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哈托的宿命

　　弹指一挥间，一九九八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印尼的风波已从新闻热点变为历史事件；相应地，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的苏哈托，想必也不再能吸引多少世人关注的目光。但是时至今日，对这场“印尼风波”的底蕴，人们是否已经参详悟透了呢？
　　遥想三十余年前，当苏哈托凭枪杆子主政“千岛之国”时，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大体有三条：一条是继续沿用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套路；一条是实行全盘西化；还有一条就是在上述“两极”即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搞取舍组合、行“中庸之道”。
　　“东方专制主义”以政治权力的超常膨胀、高度密集从而全盘统辖整个社会为基本特征。无须讳言，这条道路若付诸实践，从客观上讲，可以得到源自印尼传统国情以及历史演进惯性的强大支持；从主观方面看，也有利于苏哈托稳固地垄断权力、享受权力。但在人类社会业已迈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推行这条道路，无疑只能酿就国家贫穷、人民愚昧的恶果。当然，如果抱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决心，也不妨潇洒走一回。苏哈托可以选择而没有选择这条路，表明他是一位多少了解世界大势并对国家抱有一定责任感的才俊之士，而非仅有匹夫之勇可恃的赳赳武夫。
　　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单就目标模式上论，是有值得首肯之处的。因为从社会发展的水平上考察，在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比之印尼，显然是处在更高、更文明的档次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按照西方的模样将印尼“化”过去，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头疼的问题在于，把西方的“顶级”文明囫囵嫁接到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里的企图，其在技术操作的层面上大有可质疑之处。如果做一个类比，这种文明的嫁接与动物的器官移植有几分相似，都要越过致命而又无可避免的“机体排异反应”的鬼门关，具有极大的凶险性。环顾周遭世界，那些展开西化进程的非西方国家，倒有“成功”到达彼岸的，但它们同时也付出了国家被“殖民化”的高昂代价；另一些也许更不幸，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欲“化”而不可得，将自己搞成非驴非马不说，还陷入了社会动荡甚至失控的泥潭。基于此，即便苏哈托当初抵制全盘西化之举有维持自身权力垄断的私心在里面，人们对此亦不宜苛责。
　　比较、权衡之下，苏哈托当年所敲定并付诸实施的政治领域的“专制”即维持传统的集权体制，加上经济方面的“开明”即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化建设的所谓“开明专制”模式，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开明专制”模式的优点之一，是通过确保权贵集团既定的、根本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化解它对社会变革的障碍，从而使推行“新政”的阻力降到最小；优点之二，是把传统社会中最强有力的资源——高度密集的政治权力，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并转化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能量，从而将推行“新政”的动力增到最大；优点之三，是通过对政治与经济的分层操作、动静搭配，谋求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并行不悖。这最后一点，也许是“开明专制”模式最独到、最诱人的地方。
　　苏哈托治下三十余载，印尼在维护社会安定与实现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两翼齐飞”般的骄人成就，也用客观事实佐证了这一论断。推而广之，对所谓的“东亚模式”或“拉美模式”的把握，也可作如是观。
　　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个“度”的限定。“开明专制”的模式只能在一定的时空中生存和发挥效力。详言之，专制保障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加上“开明”则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到头来注定要求抛弃政治上专制。而一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结束、工业社会完全确立起来之后，“开明专制”的发展道路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够并且必然终结“开明专制”，是因为它对农业社会的完全取代意味着：其一，社会的属性变了。与农业社会的封闭、简单、重复、慢节奏以及主要凭借体力劳动截然相异的是，工业社会以全方位的开放、急剧的扩展、不断的创新、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对脑力劳动的依赖持续加深为特征。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管理对象，希图由一个权力中心去统揽全局，结果只能是既力不从心，亦不合时宜。
　　其二，权贵集团的素质变了。“开明专制”的启动和顺利推行，很大程度上要以权贵集团尤其是最高权力持有者的较高的素质——如远见、责任感、能力等等——为前提。但问题在于，“开明专制”也是专制，它缺乏对权力运行的必要的约束，也排斥公正、平等的竞争。于是，天长日久，统治集团势必日趋衰朽腐败；用进废退，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积极作用也与日俱减，最终将治理社会的资格磨损殆尽。
　　其三，民众的构成变了。农业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封闭、保守、匍匐于自然界神灵之下的农民——如马克思、列宁反复指出的——是专制独裁的天然的坚固的基石。在这种大环境中，专制政治可谓是固若金汤；独裁者好比如鱼在水。此时即便社会里的某一小撮成员如知识分子，为追求民主而登高一呼，那也注定因应者寥寥而难成气候。但当工业社会确立起来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压倒多数的社会成员成了工人、市民或知识分子，即便农民也转变为新型的农业工人。这些社会集团相互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都是自在、自主阶级，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拒绝他人自上而下的主宰。换言之，工业社会通过改造社会结构，挖空了独裁专制的基础，使之即使存在，也犹如空中楼阁。
　　当“开明专制”彰显其能、一路凯歌行进从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将印尼推进工业社会的大门之后，“开明专制”自身实际上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当面对：要么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群意愿，交出权柄、还政于民，从“开明专制”上升到开明民主；要么逆历史潮流、拂人群意愿，抱残守缺，坚持权力私有的又一次重大选择的关头，苏哈托选择了后者。这个历史性错误决策的制定，是出于固执私利的低级本能？还是由于陶醉在“开明专制”的煌煌盛景里不能自拔？或是什么其他？我们难以确切地知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苏哈托此举，实际上就把自己摆在了逆时代趋向、与民众对立的位置上；至此，印尼风波的爆发、社会以突变的形式跃进及苏哈托晚节失守的悲剧性结局，事实上均一一锁定。
　　九十年代以降的印尼社会，宛如一只炸药充盈的火药桶。所欠缺的，惟一根导火索而已。一九九八年春夏之交，导火索拉燃了——它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当苏哈托使出最后的、以前曾屡试不爽的撒手锏——命令暴力机器出动去镇压如火如荼的群众性暴动时，他却吃惊地发现，枪口所对准的，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当此厚积薄发的一击，苏哈托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归宿呢？
　　这具有决定性和戏剧性的一幕，非印尼所独有，以前它在别的国家上演过，以后它肯定还会在另一些国家重演。因为，这不是苏哈托个人的宿命，而是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