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政治与解构

　　政治向来是解构主义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解构主义究竟有何种政治含义，以往的德里达要么是虚晃一枪，敷衍了事，要么干脆就沉默无语。为此德里达本人似乎也没有少受指责。
　　但是司芬克斯咧开了嘴巴，德里达终于开言了。最近五年里，德里达出版的著作中，至少有六本书牵涉到政治的主题。这六本书是：《另一个标题：反思今日之欧洲》、《马克思的幽灵》、《法律的力量》、《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和《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除了最后一本是小册子，六本书都有一百三十页以上的篇幅，尤其是《马克思的幽灵》、《友谊政治学》和《法律的力量》三本书，堪称德里达近年来的力作，今年六月二十日的《纽约书评》，也刊出马克·利拉的长文《德里达的政治学》，对德里达的上面六本书作仔细介绍。德里达何以偏偏拖到此时才开口言说起政治，而且一说起来就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叫许多跟风解构主义多年的批评家，都有点莫名其妙？这个六十年代末叶就崭露头角，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同意在新闻媒介上刊出自己照片的怪人，肯定胸中又有一番思量。不过且让我们看看他说了些什么。
　　《往返莫斯科》中德里达就他的晦涩风格作了解释。德里达讲演被认为是只重表演，不重逻辑。不重逻辑就难以理喻，以致于听过德里达演讲的人，大都不敢自信究竟听懂了几分，坚持到终场的听众，更每每还不到一半。记得一九九四年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位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专程赶到纽约来听德里达的讲演，末了却可怜巴巴地对邻座说，他大概是听懂了十分之一。别忘了耶鲁大学正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发祥地。德里达本人把他充满双关语的自由联想式风格，称为一种自觉的“解交流策略”，目的就是要同逻各斯中心主义划清界限。在收入《往返莫斯科》中的一则访谈录中他说，这样做他是有意在读者的也在自己的肉体上激发起一种新的震颤，打开一个新的经验空间。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何以他的为数不少的读者，到头来总要抱怨不知所云。因为结论原本是没有的，比方说，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尼采。
　　德里达的这一番辩白有一个政治背景。一九八七年，智利作家维克多·法利亚斯发难海德格尔的哲学，指责里面必然牵缠着海德格尔昔年同纳粹合作的不光彩历史。这一声抗议在法国和德国引起了回声，就这两个国家六十和七十年代被海德格尔哲学一统天下而言，现在哲学家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职行为。德里达本人对这一联想持反对态度。但是同一年中，曾经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掌门人，已故的耶鲁大学德·曼教授，被揭出四十年代初叶曾为比利时两家纳粹报纸撰稿，刊出过反犹文章。德里达本人说起来称得上是个纳粹排犹主义的受害者，他似乎始终耿耿于怀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度过的凄惶童年。据他回忆，他这个犹太人的孩子，幼年给人的印象，是常常“无缘无故地哭泣”。据说德里达孩提时代最早的记忆，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但是德里达和他的美国同道们当时对德·曼丑闻的态度太为傲慢，大有解构主义从来不解道歉为何物的意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因此至少是在公共关系方面需要检讨。这里面当然包括对解构主义政治涵义的清楚阐说。
　　《友谊政治学》中德里达阐说了解构主义的政治涵义。这是德里达上述六本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书的基本内容出自作者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在巴黎一个研究班上的讲演。这正是欧洲风云突变，苏联行将解体的前夜。据曾经是这个研究班听众的利拉回忆，每一次讲演德里达必引蒙田语作开场白：“Omes amis，il n’y a nul ami”(噢我的朋友，没有朋友)，然后海阔天空、云遮雾罩地生发开去。但是临到出书作者有过修订，所以面目还算清晰。关于政治学，德里达说，西方整个思想传统一直是被哲学的同一性概念所误导了。因为西方的哲学传统告诉人他与自身同一，进而鼓励人通过加入家庭、阶级、民族这些同质的未经分化的集团，当然还有交朋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寻找这一同一性。
　　故从亚里士多德到法国大革命，德里达发现，每一个好共和国孜孜以求的目标，便是博爱(fraternit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分离的个人因此是被博爱这个自然的血统，联结成了一个整体。但《友谊政治学》中德里达要说明的，恰恰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自然血统。所有那些看似自然的范畴，德里达说，连带由它们派生的社团、文化、民族、边界等等概念，都是语言使然，因而也都是约定俗成。问题在于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不光是掩盖了所谓同一之实体中的万般差异，更在于它们同样也是建立在这些实体的等级关系之上，诸如公民与外国人、朋友与敌人等等。其中先项莫不是高高在上睥睨着后项。这又是解构二元对立概念的老话了。
　　这意味着西方的政治传统将被全盘否定。引人注目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尖锐抨击了他所谓全球资本主义和传媒大一统的“新国际”，认为这是在用前所未有的战争手段来谋取世界霸权。而且依照德里达的逻辑，霸权也好，暴政也好，其根源并不是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或邪恶的政治制度，而是始于语言，最终当还原到哲学。回到前面解构主义晦涩难解的话题，用德里达本人的话说，他是在把语言“中立化”，使之不再向左边或者右边倾斜。语言既然被中立化，那么政治必然最终也随之中立化，至少它将不再这样咄咄逼人，霸气十足。
　　西方的哲学传统以及这个传统所产生的每一种政治原则，因此在解构主义看来莫不显得阴森森鬼里鬼气。德里达本人对此提到过的，即有财产、意向、意志、自由、意识、主体、自我、人格、社团等等多种原则由于上述概念被认为莫不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侵袭，难道它们就理当随逻各斯中心主义一道，被一笔勾销？解构主义是教人以对政治现实保持沉默呢，还是鼓励读者在语言的陷阱中搜索语言的解决办法？德里达以往的回答叫人沮丧又无可奈何，这也是即便对解构主义持宽容态度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对解构主义破坏之余究竟有多少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也总要皱紧眉头的原因。但是现在德里达终于回心转意，明确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有一个概念，也惟有一个概念，足以抗住解构主义的百般折腾，这就是公正。
　　一九八九年秋德里达应邀在纽约有过一次讲演，议题是《解构主义和公正的可能性》，谓解构主义虽然可以也应当用于法律领域，但是它不能也不应当因此损害公正的观念。他的理由是法律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故而是以暴力作为后盾。法律受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影响，因谋算和妥协而变通，故而此一处彼一处各各不同。法律系用文本形式表达出来，故而需要解释，这又把情势弄得愈益复杂起来。其实这一切都不算新鲜，因为它正反映了欧洲大陆法学对法律所持的基本态度。问题因此在于，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法律，以它作为标准来审度各国约定俗成的法律？如果作肯定答复，那么这一更高法律的基础又是什么，是自然、理性，还是神秘启示？
　　德里达所说的公正毫无疑问当属于那一类更高的法律。但是这一至高的法律在他看来并不驻足于自然和理性之上，原因是两者都被卷入语言的解构，因而也终将被解构。自然和理性既然不足道，那么剩下的选择只能是神秘启示。《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说，公正的观念是外在于并且超越了法律，但是这一公正无以通过自然和理性而得到理解，它是一种不可能经验的经验，是存在于一切经验之外的什么东西，所以无从建构。既然无从建构，那么也就无从解构。《马克思的幽灵》中他同样作如是说：公正就像解构本身一样无以解构，这或许就是一种解放的希冀，一种没有宗教的弥赛亚主义，它不同于法律和正义，甚至不同于人权。换言之，它与今天一切同公正沾得上边的概念和现实都不相同，它是理想不是真实，同这个世界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公正，德里达说，但这不等于世人可以放弃等待它到来的义务。所以人必须学会耐心等待，将我们对这个至高公正的期望朝后延宕。实际上我们根本就别指望今天的语言可以表述这个公正。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不如说，解构就是公正。当德里达以化解描述公正的理性话语来为这绝对公正的到来铺平道路，当他将这公正同弥赛亚并提，很使人怀疑他本人无意识中是不是也已在以弥赛亚自居了。
　　德里达一向以民主左派自居，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恰恰也同上面那一番解构主义公正论如出一辙。小册子《万国世界主义者》中，德里达讲到他希望看到欧洲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好客的地方，不光是对移民而言。对于解构主义同完善民主的关系，德里达坚持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摧毁西方人藉以阐释民主的语言，他认为是语言而不是现实才使民主总是不能差强人意。故而只有破除西方政治思想的那一套词汇，才有希望通达一个新的政治学概念。但是反过来看，就算这个目标一旦竟然实现，民主恐怕也难保不成为一个语言无以表达和描述的怪物。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友谊政治学》中德里达得出的结论：民主永远是在即将到来，它永远不是完善的，永远是在将来，即便到了民主果真出现的那一天，它也是从来就不存在。这依然是一个典型的解构主义逻辑。德里达说过，他作为一名左派，希望解构主义的某些内容将有助于把左派运动政治化或者说再政治化，而不是仅仅圈定在学院的范围之中。这可见他其实是非常希望自己的理论能被用于政治实践领域，而不是局限在云里雾里的理论世界。
　　《往返莫斯科》中德里达说，迄今他依然是只要一听到《国际歌》，就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这里可以见出的当然不光是音乐的力量。德里达近年对马克思主义重又产生的浓厚兴趣，确实值得充分注意。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一九八二年M.瑞安《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中，就提到过解构主义反复强调的语言和理论的不确定性，正也可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确定性。瑞安举过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例子，认为他们既是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未能圆满解释上述原则，因为这两场革命都发生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国家。德里达本人当然难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异质性”固然打破了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却是不够彻底，以至于依然是被束缚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之中。被问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德里达基本上也一直采取了兜圈子策略。
　　但是这一切都不打紧，《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近作中，德里达明确宣布，解构主义固然是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可是解构主义同样是运行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挟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是因为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德里达说这一番话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他说，这精神是一种希望，有一个哲学的和科学的形式，它不是宗教，不是神话，不是哪个民族的，这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希望，哪管它永远没有可能实现，哪管它有可能一头钻进本体论的穷途末路中去，它也终将在历史上留下它史无前例且独一无二的印记。
　　此即为解构主义版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与其说灵感是来自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如说是来自德里达的弥赛亚救世主义乌托邦。乌托邦曾经是解构主义鼎力攻讦的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德里达本人终于也功德圆满有了拥抱神话的这一天。毕竟，这是每一个希望看到解构主义正面和建设性意义的读者，期盼已久的。
　　(《文学行动》，雅克·德里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乔纳森·卡勒著，中国社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