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自愿当奴隶”说起

　　《圣经·出埃及记》中讲到“自愿当奴隶”的故事：21：2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21：5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21：6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
　　在奴隶制已被废除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又提出“自愿当奴隶”的合法性问题，犹如晴天劈雳。诺齐克说：“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328页)我们不禁钦佩诺齐克的勇气，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把“自由契约”的逻辑彻底运用。的确，如果接收“自由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第一依据，则我们没理由反对“自愿当奴隶”(诺齐克只是同意取消“非自愿奴隶”)。
　　也许有人会反驳诺奇克：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自愿当奴隶，但这一反驳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历史上，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是强制使然，但也确有自愿当奴隶的情况，罗马法区分三种当奴隶的程序：自愿出卖为奴；战俘为奴以免一死；奴隶的子女。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有六个州存在允许自由黑人自愿卖身为奴的法律。
　　发人深思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最初是因论证自愿当奴隶的合理性而提出的。西方文化中的奴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一书作者，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对此作了考证，该书荣获一九六七年Pulitzer奖。一九七九年，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塔克(Richard Tuck)进一步厘清了“自然权利”学说的演变线索。“自然权利”的要义，在于强调人是自身的所有者(self-ownership)，而不是为上帝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也就可以自愿地把自身转让出去当奴隶，塔克指出，“自然权利”的早期理论家多出自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如霍布斯和洛克所推崇的格劳秀斯是荷兰人)，并非偶然，而是和三国当时是世界奴隶贸易的中心有联系的(Richard Tuck，Natural Rights Theo-rie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可见，“自愿当奴隶”之论源远流长，非诺齐克一人想入非非也。今天，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和中国人都会本能地反感“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自愿当奴隶”在美国也是非法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出该论之误的理由。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情感上拒绝“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我们在理性上也就得拒绝“自由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第一依据。关键在于，“自愿当奴隶”虽不违背“自由契约”原则，但却违背人人具有平等价值(equal human worth)的现代民主原则: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不是与主人平等的人。
　　不把奴隶当平等人看，不仅与现代民主理论格格不入，而且给拥护奴隶制的理论也造成了内在困境，南北战争前，美国法院的一大难题是：当奴隶犯罪时，是追究奴隶的责任，还是追究奴隶主的责任？不是说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吗？
　　卢梭早已点明缺乏平等人格的奴隶制的内在困境。他的当代继承人罗尔斯的著名的“正义论”的第一原则是“平等的自由”(equal liber-ty)，其深义只有明白诺齐克“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错在何处，方可领会。