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欣喜与遗憾

　　还原历史的愿望也许永远只是一种企图。经过二十年后，重新追述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精神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其特殊的语境有所恢复？这大概是每一个面对这本书的人首先会考虑的问题。
　　然而，这其实并不重要。无论怎样，这本书收集提供了不少当事人的个体认识与细致感受，毕竟为一个时代留下了一些曾经有过的精神生活的证词。不错，历史是一种叙述，但重要的是，如何为我们今天提供历史叙述的另一种可能？
　　记得一九九三年杨键编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由朝华出版社出版，就曾引起了读书界广泛关注与兴奋。它虽然简陋，却集中为人们展开了“文革”历史中被淹没的一面，其意义远不止在文学。我想，一定有人和我一样，也一直在盼望有更多更细更丰富更广泛更全面的材料能被挖掘出来。因此，读到这样的书于我总有一种欣喜和安慰，不仅是因为个人化的知识兴趣，更是因为某种历史带给我的信念。
　　这本书以当初所谓“朦胧诗”的诞生及其历史渊源和精神交往等更复杂的关系来清理出一个时代的背影，配有大量手稿、图片等原始材料，主要以诗歌为当然的结索，正如书中所说，那时的人们都是企图通过诗这么一种形式、这么一种探索，去贯穿思想、文化乃至哲学、政治。后来发展到天安门诗歌中的“扬眉剑出鞘”，都是主要以诗歌这种形式进行从个体到全社会的反叛。这也正是此书更重要和更广泛的价值之所在。据介绍，在此书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旅美诗人孟浪发回传真，建议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自由精神文化”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历史，可以把它放在更大的一个历史框架中去做，涵盖三十年，直至当下。这种认识无疑代表着另一种并非无意义的历史的建构向度。
　　而主编廖亦武认为：本书要做的是展示细节，像考古一样，把挖掘出土的文物——图片和文字材料按时间、事件先后排列，以待后人根据这些“残片”去发挥，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做“大历史”。
　　这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眼光！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正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工作。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了遗憾。也许近乎苛求，廖亦武已经谈到，由于资料的匮乏和当事人的杳无踪迹，只能把书的副题定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暗示只有开掘断代史的能力。虽然我承认并想像得到实际的困难，但这种开掘的能力仍让我不满。我的不满主要来自其对已有的材料缺乏真正的超越。从内容上看，除了一些站在当下立场上的访谈和《今天》活动的一些细节，本书在所涉及的事件范围和资料的真正挖掘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超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所覆盖的内容。
　　如果这一点多少还有些情有可原，其最使我感到致命缺憾的地方，却是难以原宥的。本书并没有将新组织的文字与已有的收集起来的文字作出区别，编者收集到的文字资料有相当多是来自已公开发表的不同场合的文章，时间跨度也较大，但编者均没有注明原始出处，基本上也没有注明写作时间。这使得这本书更像是一本一次性消费用的打算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读物，而不打算成为那种具有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的较为严谨的书，这无疑有悖于编者的自我宣称。举例来说，像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等许多文章，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写于何时，发表于什么地方，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这类文章。相较于此，《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后面就诚实地附有参考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路标。
　　从策划张明的后记中我们知道，本书的出版殊为不易。其实，在书中采访与被采访的言谈中，都明显有着当下的或过去的历史承担感和某种若隐若现的自我神圣感。张明还略带解嘲地提到了交稿的“悲壮”，我说服自己不把这一切仅看做夸张的情愫。但是，某种压力与悲壮感最终如果不是导向了某种精神的建设，而是其他的什么目的，那么它本身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沉沦的圣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四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