名，今译应作何物，似乎颇费猜详。《坟》的前四篇文言作品提到外国人名、地名等，一般都在译名后边的括弧里标明其拉丁原名，注者可据此确认，可是此处“戈尔”后边偏无交代，释为“高卢”是从译音来套的，实无所据。鲁迅此处的原文是：“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注者大概已有“高卢”一名先入为主，于“戈尔”之前的“东西”二字视而不见，其实这“东西戈尔”便是东西哥特。哥特人(Goths)原为北方蛮族，公元二世纪时不断向南迁徙，三世纪时多次侵扰罗马小亚细亚和巴尔干诸省，并占领了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省。到公元四一○年，西哥特人攻占罗马城并大肆掠劫。若以高卢言之，“东西”二字当作何解？高卢分作“内高卢”和“外高卢”，或曰“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二者以阿尔卑斯山脉为界，故未有东西之别。再者，从鲁迅原文来看，这里说的正是“野蛮”征服“文明”的例子，与哥特灭亡罗马的历史相符。
　　同篇注[28]“神思一派”一条，注为“指十九世纪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派”，完全是指鹿为马。据鲁迅文意，此处“神思一派”及下文“神思宗”，均指欧洲十九世纪初流行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亦即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鲁迅不用“空想”而用“神思”一词，倒也凸现了这种社会思潮的理想色彩。“神思”一词，在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中时有所见，如《科学史教篇》中有“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一语，人文版《鲁迅全集》于此注“神思”为“理想或想像”，大致不差。《摩罗诗力说》一文，“神思”凡二见：其一，“柏拉图建神思之邦”，显然指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一书；其二，“况修黎(雪莱)者，神思之人”，是指雪莱为理想主义者。可见，鲁迅为“神思”一词，大抵取理想与想像之义。本篇鲁迅原文中在讲到“神思一派”时，还有这样一段论说：“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鲁迅全集》的注者若是斟酌过这段话，应该不至于把“神思”和“唯心”搅在一起。
　　同篇注[43]“罗曼暨尚古一派”一条，注者分释“罗曼”与“尚古”，前者为“浪漫主义”，后者为“古典主义”，亦误。鲁迅明明称作“一派”，这里硬拆为两端。所谓“罗曼暨尚古”，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古典浪漫派”，即指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文化中的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艺术潮流。至于二者怎么会融合到一起，只要翻翻西方文学史、艺术史，是不难理解的。
　　上边举到的例子大概有二十处，都是《坟》这一个集子中的注释“硬伤”。来不及说的问题当然还有，如《杂忆》注[22]“省界又被利用”一条的具体史实，《从胡须说到牙齿》注[29]所说袁世凯通令全国祭孔和公布《崇圣典例》的日期，以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11]秋瑾的生年、注[15]杨荫榆的生年，等等，都有未确之处。限于本文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把这些看做一个抽样调查，问题比朱正先生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考虑到《坟》只占《鲁迅全集》第一卷的一半篇幅)。从出错的具体情形来看，注释的随意性——靠想像推测和盲目使用别人转述的材料——未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这些年人们都在讲“学术规范”，说实在我并不赞成将一般的学术研究纳入某种规范(从治学方法到论文格式，似乎都有一套国际标准，总有一天学术界也会制定诸如ISO9000一类名堂)，但是说到注释，倒是应该强调其客观性，还是要走考据或实证的路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于杭州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